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发展、每一次深刻变革往往会引起对原有理论的重新认识和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之所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根本原因就是由当代社会发展实践引起的。站在时代发展新的起点上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已是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发展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对接？其当代价值究竟有多大？这是研究中需要首先澄清的问题。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在其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20世纪既是一个凯歌行进的世纪，也是一个遭受重大挫折的世纪。尤其是在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中，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夭折”、“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之类的口号在西方不绝于耳。然而，历史的发展决非像鼓噪得那样简单，情绪化的口号决不能掩盖历史的真相。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一个思想家会像马克思那样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大的思想影响，没有哪一个思想家会像马克思那样左右一个时代，影响到那么多的国家、民族的发展。简单地说“不”，并不是理智的态度和方式。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之后，其研究又在逐渐走向复兴。1995年9月，由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发起的“国际马克思大会”在巴黎举行，上千人参加了会议；1998年5月，由“马克思园地全国协会”等单位组织发起的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150周年的集会在巴黎举行，将近1000人参加了会议；近年来有关马克思研究的国际性大会不断在各地召开；2000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民意测验中，马克思被公认为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学术界，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也没有盲目地随波逐流，而是重新开始了对马克思的重视与研究。像法国的德里达、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英国的吉登斯等这些大师级人物，在苏东剧变后都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研究马克思，并到马克思的学说中去吸取灵感。这些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会在各种声浪中销声匿迹，而是继续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发展情况一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在经历着坎坷的发展。一方面，随着理论的深入研究，众多学者都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抱以极大的兴趣，并给以特别的关注，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些原则性意见以及关于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观点等，受到了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可以说，一个真正严谨的学者，在其研究中都不敢轻易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地位，尽管评价不一。另一方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其研究过程中也确实遇到不少尖锐的挑战。在西方学界，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产物，而在今天后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这一理论很难解释当代发展现实，因而只能作为一种理论参照；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侧重的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不是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用这样的解释框架难以回答今天的具体发展问题，如不少学者把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解释成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认为这样的宏大叙事对当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没有多大的解释力和穿透力；还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从其理论倾向来看，并不属于“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阵营，而是属于与之相对的“新古典主义”阵营，像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就持这样的看法。类似的观点还可以罗列很多，但不管什么样的观点，都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命运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今天究竟是否还有活力或生命力？

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能靠简单的主观评判，也不能靠意识形态性的认定，而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用事实来回答。为此，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直接相关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必须加以理论上的澄清：

其一，时代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应当看到，自马克思去世后，资本主义历经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现在已经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世界局势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否表明时代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只要不持偏见，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不难回答的。不管是自由竞争还是私人垄断抑或国家垄断、国际垄断，只不过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具体形式的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实质的变化。只要时代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产生于这种时代并直接用于分析这种时代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就没有过时。对此，美国学者凯尔纳明确地指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3]美国学者卡西迪也这样认为：“不管他（指马克思——引者）有什么错误，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4]

其二，时代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当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致有人将现在的社会称为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知识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这种作用再大，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即资本逻辑。就总体而言，现代社会依然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行进着，各种社会现象仍是受资本的逻辑支配和制约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快速发展，知识进步之所以日新月异，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资本的驱动。要说变化，只不过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资本的逻辑已不再局限于一个个国家、民族，而是扩展和贯彻到整个世界。所谓全球化，主要的动力和基本的特征就是资本的全球化。既然这种发展逻辑没有被超越，那么，马克思围绕这种逻辑所阐发的各种发展思想也就很难被超越。因此，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只要资本的逻辑继续发挥作用，“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就还有意义，无论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5]。就连萨特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6]

其三，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不同的历史条件总会产生不同的问题，但新的问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当时所着重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各种主要表现，在今天依然存在，并以新的方式产生影响。法国著名学者德里达在其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曾经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有10个无法愈合的伤口，“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的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等，正在撕裂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7]。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长，资本主义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势头也在进一步发展。调查结果显示，在1980～1996年间，美国最富裕的、占家庭总数5％的上层，在全美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从15.3％上升到20.3％，而最贫困的、占家庭总数60％的下层，在全美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却由34.2％下降到30％。这种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欧洲也存在。以德国为例，占家庭总数5％的上层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的1／3以上，而占家庭总数一半以上的下层居民，却只拥有不到10％的社会财富；在1980～1995年间，独立经营者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增长了54.3％，而雇员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0％。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在加速向全球扩展，全球两极分化日趋明显。1999～2000年，占世界人口17％的24个发达国家占了全球GDP的80％，最富国人均GDP与最穷国人均GDP之比超过了300∶1，前者一天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后者一年的收入。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从1970年的25个增加到2000年的49个，这些国家有6.3亿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1／10，但其收入和贸易量只占百分之零点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事实表明，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主要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所说：“资本主义现代全球化的发展、第三世界各国日益深刻和严重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发达国家再次出现经济生活显著不稳定和不平等扩大，等等，这些现象反而说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于现代世界的诸多方面仍具有现实的适用性。它对促进我们重新探讨关于当代世界的认识框架，富有启发性。”[8]

