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产生于19世纪，但它的意义却远未被19世纪的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所穷尽。回首百年，马克思的学说和思想总是置身于20世纪重大理论争论和社会变革的焦点之中。能够不断同现代理论与实践展开对话与碰撞，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流派和新的实践模式，不断引发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争论，这本身就表明了马克思学说特有的生命力和现代意义。而且，从马克思学说的本质特点来看，马克思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和意义也决不会为20世纪人类的理论与实践所穷尽。萨特曾断言：“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22]

因此，问题不在于讨论马克思学说是否有当代意义，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于如何合理地阐发马克思学说的现代意义，如何发挥马克思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对于马克思学说应当如何解读，是停留于具体结论还是深入本质精神？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表面看，在这一问题上人们似乎已经达成共识，没有分歧，实际上远非如此。

一、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深层结构的解读

虽然人们常常强调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要停留于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但是，在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中国的国情中，这一问题的解决尤其困难。长期生活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们，在行动上倾向于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而在理论上则倾向于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发现，无论在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固守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的教条主义都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这种以“坚持”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的“左”的倾向还往往被冠以“革命”的称号，因此，更容易被人们原谅和认可。“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在理论界和政治界都常常导致机械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而忽视或偏离其精神实质的倾向。这种思维方式和倾向使我们的哲学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现成答案的理论研究方式。而这种停留于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的研究方式又常常使人们从不同的著作和不同的观点，得出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结论。

显而易见，要把握马克思学说的精神实质，就要从表面结论深入到深层的理论逻辑，而为了揭示马克思学说的内在理论逻辑，我们首先要对马克思学说做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和定位。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库。人们习惯于把马克思学说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理论讨论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又逐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史学理论、法学理论等。这些探索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它们只是人们对马克思学说阐发和应用的结果，而不是马克思学说本身。

具体说来，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的确涉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历史理论等领域，但是，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的宗旨不是纯理论性的，他本人并未试图建立传统分类学意义上的具体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理论等，相反，马克思明确地把自己的各种理论探索称之为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历史批判等。马克思从事这些批判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某种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去取代传统的理论体系，而是要根本超越建立在传统分工基础之上的、以“解释世界”为特征的纯理论形态的学说，形成一种实践性的、批判性的理论精神，其宗旨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马克思所有的理论批判和理论研究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以人的劳动、现实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实践为现实基础而说明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分裂，以及扬弃这些分裂和对立，使人类获得解放的一体化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这种一体化的学说从总体上属于哲学，但它不是由给定的理论范畴和命题构成的抽象的哲学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立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理性批判与反思活动，体现了一种现实的文化批判精神。这应当是本真意义上的哲学。

如果我们忽略了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一体化特征和实践性本质，按照传统分类学把它划分为几种具体的理论，就会割裂或遮蔽了马克思学说的深层本质精神，把它变成具体的、替现状辩护的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这种做法本身就加剧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例如，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学说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就是这种把马克思学说“实证化”的理论恶果。因此，要揭示马克思学说的深层本质精神，必须从马克思的各种理论批判所形成的一体化的实践理论和批判理论这一本质特征和基本定位出发。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虽然不能接受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认识论断裂”的结论，但的确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借用他的结构主义的文本解读法，即“依据症候阅读法”，对马克思学说作出共时性的和历时性的双重结构分析。

第一，共时性的结构分析。依据历史尺度和抽象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由表及里，把马克思的思想内容和理论观点粗略地划分为三个基本的层面。（1）构成马克思思想表层的是关于具体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结论、关于具体历史进程的预见、具体的革命措施、实践设想等具有操作性的实践理论结论。在马克思学说中，这一类论述是大量的，其中包括马克思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巴黎公社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关于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特定策略的设想；关于西方议会制、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具体的经济范畴、经济危机、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关于特定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思想家的理论观点的分析和批判；等等。（2）构成马克思思想中层结构的主要是以经典唯物史观为表述形态的社会历史理论。其中，主要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模式的设计，特别是关于社会变革的内在规律和机制的探索，具体表现在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基本内涵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人类历史模式的设计。（3）构成马克思思想深层结构的是关于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发展的基本理论，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关于实践哲学的构想、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的批判，以及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论设想。

