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基本的发展理论外，还有未来学的发展理论、文化学的发展理论以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等。在20世纪的后20年，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发展研究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了“后工业社会”发展论、“后现代”发展论、“后资本主义”发展论等。在新出现的发展理论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佩鲁的新发展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新资本主义论以及90年代美国的发展主义、东方主义等。[19]各种发展理论争奇斗艳，确实令人眼花缭乱。

应当说，各种发展理论都从一定的视角、一定的侧面作了深入的探索，大大拓宽了发展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如经济学中各种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不同方面的具体研究、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增长与发展的辨析；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和文明的发育与传播关系的考察、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因、出路的不同理解和强调；政治学中关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两种思路的提出；未来学中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两种不同观点（乐观论与悲观论）的争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揭露等，都从某些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意见与思想。但从总体来看，这些观点在其方法论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陷，而且缺少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把握，因而整体上并没有超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高度。马克思在分析发展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全面性、历史感以及分析的深度和厚度，都是其他发展理论所无法比拟的。这并不是要贬低其他发展理论的地位与贡献，而是旨在说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有着其他理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只要通过比较，就不难发现和把握这种理论价值。

当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因其时代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尤其是对于社会发展各种具体问题的解释，确实比较薄弱。对此，当代各种发展理论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无论是启示还是挑战，都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其理论价值就是在这种相互交锋、相互碰撞中不断提升的。

4.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特质与内在品格来看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认知图式，也不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具体设计，而是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揭示和原则性说明，是随着社会生活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0]正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的历史”，总是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并随时修正原有不合时宜的观点与结论，所以它才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或当代价值。

这种实践性的理论特质与自我超越的内在品格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中是非常突出而富有活力的。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强烈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历史道路的历史哲学的做法，认为这是对《资本论》的“错误的解释”，是对他的“侮辱”[21]。当19世纪80年代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作简单化、教条化的理解时，马克思明确指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2]因此，马克思向来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更反对将他的理论变成宗教信条和预世预言。认为马克思企图要用一套概念系统和一种理论体系来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未来社会的具体发展加以严格规范和详细说明，这是对马克思的莫大误解。其实，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只是就其发展趋向作过比较深刻的揭示和论证，至于如何发展、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从来没有作过描绘。早在19世纪80年代，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纽文斯曾写信给马克思，要求他解答如果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那么下一步应采取何种措施等问题，马克思明确讲：“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23]同样，恩格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时也指出，对未来的设想，“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24]。正因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一种发展的学说、开放的学说，所以它没有封闭自己的道路，而是在不断探索中求得创新。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今天要合理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自觉为社会发展实践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理论的基本特质和内在品格。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辨析、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此，应当对这样几种情况加以区别看待：第一，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但应结合新的情况深化其研究和认识，讲出新内容，提升其当代意义，从而以新的思想、见解继承其基本原理。第二，对于一些原本就属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过去没有给予重视或者被遗忘的观点，应结合新的实践需要加以深入开掘、深刻理解。如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东方社会的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等，都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深入研究的。第三，对于一些经典文本中已经提及并有所论述，但未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而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又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应结合新的情况和问题加以认真研究、详尽论证，使之逐渐完善成熟，上升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像马克思关于交往与社会发展的思想、竞争与社会进步关系的思想、对抗与文明关系的思想、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思想、社会发展“跨越”的思想以及生态伦理、人力资源等思想，都是既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第四，对于一些曾经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已不可能再具有基本原理意义的观点，应当适时加以突破和修正，像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计划经济等观点，绝对不能作为基本原理再继续坚持。总之，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加以具体看待，以充分发挥和提升其当代价值。

按照上面的思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其当代价值可以说主要是从这样两个方面生发出来的：一是从其理论中心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其基本原理生发出来的；二是从其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那些曾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的思想、观点中生发出来的。不管是哪一地带，最后还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生发出来的。正是实践赋予理论以新的活力、新的生命力。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关联

要正确认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论，还其原貌。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其社会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而其社会历史哲学又是整个马克思哲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鉴于此，不能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仅仅看作他的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应当看作是其整个哲学中理论含量最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理论。因为离开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里还有多少“纯哲学”的内容？马克思从来无意于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其研究对象就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的目标就在于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探寻出一条正确的出路。所以，社会发展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论域。当然，把马克思的哲学完全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这确实反映了一定的事实，因而其意图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但就其基本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两大层次：一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即历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如对社会历史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社会发展的主客体关系、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社会形态的划分与演进等问题的基本看法，着重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二是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即以特定社会为对象的发展理论，主要研究某种社会形态的起源、发展和未来走向，同时研究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环境、方法、途径、机制等问题，为分析社会发展提供具体性的意见。这样的发展论又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关于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另一个是关于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

