作为自我认识机制的公开性，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确认。它在一切领域，其中包括对社会思想史的认识领域，都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的主旨在于，提请读者对斯大林几次“跃进”的实践及斯大林政治思维的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世界观根源予以注意。笔者认为，详细地阐述当前普遍称作“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思想根源，早已势在必行了。阐述这些，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影响列宁逝世后的苏联发展的种种因素，可以更加深刻地看清斯大林模式的原因，看清革命工人运动中这一复杂而惨痛时代的原因；最主要的，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方面分析一下我们自己的社会思维，通过我国思想史这面镜子看清今天，看清我们的论争。同时，笔者认为，这样论述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必定促使人们积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把过时的、经不住实践检验的那些关于未来的某些论断，从马克思主义的坚实内核（方法论、价值体系）中清理出去。
一、论思想禁区
不久前，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在我们说出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的全部真相以后，在列举了斯大林的条条罪行、桩桩劣迹以后，在社会思想发展的道路上，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了，丧失了几十年的哲学分析能力，独立思考历史、世界和自身命运的能力，最终会在我国复苏。似乎是，假若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推翻虚构的偶像，那就必然会有足够的勇气抛开虚构的真理。
的确是这样：起初，正确思想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在苏共二十七大的几天会期内，半个多世纪苦心构筑的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堡垒，一下子就被摧毁了。人们还想说，我们的改革是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不会导致编造新的神话（像过去常有的那样），而且相反，会让人们学会现实主义，使人们可以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看待世界的革命。
但现在，人们越来越坚信，作出这种乐观主义的估价还为时过早。突破昔日思想保守主义的屏障的缺口确实太大了，不仅有真理，还有假真理，甚至有明显的谎言从业已打开的缺口涌出来。
人们对过去已作了大胆的、几近于革命性的批判，对有关斯大林的人品的政治和历史神话也给予了揭露。但这种批判和揭露本身，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提高我们的思考能力和弄明白我们自身如何、从哪里来、现在怎么办的能力。当然，像评说一个普通人一样评说一位国家领导人，实事求是地指出他的罪状和谬论，在俄国一向是件极其伟大的进步之举。而现在，在沉默了半个世纪以后，贬低改革的精神成就和道德成就，恐怕就太不像话了。
但是，对一些不难戳穿的政治神话的揭露，往往会导致承认和宣传另一些神话——更加似是而非，因而也就更加危险的神话。而对过去的东西所开展的激昂、真诚的批判，往往只能冲淡研究过去的兴趣，使思想迟钝。
请您自己判断一下。现在，我国一些文学家正向社会宣扬一种观点，说是我们俄国人生来就不想过好日子，不想拥有像样的医院和精致的计算机，而是为了建设“独一无二”、“别具一格”的经济，要以自己安贫守穷、追随“忘我的思想家”的美德而令天下人瞠目。难道这不是一种谬论吗？
现在有一种所谓的“成年人哲学”，在几家大型刊物上教诲人们说，斯大林，就是那个扼杀了俄国农民阶级所有精英、泯灭了具有自己传统和瑰宝的俄罗斯民俗的斯大林，原来是潜在的斯拉夫主义者，是俄国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家。难道这不是一种谬论吗？
于是我们可以感觉到：许多描写斯大林和20世纪30年代的人，全然丧失了健全的理智和现实感。如若不然，他们怎能想出斯大林热月政变，20世纪20年代末发动反革命政变这种目前很时髦的观点？还有什么，1917年十月革命开创的历史和形成的意识形态在1929年戛然而止，后来这些年的“大转折”乃是向革命前俄国的倒退。
我个人感到，编造目前颇为流行的神话，例如斯大林“左”倾主义的跃进（其中包括集体化），起源于农民阶级，这恰恰是为了回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受挫的理论原因问题，回避党内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对斯大林主义应负的责任问题。
目前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在改革条件下的今天，反而比前不久更难以使马克思主义摆脱某些典型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谬见了。
几年前，当我们论及完全取消农村个体小生产、变农民为农业工人的观点和建立大农业工厂的观点是出于马克思的著作时，按当时的认识，我们还有理由拿所有这些预言性观点同实践这些观点获得的成果对照一下，甚至有理由思考一下，这些观点在将来能否实际应用。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反对拿社会主义理论同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对照，然而这些疑义始终不具有原则性质，因此一般都被轻易驳倒了。譬如，一些哲学家说，现在似乎还不到批判地思考《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确立了完全以全民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无商品、无市场的纯社会主义观）的时候。这些哲学家断言，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这首先因为，马克思的理论预先考虑到了比始于我国十月革命的建设新生活的经验更长远的阶段。
然而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对照看成是一种重要的论据——用来反对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景，贬低马克思主义业已显示出来的实践意义的论据。诚然，我们已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不完备，并非包罗万象。只有将来可能获得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经验，才有可能把一切说得一清二楚。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经验与将来可能获得的经验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已经有了，现在就存在着；而将来的经验不过是原则上的可能性，有待获得理论论证。今天的经验，在科学性方面当然具有无法比拟的说服力；较之将来的经验，它更能说明各种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科学争鸣中，希望毕竟不是论据。
总体说来，几年前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对照，被认为是通常的、必要的做法。而现在，假若相信目前批判性政论作品的论断，那我们就失去了从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角度出发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例如，假若我们同意哲学家И.克利亚姆金的观点——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既与马克思的又与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它——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乃是性格易变的宗法制农民被激发的意志的产物——那么，我们简直没有任何权利拿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进行对比了。