第二，历时性的结构分析。我们很难把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区分为几个界限分明的阶段，以及相应的明确的理论或思想转折。但是，从马克思的关注中心来看，他的思想历程有一个基本的走向，大体上与我们上述揭示的马克思思想的结构层次有一种特殊的、由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移动的对应关系，即从关于人的生存结构和人的发展的哲学反思，经过社会历史理论的建构，到具体的实践性理论的设计这样一个演进过程。从写博士论文到1845年前后，马克思的关注中心聚焦于人的生存结构、人的存在状态和人的解放与发展。关于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的强调、关于人的对象化实践本质的阐发、关于人化自然的思想、关于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的批判、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想等，从不同层面建构起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深刻的哲学理解。从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前后，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批判等，把关于人的存在的哲学理解转换成一种实践性较强的关于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变革模式的社会历史理论，即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内涵的经典唯物史观。而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关于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揭示、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关于东方社会结构的分析等，其目的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把自己关于人的存在的理解和社会历史理论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性理论。在这一思想历程中，早期的思想和理论内容逐渐积淀在他的学说和理论的底层，成为他的思想的深层结构和隐性理论。

第三，关于马克思思想层次结构的价值学分析。现在，当我们把上述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共时性结构分析和历时性结构分析结合起来，加以总体把握时，我们马上就遇到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评价马克思思想的不同层次结构？尤其重要的是，如何评价马克思思想的深层结构，即他早期关于人和实践的哲学理解？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待马克思学说的态度问题，尤其关系到如何揭示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的大问题。实际上，过去一百多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争论都与这一问题有密切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常见的观点是只承认马克思思想的前两个层次，即各种表层的具体结论和中层的社会历史理论，而否定马克思思想的深层结构即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哲学构想，这种观点有时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否定而表现出来。一个特殊的历史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倾向。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问世后的大半个世纪中，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他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三本最能代表马克思关于人和实践的基本理解的著作长期不为世人所知。在这种背景中，否定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哲学构想的理论倾向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干脆忽略马克思的哲学见解，把他的学说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学说视作早期不成熟的观点，断言后来成熟的马克思抛弃和批判了早期的观点；三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断言在马克思的思想演进过程中（1845年前后）经历了一个“认识论断裂”，此后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了早期以人道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立场。

我认为，上述断言值得商榷，它把马克思学说简单化了，在某种意义上偏离或遮蔽了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思想的三个基本层次结构之间并不存在断裂，马克思思想的演进历程并不是表现为后期否定前期的过程，而是一个典型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进程。具体说来，一方面，对于现实历史进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注使马克思后来越来越集中于具体和实践性的理论，而逐步遮蔽了深层理论，使深层理论变成隐性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后期并没有放弃或否定早期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哲学思想，即关于以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使人真正成为历史的自觉主体的追求，而是把早期形成的关于人和世界的最基本的见解和关怀当作内在的“价值内核”和基本的文化精神贯穿于后来的各种理论探讨和表述之中，在各种具体的实践性的理论构想中把这些“价值内核”当作给定的理论前提和价值目标。否则的话，我们无法想象，卢卡奇在没有见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通过《资本论》的阅读发现了隐藏在马克思思想深处的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当在坚持马克思学说的大前提下，对于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思想和论述作出具体的分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重建马克思学说，发挥其内在的本质精神和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认为，应当依据以下原则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思想。

第一，不应固守马克思思想的“表层”，即他关于具体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结论、关于具体历史进程的预见、具体的革命措施、实践设想等具有操作性的实践理论结论。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否则，如果马克思学说给我们提供的只是这些受历史条件限制的具体结论，那么它真的会变成“过时”的理论遗产。这些实践性理论分析和结论可以作为我们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的案例，但决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

第二，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中层”，即以经典唯物史观为表现形态的社会历史理论，我们不能孤立地、僵化地坚持。这里所说的并不单纯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而是如何为这些社会历史理论定位的问题。正确的方法是借用阿尔都塞的“依据症候阅读法”，揭示这些理论背后被隐藏、遗漏、遮蔽的深层理论精神，重新限定社会历史理论的适用范围和内涵。

