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把“任何真正的哲学”比喻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个比喻精辟地显示了哲学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的不可割裂的统一性：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它总是结晶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则总是凝聚为“文明的活的灵魂”；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与文明之“活的灵魂”的统一，则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尤为重要的是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面向新千年的马克思哲学，其根本的使命与价值就是用“文明的活的灵魂”塑造和引导新世纪乃至新千年的时代精神。

一、时代精神的变革与哲学使命的跃迁：两个“消解”与两种“归还”

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就对时代的变革与哲学的使命及其相互关系作出过这样的论述：“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既总结了近代哲学的基本状况，又提出了现代哲学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两个“消解”与两种“归还”：近代以来的哲学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现代哲学的使命则是“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非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这两个“消解”的对象与任务是不同的，因此，这两种“归还”的内容与使命也是不同的。

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从经济形态上说，是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从人的存在形态上说，是人从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过程；而从文化形态上说，则是从“神学文化”转化为“哲学—科学文化”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所构成的时代精神的变革，是哲学使命的历史性转换的最重要的生活基础。

如果说前市场经济的自然经济所要求的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和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并从而造成“人的依附性”存在，即造成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那么，取代自然经济的市场经济则是反对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而要求人的现实幸福、反对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而要求人的理性自由、反对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而要求人的天赋人权，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取向的统一，即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和民主法治的政治取向的统一。市场经济的这种价值取向、思维取向和政治取向的统一，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存在方式从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转换成人对物的“依赖性”存在。这是人类从自然经济中的生存状态跃迁为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状态所实现的历史性的飞跃，同时也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从“依附性”的存在跃迁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所实现的“时代精神”的飞跃。

人类存在的历史性飞跃以及由此形成的时代精神的飞跃，以理论的形态而构成哲学理念的飞跃，这就是从中世纪的“信仰的时代”的哲学跃迁为近代的“理性的时代”的哲学。从总体上看，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正是在“自我先于上帝、理性先于信仰”的哲学进军中，理论地表征了以“理性的时代”取代“信仰的时代”的过程，也就是理论地表征了人从“依附性”的存在到“独立性”的存在的历史性转化。

作为“信仰的时代”的中世纪哲学，它理论地表征着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人在“上帝”中的“自我异化”。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给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上帝”就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圣形象”，而人本身则成了依附于“上帝”的存在。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3]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以宗教的方式而表现的“人的依附性”存在的生存状态。而中世纪的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则恰恰是理论地表征着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因此，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它的根本使命就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本身，由此便构成了贯穿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上帝”的自然化、物质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过程，即“上帝”的“人化”过程。

近代西方哲学“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以“理性”代替“上帝”的过程。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凌驾于人的“理性”之上，窒息了理性对世界的求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和科学的发展，因此，表征近代精神的近代哲学，以其所弘扬的“理性”精神塑造和引导了长达数百年“理性的时代”的时代精神。黑格尔哲学在精神领域取得了独占的统治，除了理性，再也没有另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真正的上帝，他干脆宣布理性为上帝。

把“理性”变成“上帝”，也就是用“理性”这个“非神圣形象”去代替“上帝”这个“神圣形象”，这种代替集中地显示了以“理性的时代”为标志的近代哲学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近代哲学实现了人在“理性”中的自我发现，即以“理性”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了人的“理性”；另一方面，近代哲学又使人在“理性”中造成了新的“自我异化”，即以“理性”构成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理性”变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本质主义的肆虐”。马克思在评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即“无人身的理性”时，就极其精辟地阐释了这种“理性主义”哲学与整个近代以来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即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把人的本质“归还”给“理性”的近代哲学，其实质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了正在受“抽象”统治的近代以来的人类生存状况，也就是人的“独立性”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的生存状况。

近代哲学的历史任务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的“理性”；所谓的现代哲学，它的历史任务则是“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把异化给“理性”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作为个体的个人。因此，如果我们把整个近代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称之为“理性的时代”，那么，我们可以把超越近代哲学的现代哲学概括为“理性的批判”，而把现代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称之为“反省理性的时代”。

现代哲学中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都是以反省理性、批判理性为使命的。所谓科学主义思潮，它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狂妄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作为其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是把哲学自身当作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理性，从而把“理性”变成了“上帝”，造成了“理性的**”，因此它要求用“谦虚的理性”去改造“狂妄的理性”，也就是用“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哲学”；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它则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冷酷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作为其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是把人异化为“理性”，用“上帝”一样的“理性”去规范人的存在，从而造成了“本质主义的肆虐”，因此它要求用“丰富的人性”去改造“冷酷的理性”，也就是用“文化”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文化哲学”或“人学”。