看来，这一禁忌不仅是针对我国的，而且是针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那里的社会主义也是按照斯大林的新社会模式构建的）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从苏联移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土壤之中的）更新的过程方兴未艾。此外，也有几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还抱着一种看法：从基本原则上说，社会主义的命令模式，生产资料的全盘公有化，最充分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
应该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其思想基础相悖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与20世纪的革命工人运动毫无关系，它未必仍能变成现实。因为，假如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基者直接继承人的共产党人，尚且不善于合理地运用它，那么，21世纪的共产党人就更不可能在150年前产生的思想的基础上，搞他们自己的实践了。
科学社会主义脱离现实社会主义时，总是悬在半空的，它顶多像耶稣在山中的说教一样，占据着下知几百年、纵览各民族的规范理论地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坚决反对把他们的学说解释成这类神启和对未来的预卜。
当然，若把斯大林连同他的政治实践、社会主义观点，完全从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抹掉，该有多好。把斯大林战胜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里的全部对手，比作拿破仑的热月政变，把他的胜利想象成反革命政变，想象成对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想的彻底背叛，多么痛快淋漓。只要赞同这种令人神往的观点，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于是斯大林受到谴责，对理想的信念得以保全，理论的“纯洁性”得到恢复，等等。
就人情而言，接受这种观点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人们难以接受的是，与我们的全部生活密不可分的运动受挫的原因在于该运动本身，在于它的自身失误和错误。人们宁愿相信，在所有方面罪在敌人，罪在某些外部的偶然情况。正是这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还在20世纪20年代就养成了动辄追究“敌人”和“暗中破坏者”的习惯。我想，正是我们政治思维的这种传统，才给了我们一个“热月现象”。З.H.涅姆佐娃，这位经历过斯大林集中营之苦的党内老战士，在答《星火》画报记者问时想让我们相信，1937年至1938年的大镇压，是潜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白匪和宪兵策划的。记者A.拉泽布尼科夫则宣传另一种观点，说是斯大林本来就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和坐探。A.布登科写道：“很难让人相信，个人崇拜时期的政治制度，连同该制度的大镇压、反人道主义和技治主义立场，还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政治统治。说工人阶级的政权完全能干出这些事，这是一种诬蔑。不如这样认为更正确：斯大林及其亲信篡夺了阶级统治权，全面地歪曲、改变了工人阶级政权，重演了背叛工人、农民和职员利益的波拿巴故伎。”
把斯大林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分开，倒也痛快。但总不能不考虑到，如此一分开会导致什么。此外，总得从实际的历史事实出发吧。
必须看到，热月政变的假设，一下子就会大大冲淡对所有其他可能的原因的兴趣，确切地说，冲淡对斯大林主义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其理论前提的兴趣。因为，我们越是对这个“革命事业的叛徒”的劣迹感到气愤，就越疏于思考革命本身、革命的内在客观矛盾、“左”倾激进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关于革命暴力的辩证法，等等。大部分论述斯大林主义的著述者（B.谢柳宁、萨拉斯基娜也许不在此列），都不愿看到这些棘手的、我国革命中完全被忘却了的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已故的Ю.特里福诺夫在《老人》一文中已开始论述这一命题，遗憾的是这种论述并没有继续下去。革命辩证法、社会知识在历史进程中的体现、集中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辩证法，也就是我们于1917年开创的事业的深刻矛盾，终究没有成为深入探讨和认真研究的课题。
由此而造成我国当前思想界的一桩怪事。批评禁区的缩小，并未导致哲学思维开放区的明显扩大。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线，绝大部分写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都无法逾越这条线。这条无形的线恰恰横在这一时期悲剧层出不穷、我国革命受挫的次要原因与其主要原因（对此我们尚未开始认真思考）中间。
迄今为止，对最为复杂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主要还是点状研究。譬如，总是不能把1929年的选择，把当时工业化规模和方法的选择，同俄国发展的主要选择，同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很少有人把集体农庄制思想同与之同源的余粮征集制思想，同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和思想观念联系起来。
我们已从实践方面阐述了斯大林的全部失误和严重错误，说出了他的全部罪行，说明了他的政治冒险主义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怎样的危害。但对于完全不属于他个人责任的失误和错误，对于革命工人运动的悲剧和迷误，对于时代的迷误，我们却缄口不语。
揭露斯大林迫害所有其他大革命家的罪行，仅此一点当然不能把我们引向通往真理之路。从一方面说，总是偏重于揭露，我们会失去历史具体性，看不到真理。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没有任何理由把斯大林主义的形成（20世纪30年代）从我国革命的一般发展逻辑中一笔勾销，而且更没有理由把1937年和1929年割裂开来。
不知何故，我们的政论家忘了，斯大林不仅是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巩固了个人专权。须知，他还改造了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按照理论规划建设了社会主义，试图尽快地使俄国走向1917年10月开创的共产主义。
我们何必欺骗自己，把斯大林及其事业神话化呢？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活动，都是他上台前早已开始了的革命运动的产物。先有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因此，我们应该拿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同斯大林本人关于集体化社会的见解进行对比，然后再拿他已完成的事业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对比。
一座刚刚建成的大厦出现了裂缝，一个办事认真的调查组应当怎样做？先从哪里着手？当然先从大厦设计图的技术鉴定开始。只有当肯定总规划中无一纰漏之后，再去检查施工质量、建材质量和建筑人员的技术水平。
列宁分析1921年初席卷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原因时，正是这样做的。他没有因为农民想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支配自己的收获物而指责他们。他没有因为工人想得到自己的劳动报酬而责备他们，列宁思考了把国家引向危机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战略的根源和哲学依据。他承认，仅凭热情和觉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生产和生活共产主义化的思想是错误的。