这两个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彼此分离、相互独立的，而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只有社会发展一般理论的科学制定，才使各种具体社会发展理论得以正确阐发。正是借助于唯物史观和科学的历史分析方法，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成功的解剖，才对非西方社会的发展作了深入的有益的探索。可以说，没有唯物史观的确立，就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就没有对非西方社会发展的正确说明。另一方面，各种具体社会发展理论的阐发又使一般社会发展理论得以深化和完善。马克思最初创立的唯物史观只是在对社会历史一般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思想和观点也主要是对社会历史的一般性说明；而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以及对非西方社会的具体考察，马克思不断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从而使唯物史观或社会发展一般理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得到了新的充实和发展。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和“自然历史过程”理论的深入阐释以及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特殊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对唯物史观是一个有力的验证或说明，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深化和发展。因此，这两种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彼此游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发展理论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和创新。

对于这两个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理论界长期以来较为关注的是前者，而对后者缺乏应有的重视，以致马克思的发展论似乎就是历史观意义上的发展论。这显然不利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发展论的原貌。

对于一般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经过数代理论工作者长期的努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发和准确的把握，有些观点得到了深化和发展，有些领域得到了延伸和扩展，还有一些内容完全是新的创造和发展。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说其社会历史哲学的研究是进展最快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唯物史观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薄弱环节。比如，讲到社会历史发展，往往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自然历史过程，而对人的发展注意不够；即使是讲到人的发展，也只是理论体系中的“一块”内容，而不是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如果说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初，突出强调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犹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25]，而在今天仍然固守这种讲法显然不合时宜。要是真正“回到马克思”，不难发现，马克思在叙述唯物史观时确实将其界定为关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但同时也明确指出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6]。显然，不能撇开人的发展来谈论社会发展。又如，讲到社会发展，往往强调的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强调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而对社会全面进步重视不够，似乎马克思的发展观没有全面进步的意蕴，以致受到一些西方学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和指责。而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否就等于社会进步？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究竟是什么关系？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究竟在马克思那里是如何加以看待和解释的？过去我们确实阐释不够。面对新的发展实践，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再如，讲到社会发展，过去比较突出生产实践这一能动改造活动的作用，而对交往的意义与作用阐述较少。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光是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和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实践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离开了交往的发展，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是有限的。重视交往思想的研究，这是理论与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交往直接相关，“世界历史”的问题也是过去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只是近年来才开始受到关注。从实际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正是和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就没有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就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阐发，因而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不能没有“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研究社会发展更是如此。总的说来，唯物史观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它在当代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相形之下，后一层次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更为薄弱。理论界长期以来偏重于对历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而对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理论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谈到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研究，似乎主要是经济学上的事情，哲学上除了《资本论》的方法论研究以及历史观研究之外，很少有什么事情可做；即便是论及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一些发展问题，也没有超出一般历史观的领域，较少涉及其他新的领域。谈到马克思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研究，较多谈论的是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以及俄国公社“跨越”的理论，而对东方社会其他发展问题以及古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问题的理论则基本没有涉及，以致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非常狭窄、干瘪和空泛。其实，无论是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还是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研究，其理论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研究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就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研究来看，马克思主要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对象，对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详尽的考察，从中阐发了许多有关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总体性或一般性研究中，如关于现代社会基本特点和运动规律的分析；关于现代社会的起因、动力及其发展过程，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道路和模式的考察；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非西方社会发展的影响、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及其所引起的世界性影响等的探析。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及其相互关系的具体研究之中，如关于内外因关系、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关系的分析；关于社会发展的经济问题（如经济前提、经济结构、经济形式、劳动组织、社会分工等）、政治问题（如政权组织形式、政治体制的运行方式、社会管理、控制与调节等）、文化问题（如宗教、文化、传统、人的素质等）以及其他社会学问题（如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社会开放程度、社会应变能力等）等的探讨。就其对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研究来看，马克思主要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参照系，对西方之外的大部分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均作了程度不同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思想和见解。如对东方社会一直比较关注，专门研究了东方社会长期发展迟滞的原因，对东方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与宗教结构、劳动组织、社会运行等作了详细的分析与评价，并指出了该社会发展的出路与方向。在晚年又进一步扩展了东方社会的研究，对俄国公社的命运作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设想。与此同时，还对史前社会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为揭开原始社会之谜作出了重要贡献。所有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具体社会发展理论。