同整个现代哲学一样，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任务，也同样是“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本身。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历史任务，正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出的。但是，我们特别关切的是，在下述三个方面，马克思哲学与作为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具有不容回避的原则区别，并因此显示了马克思哲学的不容否认的当代价值。

第一，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5]。由于现代哲学只是把“对宗教的批判”作为“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而不是把“宗教”当作唯一的批判对象，因此，现代哲学的使命就不仅仅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且必须致力于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现代哲学所面对的“非神圣形象”，也并非仅仅是抽象的“理性”，而且更为根本的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因此马克思要求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并具体地展开了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从而实现了“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即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的“实践转向”。

第二，以“实践转向”为标志的马克思哲学，既不是像科学主义思潮那样仅仅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力图以“谦虚的理性”即“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拟科学”的哲学，也不是像人本主义思潮那样仅仅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冷酷的理性”，试图以“丰富的人性”即文化的多样性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拟文学”的哲学，而是如恩格斯强调指出的那样，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无限丰富的矛盾关系，用“现实的理性”（实践）去批判“抽象的理性”（绝对精神），从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真正地扬弃了近代哲学所造成的人在“理性”这个“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第三，以“实践转向”为标志的马克思哲学，从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出发，不是把“哲学”视为凌驾于科学之上的“解释世界”的“普遍理性”，而是把“哲学”视为“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即从总体上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因此从根本上“消解”了人在以“哲学”为化身的“普遍理性”中的“自我异化”，并从而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类以自身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所实现的人类自身的解放——“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7]。正是在这个把“解释世界”的哲学变革为“改革世界”的哲学的意义上，恩格斯提出，马克思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正是这个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世界观”理论，不仅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且真正地消解着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使人从各种非人的关系中解放出来，特别是从人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集中体现，也是21世纪乃至新千年的哲学的根本使命。

二、“消解”人对“物的依赖性”：历史的视野与“归还”的实现

近代哲学塑造和引导的以“理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了人的理性权威，确认了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了人的能动作用，从而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和人自身的发展。但是，近代哲学对“理性”的弘扬却是具有二重性的：代替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把人从“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这个“理性”是积极的、进步的；而把“理性”变成作为“非神圣形象”的“上帝”，造成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这个“理性”则是必须扬弃的。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哲学之所以要“终结哲学”或“消解哲学”，其实质正是以“消解”、“终结”哲学的方式而批判地反省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然而，跨入新世纪的哲学，首要的任务却是反省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哲学对“哲学”的“消解”。

以“理性”为核心的近代的时代精神，首先是一种以科学进步为基础的“科学精神”。正是近代以来的科学进步为近代哲学弘扬“理性”提供了时代的科学精神。然而，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特别是现当代科学的空前迅猛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为哲学弘扬“理性”提供了现实的根据，而且越来越尖锐地向以“理性”化身自居的“哲学”提出了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其一，如果人类有效地解释世界的方式只能是科学，如果人类有效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只能以科学为指导，那么，超越科学的“哲学”将如何“安身立命”？这种“哲学”所代表的“理性”又当如何评价？其二，如果人类所创建的科学并不能有效地说明人自身，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人类对自身的危害（如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所谓的“全球问题”），那么，人类又当如何对待“科学”所代表的“理性”？人类是否需要一种超越“科学理性”的新的“哲学”？正是在回应这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中，20世纪的西方哲学形成了双峰对峙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并构成了贯通这两大思潮的新的哲学方式及其所蕴含的哲学精神——以“终结哲学”的方式“反省理性”。