而研究1929年大灾难和其后20世纪30年代大悲剧的政论家和社会学家是怎样想和怎样做的呢？他们来了个本末倒置。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划问题，只存在坏干部问题——对交给他们的工作，似乎是不想干而且也干不了。
这种治学态度恐怕称不上是认真负责的。当然，为我们俄罗斯的启示录——20世纪30年代的悲剧而痛心和愤慨，是正当的。我们自然不应忘记，一百年前，我们还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几十年来，奴性在民族心理上还占着上风，甚至至今我们还未彻底摆脱它。今天，还有不少人害怕言论自由和独立思考。但既然我们确信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第一选择，既然我们希望改造我国社会，既然我们向往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在研究过去的时候，恐怕还得从起因开始，从言论、规划和我国的理论原理开始。因为社会主义恰恰是历史上唯一以理论规划为基础、有意识地建设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正确性，人们对主要事物、对自己生活中所遵循的东西进行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就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决定性意义，甚至是决定一切的意义。不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剖析，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对理论规划的了解，就其意义来说，简直不能与例如对20世纪20年代末工人、农民在党内的百分比的了解，或对大转折前夕有多少无马户农民的了解相提并论。我们的政论家不惜笔墨大写俄国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事业中如何不肯努力，却没有一句话能唤起读者对“原始规划”这一词汇的兴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从这一角度出发阅读了O.拉齐斯、约宁等人的文章，他们的文章有不少有趣的观点，同时也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佐证。然而他们只字未提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原始规划，未提社会主义蜕变的理论原因。其实作者们明白，评价任何事物，都不能拘泥于细枝末节，也不在于无关宏旨的哲学机敏和哲学论辩。问题在于那些用以武装执政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决定亿万人民生活和命运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大厦设计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当然，预测未来，尤其是预先拟定社会主义大厦的规划，免不了要犯些错误。理论家一向只能确切地知道已有的东西，就是说他只能与不完全的知识打交道。他无从知道人类将来可能会有的经验。但同时，他又必须推断未来，必须意识到生活中尚未完全表现出来的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结果。
因此，最重要的是在缺乏必要的完整知识的情况下，仍要超脱已有的和现有的事物，描绘生活，驾驭生活，拟定未来的蓝图。
可是，正如我国革命所证实的那样，事件往往猝然发生。当人们尚未确切地了解应如何按新方式生活，应向何处去、如何去的时候，“不能再按旧方式生活”的局面，往往已先期形成了。正当列宁写道必须开始行动的时候，那里已可见到始料不及的现象了。的确，列宁从不讳言，我们不得不“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只是后来才“看到了象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3]。
看来，当我们了解了所有这些，并实际投身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我们大概也仅仅是考虑了一下如何避免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错误，如何纠正我们对未来的认识使之更可靠，如何发现新的“发展”。
现在就出现了这种绝无仅有的情况，大家都要求和期待着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新见解，开展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争论。放弃了昔日只宣传成绩的文过饰非的做法，不仅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大厦框架的所有基本结构，而且使我们有可能看到其通过斗争建造的社会主义基础部位。现在已经看清了：其结构的缺陷不仅在于斯大林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始蓝图（毋宁说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歪曲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的目的和意义），而且还在于理论观点脱离生活，不能充分地预见未来。
譬如，现在已无人反对批判20世纪30年代所搞的畸形的、兵营式的和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了。但这种批判总是尽力回避我国兵营生活的结构原因，而且偏离了中心问题：在取消商品、取消市场的基础上，还能建设非兵营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吗？
无论是对于思考未来的人来说，还是对于想搞清过去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个核心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在所有国家里，只要反对市场、反对商品货币关系，必然会导致独裁主义，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加强行政体制，强化官僚机构。这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并没有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不存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有关的历史经验。列宁临终时觉察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愿按这个思路思考这个难题呢？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死钻那些虽说重要但仍属局部性的问题（例如谴责官僚及其特权）呢？为什么实际上离开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原理和社会主义观念的问题呢？
对于批判斯大林强制建立集体农庄政策的政论作品来说，这种观念思维的缺陷尤为突出。有几位作者（Я.什梅廖夫和B.巴什马奇尼科夫除外）在《十月》杂志上著文，谈及这个问题时，不自觉地造成一种错觉，即一切都属于两难推理：要么以突击的方式，要么以非突击的方式建立集体农庄。据说，倘若斯大林听了恩格斯的话，让农民私有者有可能“操心自己的一小块土地”，那我国的命运就会大不相同了。
但现在，从我国及外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全部经验的角度来看，这种两难推理法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并在1988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以后开始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些问题。用不着以什么观点（为了纠偏，就该回到恩格斯就集体化农业所描绘的图景）聊以**。
