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果把这里的“为己”解释成为一己之私，把“为人”解释成为他人谋福利，那当然是天大的笑话。朱熹的《论语集注》倒是有一段切要的注解：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为追求名誉——“欲见知于人”而为学，则“终至于丧己”；为求自得——“欲得之于己”而为学，则“终至于成物”。“为人”与“为己”是两种不同的为学态度，所得到的结果也大不相同：一是“丧己”；一是“成物”。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为学态度推广为两种不同的做人态度。柳宗元自称：“年少气锐，不识危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不管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不计较旁人之肯定与否，但欲直抒己见，别无他求，我看这种做人的态度正是“为学为己”的“为己”之意。反之，唯唯诺诺，惟他人之意志是从，效颦学步，不敢稍越雷池，这种做人的态度就叫作“为人”，抱着这种态度做人，其结果只能是“丧己”。

杨朱主张“为我”。这里的“为我”亦非为一己之私。杨朱实际上是要“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孟子骂他“无君”，正说明他反对君王，反对屈从，要做“为己”、“贵己”之人，不做“为人”、“丧己”之人。

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但求“自得”，不肯“丧己”的高人雅士值得我们称颂啊！阮籍不为世之名利所累，自况“至人无宅，天地所容；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放”。陆放翁不怕尸骨朽，不患史无名，但喜“墨成池，淋漓豁胸臆”。王阳明主张“学者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李卓吾劝人勿“舍己”，他也主张“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袁宏道、袁中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直摅胸臆”，言其所欲言。他们在为学、做人方面表现了何等超凡脱俗的高远胸襟！

可悲的是，这些不肯“丧己”之人，却往往横遭非议，甚至丧生。何以故？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关于众人必然“沉沦”的理论，似乎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众人总是沦于“丧己”的道理。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总是“在世界中存在”，总得与他人、他物打交道，这也就是说，人必然“被抛”入一种入世状态中；而人在这种入世状态中，总是有意无意地要按照一种外在的标准和并非本己的意志行事，这种标准和意志相当于我们平常所说的“自古皆然”、“人皆如此”、“一般认为”、“固不待言”、“习以为常”、“已成定论”之类的观念。如果把这类意思用一个笼统的“他”字来概括，那就可以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和喜怒哀乐都是取决于“他”，而非取决于己。换言之，常人总是在放弃自己，为他人而存在。海德格尔把这种状态叫作“沉沦”，“沉沦”的状态是“非本真”的状态。反之，摆脱“沉沦”，不受“他”的束缚，就是返回“本真”状态。用我们中国人的术语来说，“沉沦”、“非本真”就是“为人”、“丧己”，“本真”就是“为己”、“保真”。海德格尔深刻地指出，由于众人都按照这个主宰一切的“他”行事，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被磨平了”，“个性和自由选择被抹杀了”，特立独行之士“遭到压制和摧残”。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风”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他”。在茫茫人海中，特立独行者寥若晨星，众人、凡人则总是因“为人”而“丧己”，因“畏”“本真”而“沦”于“非本真”，只有极少数“木秀于林”的高士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宁愿丧生而不肯“丧己”。

如何才能达到“本真”状态？如何才不致于“沉沦”？前期的海德格尔认为只有靠对死亡的领悟，因为人在死神降临时，“沉沦”、入世已不可能，这时，人才领会到我们所说的“为己”、“贵己”的真谛和“为人”、“丧己”之无意义。后期的海德格尔认为要靠诗，诗使人沉浸到一个超然物外、超乎喧嚣的现实之上的自由境界。这里不是讨论死和诗的地方，我也无意评论海德格尔关于死和诗的理论，更不可能要求众人都不“沉沦”，我在这里只想表示一个愿望，希望多一点“为己”、“贵己”之人，少一点“为人”、“丧己”之人，希望木秀于林、具有独立性灵之士少受一点“他”的压制和摧残！

[1]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1988-11-27。本文亦收入张世英：《北窗呓语》，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