作为对第一个挑战的回应，即回应科学对哲学的挑战，所谓的科学主义思潮采取的是“妥协”的策略，也就是承诺科学解释世界的唯一合法性，试图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改造“哲学”，把“哲学”改造成“拟科学”或“准科学”的“科学的副产品”；所谓的人本主义思潮则采取的是“对抗”的策略，也就是在承诺科学解释世界的唯一合法性的同时，申诉“哲学”探索科学所无力解释的人的存在意义的权力，试图以“拟价值”或“拟文学”的方式而延续“哲学”的生存。然而，作为“妥协”策略的科学主义思潮，为了保留“解释世界”的“真理”的权力而丢弃了哲学对价值理念的寻求；作为“对抗”策略的人本主义思潮，为了坚持“理解人自身”的“价值”的权力而丢弃了哲学对真理理念的寻求；在“哲学科学化”和“哲学文学化”的双重冲击中，哲学对真善美的统一性寻求被断裂了，哲学的真理性与价值性被分割了，哲学已经无力构成“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作为对第二个挑战的回答，即回应生活对科学的挑战，则集中地表现为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是以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根源主义和反基础主义而著称于世的。所谓反本质主义，就是消解现象与本质的逻辑二元对立，亦即消解哲学所追求的超验的“本体”；所谓反中心主义，就是消解中心与边缘的结构二元对立，亦即消解哲学所追求的“全体的自由性”；所谓反根源主义，就是消解本源与派生的历史二元对立，亦即消解哲学所追求的“发展的规律性”；所谓反基础主义，就是消解深层与表层的文化二元对立，亦即消解“知识分类表”或“自然等级秩序”对哲学的“**”。在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德里达试图以“边缘”颠覆“中心”，福柯试图以“断层”取消“根源”，罗蒂试图以“多元”代替“基础”，从而把西方现代哲学的“消解哲学”运动推向了极端。这个长达百年的“消解哲学”运动，它的自我期待是“消解”使人“异化”的一切的“非人”的存在，然而，它在“消解”各种“非神圣形象”的过程中，却否认了理性的权威性、确定性和统一性，动摇了人类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信念。与现代西方哲学所讨伐的黑格尔哲学的“狂妄的理性”相比，它们从对人类理性的鲸吞宇宙的幻想，变成了对人类理性的深感忧虑的怀疑；从对人类未来的满怀**的憧憬，变成了对人类未来的惴惴不安的恐惧；从对人类所渴望的真善美的雄心勃勃的追求，变成了对人类所指向的真善美的黯然失色的叹息。真理观的多元主义，价值观的相对主义，历史观的非决定论，构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与基调。这样，一向是以“崇高”的化身而自期自许的“哲学”，就变成了“往昔时代旧理想的隐退了的光辉”。

20世纪的西方哲学，刚刚走过它长达百年的“消解哲学”的历程。它为人类理性的自我反省进行了种种的哲学探索，并在反省人类理性的进程中，在哲学的层面上挺立了个人的独立性、文化的多样性和选择的合理性；然而，由于它在人类理性的自我反省中否弃人类对“崇高”的追求，蔑视人类精神生活的支撑点，因而也使它自身走向了“消解”——新世纪的哲学将重新审视人类理性和哲学对崇高的追求。反省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消解哲学”运动，总结这场长达百年的“消解”运动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首先，在哲学的理论旨趣和追求方式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以对传统哲学的扬弃而发展了人类的哲学追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人类思维，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都是“非至上”的，而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则是“至上”的。对于人类思维的这种“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传统哲学是以牺牲思维的“现实性”而实现思维的“全体自由性”，现代西方哲学则以抛弃对“全体自由性”的寻求为代价而“拒斥”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追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哲学对思维把握世界的“全体自由性”的寻求，其根源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永不满足于已达到的水平，人类的思维活动永不满足于对世界的已有认识，因而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理论的哲学总是批判地反思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认识论前提和价值论前提，总是超越人类的现实存在而提供新的理想性目标。因此，马克思哲学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中，抛弃了传统哲学占有绝对真理的幻想而肯定了哲学追求思维全体自由性的目标，否定了传统哲学的“解释世界”的研究方式而继承了它所积淀的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把哲学所追求的思维全体自由性与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统一起来，把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统一起来，把哲学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统一起来，运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辩证思维而深化哲学对“全体自由性”的追求，这是马克思哲学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中所开拓的新的哲学道路，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始终不渝的历史使命。

其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及其所开拓的哲学道路，深深地植根于他们对社会历史的深切理解和对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的追求。

由近代哲学对“神圣形象”的批判而发展为现代哲学对“非神圣形象”的批判，这理论地表征着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的变革。马克思正是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把哲学的理论批判与人类的存在方式统一起来，并用后者去解释前者，从而不仅在“时代精神”转换的意义上定位哲学的历史特征，而且在“归还”人的本质的意义上揭示哲学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去考察和揭示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从而在社会有机体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在社会形态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意识相对独立的历史更替中，发现了生产力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此相对应，马克思提出，人类的存在表现为三大历史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形态中，个人依附于群体，个人不具有独立性，只不过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因而造成人在以“群体”名义而存在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与人的这种存在形态相适应的哲学，只能是确立“神圣形象”的哲学，即作为“神学文化”的哲学。为了挣脱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从“依附性”的存在中解放出来，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其历史任务就是“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但是，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中，虽然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在对“物的依赖性”中“再度丧失了自己”，因此哲学的现代使命就跃迁为对“非神圣形象”（物）的批判。马克思把哲学的批判首先指向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使现实的关系从抽象的观念中显现出来，又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使人与人的关系从物与物的关系中显现出来。这样，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就明确地承担起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承担起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承担起把人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承担起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使命。人类今天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正是人的“物化”问题吗？人类在新世纪乃至新千年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不正是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吗？因此，马克思自觉地承担起的哲学使命，不正是理论地表征了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吗？不正是理论地塑造和引导了新世纪乃至新千年的新的“时代精神”吗？