现在促使我们接近真理和生活真谛的问题的本质，完全在于：是否应该一无例外地在农业部门追求生产合作化？把农民变成在一个大国有农场中按计划耕作的工人，是否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把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家庭结为统一整体的农民生产组织，是否真的符合时代要求？国营农业生产组织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科学论证？土地国有化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
除集体化问题外，还有几十个其他的“难题”，这些难题虽然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认识进程中产生的，但与斯大林本人并无直接的关系。
下面我们仅举其中几例，让读者自己更加确切地认识这一禁区：不知何故，无论是我国的科学界，还是我们的政论作品，都极力找借口回避这个禁区。
当所有社会成员都按照无产阶级国家的雇佣制干活，没有独立的、不依附他人的生活来源的时候，个性自由和民主能有可靠的保证吗？当人们坚信社会化的和集体化的农业劳动在经济上是必要的时候，能避免对农民阶级施行强制吗？革命先锋队的思想能通向社会平等的新形式吗？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纯粹”的、直接的形式，能带来比“不纯的”、间接的形式更高的效率吗？20世纪人类发展的经验，能为维护以前的信念（相信有可能完全克服世界观的多元论，克服宗教意识，克服多极性）提供论据吗？有必要竭力消除组织和推动人类生活的一切传统机制（包括我们称为“宗法制”的机制）吗？
当然，这是些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找到答案。但我们又无权拖到将来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无权让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继续蒙受损失，无权让我们后代的利益为了保全加米涅夫关于工人阶级“不可能犯错误”的奇谈怪论而继续蒙受损失。我们现在常说，历史不允许我们拖拖拉拉地纠正错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何不鼓足勇气，尽量揭露主要的错误，说出主要的真理呢？
我想，向主要真理迈进，必须从判定现已不足为奇的和众所周知的真实情况入手。真实情况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斯大林的思维还是他的社会主义观念，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有代表性的。至少，我们应像30年前苏共二十大以后那样，鼓足勇气，认真研究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政治经济实践基础的哲学社会观点和刻板的思维公式。
让我们进一步综合考察一下我们社会思维和政治思维的弊病。
不知为什么，现在就连说明如下一点都很困难：作为个人的斯大林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中，尽其能力和修养领会经典作家的理论遗产，总体说来，他的著作和讲话始终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的范围。
何时、怎样和为什么能够篡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存在着被人篡改的前提条件呢？
就斯大林是小资产阶级的蜕化变质，就其宗法制的认识根源写几篇文章，当然要比给自己提出并解答一大堆难题来得容易。但现在要回避这些难题已经不可能了，十月革命领袖们的著作刚刚为广大读者所理解的时候，这些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
当时很快就暴露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终极目标的理解，不但与党的其他领袖（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毫无二致，而且与他的死敌，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考茨基一般无二。后者虽然坚决反对斯大林搞强制集体化，但同样是相信取消商品、取消市场的，即如他所认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是可能的。他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走投无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化标志着，企业今后不应像资本家掌握的企业一样，成为利润的来源，而应成为可以更充分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提高工人福利的武器。企业经营的结果不再是满足资本家，但它必须满足消费者和工人。”
试拿考茨基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与斯大林在其《论苏联农业政策问题》（1929）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中就这一命题所写的东西比较一下，你们就会相信，两位作者依据的是同一个关于未来制度终极目的的观点；在最主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之间并无分歧。
斯大林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考茨基论集体化生产目的的词句。正如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跟在斯大林后面所重复的那样，这一目的的本质在于以最新技术为基础，通过不断提高和改进社会主义生产，确保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无独有偶，考茨基关于工人与资本家不同，工人可以满足于最低利润或根本不关心利润的推测，同样被斯大林奉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尤其是在集体化阶段（当时的经济效益因农业社会化而每况愈下），斯大林更加强调这个“规律”。
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领域举世公认的权威，托洛茨基的支持者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说，社会主义可以长期满足于最低利润。他坚持说：“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但在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则不惜以最大的亏损来追求产品的最大数量。”
假若再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著作，那么大家会发现，其实斯大林在许多地方都在拾人牙慧，甚至他的加速工业化的思想也来自普氏。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及其首要任务的见解，在本质上不可能有别于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所理解和考虑的东西，因为这些见解依据的是相同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波兰著名哲学家、波兰工人运动的老战士A.沙夫前不久在答克拉科夫《大厦》杂志记者问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一点。这位学者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斯大林成为俄国独裁者之前早就表现出来了。它存在于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见解中：“人思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应该思考什么。”——沙夫这样确切地表达了这个见解。沙夫说，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在他闻名于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最充分、最准确地道出了斯大林主义的这一哲学实质。沙夫补充说，在这里，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知道人应该思考什么，只有党才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这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把科学认识“人应该思考什么”与日常认识“人思考什么”割裂开来，把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世界观”同农民群众的落后世界观对立起来，这种做法本身并不会自动导致各种各样的滥用职权和镇压活动。一切取决于社会的法制水平，取决于能影响事件进程的人的道德和精神的成熟程度。但一些人自以为比别人更了解真理，知道他人不知道的东西，这种信念本身，特别是在非常的政治条件下，就可能成为替所有暴力作辩解的根源。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夸大了理论认识和革命先锋队的意识的同时，竟不由自主地把革命领袖统治人民的权力抬高到难以想象的高度，抬高了那些以历史规律的名义行事的人。由于对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名义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批评，因此，哪里出现了不符合对未来的理论预见的情况和出现了对政治随意性的危险，哪里的主观主义和独断专行的危险便会增大。