具体说来，我们必须承认，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基本内涵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学说最基本的内涵之一，但是，不能把它视作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全部。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汲取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的历史教训，同时要反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用唯物史观否定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存在的重要思想的做法。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不是历史的终极目标本身，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手段；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会总是表现为自律的和盲目的运动，而将逐步受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所支配，“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统治自己”[23]。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人完全受制于自律的和盲目的经济必然性的社会称之为“社会经济形态”，并断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24]，是一种自律的“必然王国”。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并不代表人类社会的永恒状态，而是代表到资本主义为止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25]。而未来的社会应当是控制了经济必然性的“自由王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断言：“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26]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去进一步展开这些观点，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必须把经典唯物史观同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观点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否则，我们会失去马克思学说的本质精神，而陷入“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关于人的存在的深刻的文化精神是马克思学说区别于各种旧唯物主义的关键点，舍此，马克思学说不会有新意。

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马克思学说的生命力和当代意义的关键在于发掘马克思学说的深层内涵，即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的文化精神，它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隐性的思想变为显性的文化精神，并成为当代人的生存和社会运动的本质内涵。

实际上，人类活动的超越本性清楚地表明，在较大历史尺度上保持生命力，并不断获得新的理论创新的思想或理论，决不会是具体的、给定的理论体系和结论，而只能是深刻的文化精神和开放性的理性反思和批判活动，包括不断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本性。在这一点上，卢卡奇在论及“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时有一段很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即使最近的研究证明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命题都是错误的，我们仍然可以毫不犹豫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一些研究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27]

二、作为人之生存的本质性文化精神的马克思思想

在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解读，从马克思思想的表层的具体结论回到深层的本质精神，从晚期具体的实践性理论返回到早期关于人的存在的理论阐述之后，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刻揭示马克思学说中所包含的关于人的存在的文化精神的深刻内涵。虽然马克思早期关于自我意识、自由理性、主体性、实践、异化等问题的论述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马克思在思想的演进过程中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一些表述方式和具体的观点，但是，必须看到，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尤其在关于实践的哲学理解和关于异化的理论批判中所包含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基本理解一直构成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核，也成为他的全部学说的价值追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阐释作为人之存在的本质性文化精神的马克思思想。

1.马克思学说的实质：基于实践之超越本性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文化精神

在人类精神生产领域中，虽说每一自然学科或人文学科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阐释着人类生活的某一方面，但是唯有哲学从本质上或总体上解读着人的存在本身，或者说，每一时代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自我澄明。因此，哲学不可能固守不变的域界和不变的定位，而是与人的生存一同自觉地扩展和显现存在的意义。能在较大历史尺度上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积极影响历史进程的理论，一定与人的存在密不可分，应当是人的生存的本质精神的体现。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的本质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其生成性和开放性。然而，在人类思想史上，受人的存在状态和发展程度的限制，不同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往往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某一给定的特征，他们或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和自然存在物的某一突出特征，如理性、意志、直觉、符号、本能等；或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存在方式或活动方式的某一方面，如政治、经济、自然活动、制造工具等。这里始终没有揭示出人从总体上如何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即没有揭示出人的存在的总体性的本质结构。与此相应，传统哲学往往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实体形而上学”，即把人的存在或人的活动领域的某种要素夸大，当作决定性的因素，形成物质本体论、自然本体论、理性本体论、神学本体论等，从而否定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人的存在的超越本性。

马克思对哲学所做的最深刻的变革在于他依据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的发展状况，从人的活动本身来确定人的本质和历史的内涵，把“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8]，马克思认为，这种超越性的、开放性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而且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他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29]。

自由自觉的实践所具有的超越本性不是人的活动可有可无的特征，而是人的存在的永恒的、不可或缺的本质维度，因为，人的存在和人的历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这一不断生成的过程中，人不仅要用自己的对象化活动扬弃自然存在物的给定性，而且要不断超越和扬弃人的造物及人的活动的异化。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哲学，作为人的生存意义之自我澄明和自觉展示，必然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基础，必然表现为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的自觉展现，及人的存在的本质性文化精神的自觉表达。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是批判的、反思的、分析的、反省的、检讨的、自我批判的理性活动。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关于实践哲学的构想对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和哲学的这种定位有十分自觉的认识，他从不刻意建构体系，而是把哲学的历史使命定位于“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对一切束缚和妨碍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自然的和异化的力量和存在都要展开超越性的分析和批判；要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并通过“消灭哲学”而“实现哲学”。