最后，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实践转向”，及其所确认的“消解”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哲学使命，不仅是为哲学承担的历史任务作出了明确的定位，而且是为哲学范式的革命性变革提供了新的理念。

人类的哲学思想，归根到底是对人类自身的存在的关切，即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然而，从哲学的宏观历史上看，哲学对人类生存的关切，却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文化的“层级”性去关切人类存在，即以“深层”文化的“基础性”、“根源性”来规范人类的全部思想与行为，从而将“深层”文化作为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层级”性的关切，可以说是一种“解释”性的关切——以“深层”文化解释“表层”文化；另一种则是以文化的“顺序”性去关切人类存在，即把“重要”的文化选择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它来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这种“顺序”性的关切，可以说是一种“操作”（实践）性的关切——以“重要”的规范“次要”的。

对比“层级”性的关切与“顺序”性的关切，我们首先就会发现，这是“非历史”的关切与“历史”的关切这样两种不同的关切。“层级”性的关切，它先验地断定了文化样式的不同“层级”，并先验地承诺了“深层”文化对“表层”文化的基础性和根源性，因而它给自己提出的是“非历史”的任务——寻求“超历史”的、永恒的、终极的“本体”。与此相反，“顺序”性的关切，是以否定文化样式的先验的“层级”性为前提，并致力于“消解”文化样式“层级性”的先验原则，因而它给自己提出的是“历史”的任务——在自己时代的水平上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作出慎重的文化选择。

在对“层级”性的关切与“顺序”性的关切的对比中，我们还会发现，“层级”性的关切总是“两极对立”的。在“层级”性的关切中，哲学的核心范畴总是离开人的历史性存在，表现为“本体”对“变体”、“共相”对“个别”、“本质”对“现象”、“必然”对“偶然”等等的“两极对立”关系，并且具有“本体”规定“变体”、“共相”解释“个别”、“本质”决定“现象”、“必然”支配“偶然”的恒定的“层级”关系。与此相反，在“顺序”性的关切中，则是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前提，构成表征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哲学范畴，诸如“自然”与“超自然”、“能动”与“受动”、“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效率”、“真理”与“价值”、“标准”与“选择”等相辅相成的矛盾关系。在这种“顺序”性的哲学关切中，它的诸对范畴具有显著的“平等”的特性，其“主从”关系则是“历史”性的。这表明，哲学从“层级”性的关切转向“顺序”性的关切，不只是从“思维方式”上体现了现代哲学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而且是从“价值导向”上实现了现代哲学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

哲学追求的“层级性”与“顺序性”，是与如何处理“标准”和“选择”这对范畴的相互关系密不可分的。人的“生命”活动是寻求和实现“意义”的“生活”活动，而“生活”活动的“意义”则总是存在于“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之中，即“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生命活动的“意义”。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它的全部理论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处理“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

我们之所以说“传统哲学”是一种“层级”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以“表层”与“深层”的对立关系“弱化”甚至是“取代”了“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具体地说，“传统哲学”是以“变体”与“本体”的对立代替了“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把“本体”作为无须“选择”的“标准”，并因而否弃人们对“标准”进行“选择”的权力。而我们之所以说“现代哲学”是一种“顺序”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以“重要”与“次要”的历史性的矛盾转化关系实现了“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具体地说，“现代哲学”是从“重要”与“次要”的“选择”中历史性地确认“标准”，而不是先验地确认“标准”并排斥历史性的“选择”。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传统哲学”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而“现代哲学”则承诺的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标准”。

在“层级”性的传统哲学的追求中，“本体”与“变体”的“层级”关系是永恒不变的；哲学的任务，只不过是寻找那个作为永恒真理的“本体”，并用它来“解释”一切“变体”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以“层级”性的追求为使命的传统哲学，只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并且只能是以“超历史”的“神”或“非历史”的“物”作为“本体”或“标准”，去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在“顺序”性的现代哲学的追求中，“顺序”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承诺，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选择”和“安排”，因而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的活动。

哲学从“层级”性的追求到“顺序”性的选择，它所改变的是以“层级”的先验性而确认的“标准”的永恒性、终极性，而不是取消人的历史性选择的标准。哲学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或人类的而非个人的自我意识），它所承担的使命，总是以“历史的大尺度”（人类的、社会的、整体的、世代的尺度）去观照和反省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把“历史的小尺度”（当下的或局部的尺度）所忽略的东西提升到“重要”的位置，从而在价值“排序”中“选择”某种“历史的大尺度”作为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标准”。马克思哲学正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历史的大尺度”，为当代哲学确认了“消解”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历史任务，并为当代哲学的自我发展确认了“从两极到中介”和“从层级到顺序”的基本理念。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使命与当代意义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