确实像沙夫所说的那样，斯大林这个人颇为狡诈，他从来不像卢卡奇那样公开地说出自己的“金科玉律”。“除去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激化这一论断外，他所写的东西从不与马列主义相悖。”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这样认为。许多听过斯大林讲话和仍然记得斯大林时代的人，也都这样认为。至少，他们谁也不会同意把1929年“斯大林的伟大转折”与科西嘉伟人的热月政变相提并论。
1937年被镇压的乌克兰共产党著名活动家B.П.扎东斯基之子、乌克兰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Д.В.扎东斯基写道：“拿破仑迫使法国人接受的，是第一任执政官，然后是皇帝，这与启蒙派想象的理性王国毫无相似之处。而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塞给我们的东西，初看起来，简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计草图的复制品。尤其是这些确实仅仅是设计草图这一点，更搅乱了局面。甚至列宁都认为，共同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自然是有的，但要在一个单独的，而且像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
至于斯大林，扎东斯基写道：“他努力保证字面上不出差错。”他熟悉自己的事业。关于党是圣剑骑士团的说法，把普通人的作用贬低为“螺丝钉”的说法，关于阶级斗争将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尖锐的观点——也许这就是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精神的所有明显的理论偏离。人们在列举斯大林对科学共产主义的修正时，经常遇到的，充其量不过是这些寥寥无几的实例。
很难证明1929年以后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在斯大林手中只剩下“空泛辞藻”和“理论外壳”了。总之，把斯大林思想和观点的观念意义同其政治经济内容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这些或那些思想的哲学内容和社会经济内容，都从本质上决定着实现这些思想的形式，最主要的是决定这些思想能够存在和再生产的精神气候和社会心理道德环境。斯大林过于坚信存在着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性，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很快崩溃，坚信经典著作中对共产主义未来的理论预见的全部规定都能实现。斯大林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极其藐视基督教的一切道德价值。斯大林是私有制不共戴天的死敌。
恰恰在如何看待宗教、私有制和农民方面，俄国传统的保守主义与我们现代的、反改革的保守主义（不赞成彻底的经济改革和公开性）之间有着根本区别。因此，那些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俄国宗法制传统复兴的人，未必是正确的。
俄国宗法制保守主义自有其过，但它并没有我们那些死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人那种顽固的念头，想再来一次尝试——把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折腾一遍，然后按照乌托邦的欧文公社原则安排生活。这仍然是一种保守主义——永远处在破坏、折腾和摧毁的状态。我们当代的保守主义维护的是特殊的静止状态，它竭力保持摧毁合作社、家庭劳动和市场这一昔日总方针的稳定性。它也渴望不断的动**，然而这种动**要能使它保住支配他人生活和思想的权力。
当前局势的全部复杂性在于，在我们的保守主义者的著作和口号中，很难找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那些习以为常、老生常谈的见解，乃至不符合马克思原文的情况。斯大林的著作和口号也全然如此，他也倾向于完全赞同经典作家，每当他偏离原理的时候，必定解释一下缘故。
譬如，斯大林清楚地记得恩格斯说过，共产党人应站在小农方面，并“给他们尽量多的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他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引用了恩格斯的《德法农民问题》一文中的这句话。但与此同时，他又武断地认为，俄国与欧洲各国不同，用不着等待，因为农民无须“考虑考虑”——俄国共产党人遇到的，是全然不同的农民。斯大林论证加速集体化的论据，恰好非常接近现在某些政论家的论据：论证俄国宗法制农民必定能“安于”集体农庄。斯大林以平素那种浮夸的言辞问道：“怎样解释恩格斯的这种初看起来似乎过分慎重的态度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什么呢？”然后自己回答：“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农民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农民）很难离开它。西方的农民就是这样。……能不能说在我们苏联也有同样的情况呢？不，不能这样说。之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不存在把农民束缚在他们的个体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制。之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实行了使个体农民易于转上集体制轨道的土地国有化。”[4]
在提倡讲实话的今天，我们起码应该承认，正是农村生活愚昧落后，社会主义与小土地生产（即在自己一小块土地上进行生产）格格不入的论断，被斯大林用来论证集体化的正确性。假若他无法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作剥夺农民的挡箭牌，恐怕他也得不到党内的支持。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斯大林把马克思关于农民阶级是新资产阶级的解释，当作他论联共（布）党内右倾的基础。
研究20世纪30年代实践的学说根源和理论根源，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我国发生的事件，而且可以为我们检验马克思主义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条件。理论只有具备符合实践、符合其应用结果的能力时，它才是有活力的。为了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检验，理论应该用历史实践这面镜子照照自己。
要知道，正如充满矛盾冲突的我国历史教给我们的那样，援引马克思语录，甚至引得无懈可击，也并非始终都是足够的和全面的论据。我们不可忘记，斯大林也像托洛茨基那样，正是从马克思主义之中得出了自己的见解的：必须彻底取消小商品生产、个体劳动和单干。
因此，在这场关于我国现实社会主义承袭关系的论争中，求实的态度是唯一可行的。至少，求实态度可以使我们科学地、唯物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我们有权，而且应该问问自己：马克思的理论中哪些经证明是正确的，哪些是我们要继续遵循的？马克思的学说中哪些仅仅对于当时即19世纪来说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哪些地方犯了错误？
