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的诊室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面：患者不断地、不厌其详地诉述自己的病情，要求医生给予一点特殊治疗；医生总结性地回答一句话：“患这种病就吃这种药，都一样。”我完全无意责备医生的态度，因为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永远纠缠着人们的哲学问题。

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独特性，它不仅有异于和它不同类的事物，而且有异于和它同类的其他事物，它是世界上的惟一者，非其他任何一物可以代替。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它是“这一个”。“这一个”就是惟一的一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惟一的“这一个”。就如一个患感冒的人，他的病情和自我感觉总有不同于其他感冒患者之处，这个患者是惟一的。但是，要将“这一个”用语言表达出来，就“都一样”而成了普遍的东西。一个感冒患者无论怎么不厌其详地诉说自己病情的特点，他说出的总有和别的感冒患者“都一样”之处：你说你流鼻涕吧，也可以找到别的患者同样谈他流鼻涕；你说你不流鼻涕吧，也可以找到别的患者同样说他不流鼻涕；如此等等。患者不断地强调自己是“这一个”，医生执着地强调大家“都一样”。患者的“这一个”与医生的“都一样”之争，在哲学史上叫作个别与普遍之争。有的哲学家强调个别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有的强调普遍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争了几千年，医院里的这种争论照样进行着，而且肯定会永远继续下去。不仅医院里有这种争论，当官的和老百姓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争论：老百姓喜欢把自己的情况申述得淋漓尽致，强调“我的情况特殊，请多多考虑”。当官的喜欢老百姓把情况谈得简单概括，强调“大家都一样，难道你就例外？”如此等等。总之，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希望说出自己的特殊性，说出自己是“这一个”；另一部分人则总是把别人看成普遍的人，看成“都一样”，这大概是一个比比皆是的现象。谁是谁非？各有自己的道理。哲学家们争论了几千年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怎能期望医生和病人、当官的和老百姓来解决？

只是在中西思想史上有两个彼此类似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所说的“最高普遍者”——“绝对”的垮台；一是中国明清之际对理学家的普遍伦理道德原则的驳斥。黑格尔是西方哲学史上关于普遍与个别关系问题之论述的集大成者，他认为“这一个”是最抽象、最无内容的，因而也是他所谓精神发展的最低阶段；反之，普遍的东西则是高级的东西。黑格尔死后，他所说的“最高的普遍者”——“绝对”被学者们撕得粉碎。西方现代哲学家大都驳斥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反对把人的本质放在抽象的、僵死的普遍本质世界之中，而强调人的个别性、独特性和现实性。在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中，黑格尔所视为最贫乏、最抽象、最低级的“这一个”被颠倒过来而成为最丰富、最具体、最真实的东西。

中国宋代的理学家认为人人有一“太极”，“太极”实即最普遍的绝对。这种学说用封建的普遍道德原则即所谓“天理”束缚了人的个性发展。但是，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学者，他们反对此说，而力主人物之“不齐”，其中最为突出的戴震认为，同类之物虽大致相同，但各物所禀之气则“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齐”。戴震此说是对理学的冲击，对个性的解放。

斥责“宋时理学多腐”的袁中郎三兄弟，即所谓“公安派”的“三袁”，力主“师心不师道”，也是要反对抽象的普遍，强调个性。“师心”者，“独抒心灵”也；“师道”者，“效颦学步”也。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八事”之一：“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更是把“我”性当作文学革命的关键。

看来，无论在西方思想史上，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对抽象的普遍之厌弃似乎都成了一个合乎时势的大潮流，用抽象的普遍压制个性的时代已成过去。

我并不认为医生之视病人“都一样”和当官的之视老百姓“都一样”，是无根据、无理由的，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更进一步认识到：真正现实的、人们实际上所面对着的，还是一个一个的“这一个”，“都一样”毕竟只是寓于“这一个”之中，离开“这一个”，则“都一样”是要垮台的。当然，要填平“都一样”和“这一个”之间的鸿沟，使“都一样”达到“这一个”，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通过双方耐心的、平等的对话，是否有可能使“都一样”尽量接近“这一个”呢？

[1]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1993-05-29。本文亦收入张世英：《北窗呓语》，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本文亦入选《新现象随笔》，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