马克思学说的最本质的内容是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批判性文化精神。它超越传统哲学所建立的各种“实体形而上学”，不再从人的存在之外寻找人的生存的根据；不再把历史看作是“神律”或“他律”的自然进程，而看作是人的存在活动的展开与生成，一种开放的价值生成活动；取代社会和历史的“实体”的是人的对象化的实践，是人的批判性的和超越性的生存活动，一种展示和创造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开放的过程。哲学所代表的文化批判精神指向一切既有的和将要生成的东西，它的最主要的批判维度有三：（1）指向尚未生成的可能性的疆域；（2）指向现有的造物（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的造物）的自在性和异己性；（3）指向主体自身，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显然，这种批判性的文化精神是人的生存和历史演进永远不可或缺的本质性维度，是人的生存得以继续、价值和意义得以不断生成的根据。

2.马克思学说的定位：与人类发展的同时代性

显而易见，正因为在马克思学说的具体结论和具体理论原则的深处包含着这种与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直接相关的历史性的和实践性的文化批判精神，它才能具有来自人的存在本身的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对于不同时代人的生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人的生存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展开、不断超越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学说与不同时代的关联性或它的指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其实践性理论层面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但是，它的理论核心和宗旨是一致的，即“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0]。由于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超越、不断发展、不断创造新的价值的开放过程，是一个不断超越给定的存在的自在性、异己性，不断扬弃异化和物化的过程，永远不会一劳永逸地、一次性达到完善完满的境地，因此，马克思思想所自觉地体现的关于人的存在的批判性文化精神是人类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内涵。我们可以简要地揭示马克思学说的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同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的不同关联以及它同我们时代的内在联系。

第一，马克思学说的批判锋芒从根本上或首先指向前现代的人类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和自然主义文化精神。我们从《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不难看到马克思对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的专制主义、世袭制、封建割据、非理性关系、宗教、宗法血缘关系、封闭落后等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无情批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学说与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是截然对立的。

第二，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思想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精神，这从他对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充分肯定、关于大工业和科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的断言中不难看出。但是，我们又不能断言马克思学说完全等同于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实际上，马克思的思想同时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社会机制和理性精神的深刻批判，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盲目的运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分析、关于劳动的异化的批判等，使他的思想成为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文化批判思潮的重要理论依据，同时也对20世纪现代工业文明的自我批判和自我修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连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也明确承认这一点，他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31]

第三，正因为马克思学说既产生于现代工业文明，又不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精神所穷尽，所以，它的文化批判精神在修正现代工业文明的局限性的同时，也内化为信息时代的重要的文化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正如某些学者断言的那样，马克思学说同后现代主义有某种共通性，主要表现在彻底的批判精神上：不容许任何东西走向独断与专制，成为束缚人、统治人的异化力量，包括理性和人的主体性在内。但是，必须看到，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精神更为全面和深刻。这是因为，信息时代的文化精神并不是工业文明理性精神的根本否定，而是它的自我完善，二者之间不存在本质性的断裂；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精神革命是从传统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理性精神在未来人类生存中依旧是不可或缺的本质性文化精神，问题是要不断地消解它的专断性，不允许任何造物重新成为超人的实体，不允许对外在的“实体”（包括理性和主体性）的任何形式的崇拜（即实体形而上学）。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学说的实践性和历史性文化批判精神既能与后现代主义一道批判现代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弊端，又能修正后现代主义批判精神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从而为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平等化、平民化、多元化的理性文化精神的生成提供内在的依据。同时，对于中国这样同时面临着理性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双重历史使命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自觉的批判性文化精神无论对于我们扬弃传统社会的经验主义文化模式以及相应的社会机制因素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束缚与统治，还是避免在理性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理性的专制和个体主体性的专断等新形式的“实体形而上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和生命力在于：它不是一种外在的理论工具，而已经作为一种关于人的生存的本质性的文化精神内化到现实的历史进程之中，不仅对19世纪以来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一直影响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人类的精神状况，这从它对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的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如后现代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指出的那样：“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32]

显然，我们真的应当反复阅读马克思，不再把他关于人的存在的重要思想（实践哲学构想和异化理论）连同其早期不成熟的语言和表现形式一同抛掉，而是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把这一深入到“历史本质性一度”中的文化精神，从理论的深处彰显出来并发扬光大。或许，当我们“得意忘言”，不再固守马克思的一些具体结论、一些具体论述、一些具体话语时，马克思思想的精神的生命力将得到空前的展示，将真正与我们同行，与人类同行，成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本质性维度和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