我们不应害怕这些问题，不应忘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给我们这些共产主义接班人留下的遗训，就是要我们这样正确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自己是学者，仅此而已，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变成了下知几百年的预言家。他们自己则认为，他们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与当代社会不同的观点，“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5]。
在养成合理地怀疑，其中包括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的习惯以前，我们“永远摆脱不了奴性”。我想，这里用不着玩弄术语就能解释清楚：怀疑本身并不等于否定，这是自然的；但怀疑却可以揭露错误（如果它存在的话），进而避免其可能造成的惨痛后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犯错误，也是合乎情理的问题。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像所有真正的革命家一样，也有过偏颇，甚至是严重的偏颇。例如，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恩格斯关于父母可放弃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的观点，关于解散家庭、取消遗产的观点，关于未来社会既无人力车夫又无建筑师的观点！
无疑，也有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忠于它们仍然是我们精神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应该恪守并全力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人道主义，它相信工人阶级、每个人和人类的创造力，它相信人是理智生物、能够成为自由人的观点。今天，我们非常需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需要它机敏的灵活性，它具体地、历史地进行思维的艺术，它对现实采取的批判态度。
然而我们难以苟同的是：社会主义真理早经发现，社会主义的蓝图早经画出；说什么没必要“第二次发现新大陆”，所缺的只是虔诚、认真地建好经典作家已深思熟虑过的东西。可以肯定，这种观点根本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科学地、负责任地对待我国的前途了。
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不可能到了20世纪末仍然绝对不变。实际上，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被当作“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奴隶主义，也可能是传统惰性的当代表现。马克思在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不得不提醒俄国读者，说他是学者，不是预言家，他从未向自己提出给所有时代、所有民族寻求历史日程的任务。他坚持说，构想未来和不可更改地宣告当代的现成答案——这不是我们的事。
今天，认为马克思写的一切都是终极真理的旧信条，未必是有益的。试想，如果我们再来一次，即第三次（战时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干预市场以后的）尝试用马克思的方式，即在直接产品交换和自上而下地制订绝对指令性计划的基础上建设我国经济，那我们的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却要勉强坚持既缺乏坚实的基础，地位又发生动摇的信念，这是幼稚的表现，是精神和智能不成熟的表现。相信、幻想和义愤当然要比判断、怀疑和分析省力，而丢掉教条主义的幻想要比改变这种幻想造成的思维方式更容易。至于人们把自己的政治命运或生活幸福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教条，我就无须再说了。
所有这些都说明，现在必须认真地、公开地检验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学说，关于理论预见与其实施结果相互关系的学说。这不仅对于摆脱所有长期阻碍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观念来说，而且对于改善党内、社会内的精神状况，激发人们对待理论的积极态度，摆脱标语口号式的马克思主义，促进独立思考的兴趣来说，都是重要的。在斯大林问题上讲明真相，应相应地唤起我们自我反思的兴趣。要知道，假若我们最初的思维结构也和斯大林一样，起源于同一些基础性的真理，那么，我们也免不了从悬崖跌入暴力和罪恶（像地下革命家科巴[6]所干的一样）的深渊。谁也无法使我相信，此人刚一降生，就注定将是人类史上的最大恶人。
历史学家M.格弗杰尔在一篇文章中告诫人们：“不要因为自己在精神上接近斯大林而感到惶恐，应该看到这种接近，把这理解为是为了克服自身的斯大林的东西。”我想，他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就可能‘无意地’变成危险人物，变成对自己、也许对他人都构成危险的人物”。因为对往事不加沉思，会使许多最坏的偏见复苏，会产生奴性和不折不扣的谎言。大概最令人担忧的，还是闭塞历史意识涉足政治之路。
我想，这不是多余的担心。社会科学家疏于评价其思想的道德内容和社会政治效果。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即进入社会科学殿堂以前，先得把灵魂典给魔鬼，休问善恶。直至今日，许多人还确信，挚爱历史规律要胜过热爱生身母亲，而历史规律与善是不能并存的。
甚至在我国由改革哲学所造就的新型历史政论作品中，这种动因仍是顽固的。令正常人感到震惊的是，对他人、对陌路人的生死仍未克服的冷漠态度，至今还在使我们靠近斯大林。《新世界》的某些作者证实说，在俄国，没有“绞肉机”就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和技术进步，因此应该珍惜和理解这部“绞肉机”史。他们要让社会舆论相信，20世纪30年代初的集体化和人的大量死亡，是对农民缺乏理智和“好吃懒做”的惩罚。在另一家大型刊物中，有人试图证明，党内知识分子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不曾有过镇压，有的只不过是报应。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规律都被斯大林的（与马克思主义不沾边的）宿命论理解为无法战胜的力量和难逃的劫数。无论在那里还是在这里，都坚决认定，阶级立场与道德立场无论怎样都是水火难容的。有一些阶级和社会集团只是值得赞许的，有一些阶级是无权做人的。
当然，即使在改革的条件下，不忘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的真理也是重要的，不忘历史学家Λ.奥夫鲁茨基在《苏维埃文化报》上提醒千百万读者注意的如下观点也是重要的：斯大林的冒险主义和个人崇拜产生于“大多数农民群众政治上的愚昧，和农民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心理。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本质在于，从我行我素的无政府主义，转而急切地渴望‘铁腕人物’”[7]。
但今天，机械地重复基础性的真理能有多大用处？这类研究能否推动思想前进和我国社会前进，并有助于克服由来已久的蜕变？喋喋不休地论证农民阶级的政治缺陷和社会缺陷，谈论党发生了小资产阶级蜕化，唠叨宗法制农民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有什么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
还有，最主要的是，即使同意他们关于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的观点，就能克服斯大林主义吗？同意了这一点，继而就得承认，斯大林极力要把这个似乎阻碍俄国建设新社会的阶级从地球上清除掉的做法是对的。
如果说我国社会主义历史中的全部灾难都来源于农民，来源于农村思维和风俗的话，那么就应一走到底——根除自身的“乡下佬”残余，彻底打破农民习俗，完成变农民为农业工人的事业，建设大粮食工厂的事业。平心而论，在分析“左”倾主义如何危害我国革命这类复杂现象时，类似的偏见和片面性都无济于事。