由于过去对这些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缺少深入研究，未能结合当代实践加以新的探索，因而在回答现代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上，往往是隔靴搔痒，力不从心。如在对社会发展加以理论分析时，不是对发展过程的实际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是远离实践进行理论演绎或一般说明，因而得出的不是一些具体的、明确的意见和观点，而是一些大而无当的抽象的“规律”和“原则”，使得活生生的社会发展理论变成了僵化的“一般历史哲学”。面对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这样的发展理论日益显得苍白无力。实践对其提出了尖锐挑战。

要使社会发展理论走出“困境”，一条基本的出路就是要拓宽这一理论研究的视野。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把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重点从一般性研究转向具体性研究上来，将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具体化、应用化，具体回答发展进程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使理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为此，必须加强对马克思有关具体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

要加强这一理论的研究，重点是要关注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探讨。综观马克思一生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大致上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青年时期主要以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为主，其理论成果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具体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中年时期重点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揭示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资本论》及其各个手稿中；晚年时期则在继续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把视野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对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进行了详细探讨，其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和书信中。[27]尽管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涵盖的范围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但其研究的中心还是现代社会。马克思毕其大半生的心血所剖析的就是这样的现代社会，但为了达到剖析的目的，其考察的范围又需大大超过这种社会本身。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中，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如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和现代西方社会并存的东方社会（如印度社会、中国社会、俄国社会等）进行了认真研究，同时对资本主义起源前170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一般考察。[28]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公社以及其他公社的发展之所以抱有较大的兴趣，固然与回答国外学者的提问和自己弄清问题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同研究现代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地租等问题直接相关；而且对于俄国公社的发展能否实现跨越等问题的研究，也不是游离于现代社会之外，而是将其纳入近代以来世界整体联系之中来进行的，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考察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以往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研究正是服从于对现代社会的研究的。这样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现代社会的认识，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马克思所讲的“现代社会”，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29]在马克思的众多著述中，“现代社会”常常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义语来使用。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由现代大工业和现代商业造成的，因而马克思所讲的“现代社会”又通常指商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这方面，恩格斯把马克思的思想讲得更明确：“我们建议用‘资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虽然前一种说法更多地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而‘商业和工业社会’这个说法更多地是专门指这个社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30]这些提法尽管各不相同，但所反映的是同一个内容，即对现代社会不同侧面的理论概括。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社会是从16世纪开始的。“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31]马克思所讲的“现代”，决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概念。“现代”及其“现代社会”是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以新兴工业为龙头，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动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其明显的特征是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从以农村为中心到以城市为中心，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传统的生产一体化到生产的专业化，从生产的分散化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从社会生活的凝固化到社会生活的流动化。正是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新的发展环境、新的发展机制、新的发展手段，从而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是非常广泛而深入的。通过研究，不仅得出了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论，而且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奥秘，阐发了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观点。像这样一些理论就是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的：一是社会转型的理论，即以当时的西方社会为典型，研究其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前提、基础、社会条件、制度保障是什么等；二是社会运行的理论，即通过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发展上的比较，阐明其运行方式、运行机制的主要区别以及社会调节、控制与管理的不同，从而揭示现代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律与要求；三是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理论，即将现代化放到全球化过程中来考察，不是把现代化看作一个孤立的民族的事情，而是看作一项世界性的事业，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审视现代社会的发展；四是现代社会批判的理论，即通过对社会异化、物化等现象的分析，揭露现代社会在进步中所包藏的深刻矛盾，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变革出路。这些理论、观点尽管所针对的对象、所依据的背景和材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依然有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因而是我们今天进行发展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资源和宝贵的理论财富。

需要说明的是，突出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意义，不是要淡化作为唯物史观的一般社会发展理论。离开了唯物史观来孤立地谈论具体发展问题，既不可能把问题讲清楚，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研究方法。马克思始终是以唯物史观来指导和统领发展研究的。所以，必须把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其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把握，不能仅仅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将这一理论研究片面化、肢解化。

四、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基本途径

重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之中，以形成新的理论成果，指导发展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寻求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有效途径。