譬如，假若O.拉齐斯能从其产业工人阶级具有绝对的政治稳定性和经济现实主义的论断出发，引出对离开农村者的全部政治责难的话，那么，H.安德烈耶娃[8]为什么就不能从这个世界观根源出发，对知识分子（如对俄国自由党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后代）产生恶感呢？M.格弗杰尔是正确的：斯大林连同他关于阶级立场的生硬概念并没有死，还活在我们中间。当我们继续机械地重复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基础性真理的东西的时候，竟懒得思考一下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真理的现有经验。
或许因为这点，我们才不愿意深入理解斯大林问题的实质，怕看见自己的真相；怕知道，如果我们不能放弃昔日思想的话，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最近已有数百名文化和科学工作者，公开表示不赞成所谓安德烈耶娃的信，不赞成她的反改革宣言。但请注意，大家批判的都是她的政治观点，谁都没有严肃地论及这些观点的世界观根源，没有论及她所使用的阶级斗争、阶级立场等概念。须知，她没有说出一点新东西，她只是向社会重提了几十年间深深刻在人们头脑中的哲学真理和政治真理。问题在于我国传统的对立，即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明天利益与今天和昨天的利益、有意识的要求与自发的要求、科学思维与日常思维和宗教思维、集体因素与个人因素、政治立场与道德意识和经济意识、人类道德与阶级道德之对立。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教条主义者历来把产业工人阶级及其核心的社会政治美德，同其他所有非无产阶级，首先是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缺点对立起来。
放弃就这些原则同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进行辩论，等于不战自溃。这是一条通向比任何谎言还坏的伪真理的道路。举例来说，假若您像拉齐斯一样赞同这一观点，即“集体农庄制”（也就是借助派工单组织土地耕作，每天都要指派“去哪里，干什么活”）原则上符合农民阶级的利益：“集体化本身并不完全坏，坏在实施集体化时方法走了样”，那么，您就再也无法论证农业部门现有变革的必要性了：家庭承包、租赁制的必要性，恢复农民被剥夺的经济自主权的必要性。倘若集体农庄像其创立者构想的那样，确实符合农民的利益，何必还要开展1988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拟定的新的农业革命？答案很简单：按照斯大林的图样创立的集体农庄制，与列宁设想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制度，毫无共同之处。
只要赞同哪怕一条斯大林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教条，你就会失掉为争取改革而斗争的阵地，任何一个改革的敌人都会把你逼到一个角落，把你打倒在地。
斯大林时代的教条要求一定要“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简直无法理解，拥护改革的人会接受这种教条。持这种态度，怎能找到论据来维护人民和个人掌握全部民族文化的权利？又怎能反驳有人提出的这种观点——仅仅运用“无产阶级这半边的”文化，就能造就精神充实的、善于思考的个性？
假若死抓住旧观点——似乎存在着这样的阶级和人，他们不能以自己的智慧理解自身的真正利益，必须使劲拖着他们奔向幸福——那么就不可能建设法治国家。假若死抱着过去对手工匠人的歧见，用小资产阶级如何可怕来恫吓社会，拒不放弃关于有可能创造出“纯”无产阶级文化的信念，那么，就不可能在国内恢复服务领域，恢复正常而适宜的生活习俗。假若同意抛弃过去文化的主张，那么就不可能保障创作自由、争鸣自由和思想自由，保证知识分子免遭安德烈耶娃一类“批评家”的攻击。
总之，如果我们还保留原来的观念，即认为只有彻底摧毁旧事物人类才有幸福，恐怕一件好事也办不成。法治国家同样是资产阶级文化的遗产，信仰自由也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如果说文化就是素养，即抑制人的兽性和破坏力量的机制，那么，人类就需要有统一和强大的文化，切不可削弱这种文化。
假如我们还像过去一样坚持认为，阶级道德高于全人类道德，农民阶级自身找不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不知道自己应如何工作，不晓得对它来说什么好、什么坏；假如我们仍然认为，我们不需要市场，认为贸易和企业家的活动必然导致人格退化和无人性，那么，我们不必自找麻烦了，不如索性与安德烈耶娃沆瀣一气，重新回到不久前的过去去。
二、“纯粹的社会主义”命途多舛
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但如果细想一下，斯大林主义的绝大多数批评者并没有同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在主要方面划清界限。社会思维的最初模型是一样的，都是依据相同的图纸构筑的。不论是斯大林主义的拥护者还是其反对者，都把社会主义运动想象成一个从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身上摘除异己部分的过程。不论是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还是其批评者都认为，社会主义是要消除以前的多种社会经济形式，首先是消灭小农生产；没有强迫命令，不使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受中央统辖，就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划性；为了抵御小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就只能采取使社会无产阶级化的做法；要使社会主义起步，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灌输无神论会带来无可争议的益处。
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们既然把这些奉为公理，也就不可能和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们划清思想界限了，因此也就不能在关于国家未来的争论中采取积极进取的立场。
能否容忍这种事态呢？
今天，即在现实社会主义史的第八个十年里，假如我们怕麻烦而不对斯大林所遵循的那些原则进行批判分析，那我们简直无权评判他的作为；如果我们忽略斯大林主义，即斯大林分子的思想底蕴，那我们就无权仅仅谴责斯大林分子及其罪行。不然，事情就会成为从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立场去批判20世纪30年代，这是拉我们向后退，即退到列宁逝世后为夺权而斗争的所有党的领袖人物都有的那些关于社会主义任务的狭隘观念上去。
所有这些领袖人物，也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患有庸俗的社会学不通症。他们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看成是一部简单机器的运转，过高估计了技术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因素。他们把社会进步看成是形式愈来愈整齐划一、在经济上及在人类存在本身之中彻底排除自发因素的结果。简言之，他们大家，即所有这些首领们（大概只有Н.И.布哈林除外），都患有对人类生活的丰富和复杂性估计不足的毛病。
当时大多数共产党人并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对生活进行革命性革新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例如，很少有人认真思索，使所有同他们那些革命者想法不同的人都不能过积极的公民生活，特别是使革命前的知识分子不能从事专业劳动，会导致什么结果。醉心于夺权斗争的革命领袖们，特别是在列宁死后，通常都看不到让经济服从政治、让干部问题服从阶级原则有何消极后果。他们也看不到，党的机构独揽大权，即他们所追求的独裁造成的一切可能的后果。至于过高估计用禁止的方式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作用，以及普遍流行的蔑视法律及法文化传统的做法，就更不用说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一个对宗教在人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用科学的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排挤宗教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可能性和方法抱有最庸俗、最简单观点的时代。
所有这些观念，在那个时代的党的文件里，甚至在当时来说最正确、最现实主义的文件里，在某种程度上均有所反映。这首先是指1927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的决议。今天那些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们都把这些决议当成某种基点，因而认为，一切坏事的弊端，都在于背离了这些决议，尤其是加快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但是，今天能否把其本身尚需和业已积累的经验加以对照，进行深入分析的东西，当成基点，当成绝对的和终极的真理呢？
十分明显，除了在粉碎以前的生活形式、生产原则和生产结构的快慢问题（今天斯大林派和反斯大林派正在争论这个问题）之外，还存在“抛弃”资本主义遗产的某些方面的合理性问题，改造旧社会的界限问题以及一个人接受这些或那些新事物的基本可能性问题。要知道，如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的观念是错误的、过高的、与维持社会生活的规律矛盾的，那么关于达到这些目的的速度和方法的争论就是毫无意义的。
不论是采取突击的办法，还是喜欢用长期包围的办法以求解决不现实的问题，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不论采取哪种方法去追求不可能的东西、与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矛盾的和与人的本性相悖的东西，都会导致白白浪费力量、能量、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导致无谓的牺牲。看来，突击的方法毕竟还好些，因为这种方法可以立即表明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任务不能提出来。
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们通常并不去分析作为该主义之起点的那些公理，也不从今天经验的高度去看待它们。结果就使那个时代的许多幻想得到了巩固，仿佛不使斯大林主义得逞、抵御滑向领袖暴政和疯狂的民族自裁的危险等，并不是那么复杂似的。好像不必对内战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造，也不必恢复法治国家，而只需扩大中央里的工人名额，小心保护党的老近卫军，就足以制止上述一切问题的发生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我国革命前的社会思想都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某些教条，更有助于我们严肃地思考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和本质问题。许多俄国社会党人（更不用说Ф. M.陀思妥耶夫斯基了）都很注意警惕社会妄图使其全部生活服从于抽象的理论指令的危险。例如，M.巴枯宁就注意到了，特别是在俄国，民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蜕变为新型的“军事官僚专制”的危险。他写道：“政府的专制一旦能谎称代表虚假的民意，它就会变得空前可怕和强暴……少数知识分子，因此也就是少数特权分子，似乎比民众自己更能理解民众的真正利益，因此这些人的专制尤为可怕。”第一，这一小撮人的代表人物无论如何也要迫使未来的几代人按照他们的理想生活；第二，这二三十个饱学的知识分子还要“相互撕咬”。
M.巴枯宁慨叹道：“沦为教条主义者的奴隶，人类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让这些人为所欲为，他们就会把今天为了科学利益而加诸兔子、猫和狗的那些实验，用于人类社会。假如有一天思想成了生活的源泉和唯一指南，假如科学和学者主宰了社会的管理，那人类恐怕就要倒霉了。那时生命将会终结，而人类恐怕要变成一群被役使的哑巴畜牲。用科学来管理生活，其结果是使整个人类变成傻瓜，别无其他。”
上个世纪的一位哲学家兼政论家、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П.Л.拉甫罗夫也发出过同样的警告。当然，他和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怀有个人仇恨的、充满愤怒之情的M.巴枯宁不同，他的评价要稳健些。
拉甫罗夫写道：“历史证明，而心理学也让我们确信，任何一种无限的权力，任何一种专政，都会毁掉最优秀的人物，即使是天才人物，要想用命令的方法施恩于民众，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任何一个专政都要通过强制的力量使自己周围充满盲目服从的工具；任何一个专政都不得不施用暴力镇压反动派，甚至镇压那些仅仅不同意它的行为方式的人；任何一个夺得的专制政权浪费在同其对手争权上的时间、力气和精力，都要比用于借助该政权实现其纲领的时间、力气和精力多得多。关于任何一个党用暴力夺取的专政的结构（即关于专政只能充当‘革命的出发点’，不是吗，编辑先生？），只能在夺得政权前想想而已，一个党在夺权斗争中，在明争暗斗的浪潮中，每一分钟都会唤起保住权力的新的必要性，表现出放弃政权的新的不可能性。”
在实行公开性的时候，不仅要认真听取胜利者的意见，还要认真听取被战胜者的意见。倾听并不意味着同意，这首先是考虑、争论和议论。
这个分析至少能帮助我们揭示出斯大林主义的心理原因，而且要比今天一再重复的见解确切得多；这种见解认为，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反动。这个思想曾经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因而对他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性这个标签，是他击退政治上的竞争者的有效手段。其实，不管托洛茨基怎么想（考虑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公理之集大成），他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失败作出别的解释。因为社会生活的所有基本问题在他那里都被归结成了阶级间的相互作用，而在革命后的俄国的条件下，则被归结为“纯粹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意识与大多数反动农民群众的“不纯”意识间的关系。在托洛茨基看来，一切都应归罪于过去残余和小市民的意识形态。他写道：“但是在党和国家里还有一大批革命者，尽管他们大都来自群众，但早已和他们断绝了关系……在地下斗争、起义和国内战争期间，这类人曾是党的士兵。在他们的头脑里几乎只有一根由党定音的弦在响。但当紧张过后，革命的游牧部落改变为定居生活之后，他们身上那些凡夫俗子的特点就苏醒了、复活了并膨胀起来了……”
今天我们知道，社会革命所遇到的危险，远比“左”派反对派的领袖们设想的多。能毁掉新社会的不仅有“凡夫俗子的特点”，还有农业生产的衰落、饥馑、人们失去对土地的眷恋、劳动兴趣低落、缺乏主动性、处事冷漠、无动于衷、酗酒、经营不善、基本社会情感——同情心、团结精神和慈善心——丧失。现在我们知道，执政的共产党为取得对一切生活表现和社会存在各个方面的一览无余的控制权而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这种控制权破坏了民众的自主性，使人普遍不愿采取独立自主的决定，不愿承担责任；它使党的领导脱离了人民的监督，使社会有可能封建化，使领导机关蜕化变质。
既然如此，那么还能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仅仅归结为小资产阶级的蜕化变质吗？持这种立场的人只能去揭露那些经典作家早已揭露过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或“我们的”农民宗法观念，给小资产者，特别是个体农民增加几条罪状。如今的许多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的想法，恰恰可以归结为：用斯大林的罪行来补充小生产者的“罪过”，从而再次证明“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是多么可怕，并号召维护“革命意识”的纯洁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圆圈——我们又重新拾起了20世纪20年代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