说到寻求途径，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不乏成功的探索，但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常常看到的是这样一些寻求方式：或者是原理加例证，即从现成的原理出发去说明发展的问题与现象（此即外推法）；或者是在解释和说明具体的发展问题时，只注重从经典原著中寻找理论根据，以求解释上的“合理性”、“合法性”（此即内推法）；或者是为了凸显当代价值，更多关注的是话语系统，而不注重内容本身的阐发；或者是用现代解释框架来理解经典理论，把马克思“现代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寻求方式。如果按照这些方式来研究，很难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得到真正的凸显与提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徒有“现代”的外观，实则是一个更为怪异的理论产物。用这样的理论产物去指导实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体现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寻找当代价值也只能由此来切入。这就自然要求突出“问题意识”。谈到“问题意识”，似乎没有多大歧义，但实际的贯彻落实并不理想。反观我们的发展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讲得很响，扎扎实实的研究却很薄弱；一般性的论述非常之多，具体深入的问题研究则较为少见；追求体系新颖、话语新颖的热情很高，结合新的实践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则比较疲软。这样的研究，显然不利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走向“当代”。其实，今天讲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性，不在于翻新什么概念、术语，也不在于急于建立什么新的理论体系，而在于真正面向社会生活实践，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是在分析和解决发展中的重大实践课题和理论课题中加以实现的，或者说，这是其当代价值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引入新的概念和范畴、建立新的体系结构毫无意义，而是旨在强调应突出问题的研究，以此来带动基本理论的研究。如果对事关发展成败的重大现实问题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一味追求话语的翻新和体系的建构，这样的努力又有何实际意义？

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事实上就要求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进行新的转换。这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仅仅看作是一个知识系统，而要看到它的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实践功能。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所有论述在最终意义上都是直接指向现实的，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而对其理论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更重要的是放到关心“改变世界”上。在实际研究中，就是不光要注意回答社会发展“是什么”的问题，更要注意回答“如何发展”的问题。这就要使发展研究更加切近现实，通过具体考察，提出切合实际的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对策，真正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功能。

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提出问题的能力。发展研究不是一般的“做学问”，而是要经世致用。离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理论研究也就成了无的之矢。无论是领悟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还是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都应以提出问题、把握问题为前提。正是问题的提出，展现了一个新的视域，使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新的意义。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恰好是研究的动力和活力之所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32]

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这样从事研究的。凡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33]。为此，真正要研究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那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4]。正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不断解决过程中，一方面是世界得到了改造，另一方面是哲学得到了解放和改造，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就是世界的哲学化。[35]马克思从早期开始所确立的这种研究方式，贯穿于其一生的研究之中。

这种研究方式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的传统。如苏格拉底就开了这种方法之先河，其“对话”就是试图去清除蒙蔽而不制造真理。后来的一些哲学发展曾经偏离了这一轨道，“体系哲学”的盛行成了主流与时尚。到了20世纪，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扭转，一些哲学家重新关注这一方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著作中，对什么是“值得追问的”以及如何“把它作为问题制定下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在“哲学追问”上作了较大努力，认为“把自身生活和决定性的实施置于问题之中。这是所有的和最彻底的澄清活动的基本概念”[36]。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中也强调了“问题”在诠释学中的优先地位，把问题探索看作是“精神科学的逻辑”，并具体探讨了提问的辩证法。阿尔都塞更是明确提出了“理论总问题”的研究范式，把它看作是思想逻辑中的支配性构架、哲学的产生方式。这些思想家尽管思考的角度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出了问题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就意味着它总是活跃于智力的前沿，意味着它总是在对知识、真理探索的“途中”而非“终点”，不能简单地宣布对真理的占有。因此，问题的提出比答案更有意义，探索的过程比得到的结论更值得重视。

然而，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的提出，决不是闭门思索所能做到的。提出问题必须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对社会实际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予以及时的发现和准确的把握，并将其转变为哲学上的研究课题。离开了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

要增强“问题意识”和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还必须强化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并不是一般性地强调“问题意识”，而是要确实通过对社会发展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探索、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因而我们所讲的“问题研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的追问上，应该将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最终落脚到解决问题上。这样，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事实上就是由恰当地提出问题、深入地探索问题、合理地寻求问题的解决等共同组成的。

按照这样的方法论要求，本文力求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出发，进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视野，然后再从这种理论视野回到发展的现实，尤其是目前中国发展的现实。这既是本文的研究方法，也是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基本方法。

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加以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本文不可能把涉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的问题都涵盖其中，所论及的主要是关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但愿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促进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发展现实的深入思考，以使理论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1] 选自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道格拉斯·凯尔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参见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3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 同上书，10页。

[5] 道格拉斯·凯尔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参见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1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28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7]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 伊藤诚：《现代世界和〈共产党宣言〉》，参见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5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9]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202～20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10] 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3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1] 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2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2] 《卢卡奇自传》，21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13]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上，38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14] 同上书，38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 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7] 参见孙立平：《传统与变迁》，83～8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18]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9] 参见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233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7] 这些笔记包括《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和《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其中前四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五本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4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还包括《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马克思晚年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书信主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8] 马克思按编年顺序摘录了公元前1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现收在《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中。

[29] 当然，严格说来，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涵盖的内容更广，更具普遍性。

[30]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2] 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59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5] 同上书，258页。

[36]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1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