当然，肯定时代性质和存在的基本问题未变，并不是要轻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新变化的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也主要是就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而言的，而不是要对各种发展问题作出全面的解答。正由于其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所以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而又超越了这一特定的时代，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仍具有重大的穿透力。不能依据它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合理性。有效性与时间性毕竟是两回事。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直面的时代与问题仍在“当代”之中，而且体现在它自身所特有的理论价值中。这种价值是从多方面得以展现的。

首先是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揭示和把握上。马克思不是用观念来解释历史，而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来研究历史，因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与以往的“客观历史编纂学”不同，它是建立在事实分析基础之上的，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把握。对此，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曾经这样评价过：“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出真正的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和焕发青春……”[9]正因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对历史长时段的揭示并是在长时段中发生影响的，所以它不仅对分析以往历史的发展，而且对分析当代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理论基础的作用。

其次是体现在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发展问题时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以至他的整个哲学，不是仅仅局限于解释世界，而目的是要改变世界，所以它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是一般性的诠释、理解，而突出的是批判性的考察。尤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上，其批判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凯尔纳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10]马克思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而且具有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德里达曾经说过：“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解释的。”[11]今天，强调马克思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对于深入推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创新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再次是体现在社会发展研究的科学方法上。马克思始终是以严谨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是随意演绎社会历史发展，因而所作出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经得住推敲的，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尽管在新的形势下有的需要修正和发展。对于这种严谨的研究方法，许多西方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就曾经指出：“我觉得，在马克思出现以后的时代，认真研究马克思应当是每个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的中心问题，掌握马克思的方法和成果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他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12]实际上，只要是“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都不会否认马克思研究方法的价值。像海德格尔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中就这样认为：“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据，但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看来，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13]也就是说，对于人的存在的理解，共产主义学说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与那种一般的存在主义解释不可混为一谈。在同一封信中，当海氏谈到“无家可归”是忘记存在的标志时，又这样表露了对马克思的看法：“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因此有必要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去思此天命。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异化来认识到的东西，和它的根子一起又复归为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这种无家可归状态是从存在的天命中在形而上学的形态中产生，靠形而上学巩固起来，同时又被形而上学作为无家可归状态掩盖起来。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14]在这里，海德格尔讲得非常明白：马克思对异化的领悟远比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理解更为深刻、更富有历史底蕴。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上述基本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对有关具体问题的分析之中。西方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发展论只看作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缺少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只解释成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缺少对现代性的细微解剖，借此来贬抑其当代价值。这样的理解并不是客观的、中肯的。综观马克思的文本，确实可以发现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较多，微观分析较少，但这种研究的特点和方式与其理论的价值并无必然的联系。马克思当时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驱除历史发展观上的迷雾，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尤其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由这样的主旨所决定，研究的重点必然要放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考察上，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马克思在对社会发展宏观说明的同时，也并没有轻视对社会发展的微观分析。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对商品形式的细微分析，认为“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15]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研究，实际上是交替运用宏观与微观两种分析方法，既注意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考察，又注意“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适用的，而且对于研究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因为整体与要素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说，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而不从更大的视野、不从它与其他问题的联系来考察，那么对于具体问题也无法获得真正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管中窥豹，其实是连一斑也不能得到真正认识的。所以，不能完全用发展学上的实证方法来排斥马克思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总的说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依然没有失去其当代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被重新发现；随着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被重新得到关注和开掘。正如凯尔纳所指出的那样：“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人相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对现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现时代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少仍然是当代进步的或激进的政治学的一部分。”[16]

指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没有过时，并不等于不需要有新的发展。自这一理论创立以来，毕竟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其间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发展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所有这些，都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可能仅仅从原有的经典理论中来寻求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社会发展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新的实践必须有新的理论探索。因此，必须结合新的发展现实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基本原理，自然要毫不含糊地坚持，对于一些具体的发展观点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应作出新的阐释，对于个别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观点必须予以放弃。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其理论的创新，使其永葆活力。可以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命运就取决于它对现实发展问题的回答与解决。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把握方式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是无可置疑的，但这种当代价值并不是自然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自觉把握。把握的程度如何，其当代价值也就体现得如何。这决不是要倡导解释学方法，而是旨在突出研究的主体作用。因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无论如何与研究主体的开掘、利用有关，纯粹的文本内容无所谓“当代”价值可言。为什么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当代价值？原因就在于研究主体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文本有不同旨趣、不同视角的观照，从而使得文本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凸显其当代价值。

如何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但从“当代”的视野来考虑，重要的是应通过如下方式或途径来把握。

1.从问题出发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其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分析和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进而用以指导问题的解决，正是把握和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不能泛泛谈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应当通过问题的研究，使其理论价值能够得到真正的彰显。

应当看到，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其规模还是力度都是空前的，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空前的。与那些西方早发的现代化国家相比，由于我们发展的背景不同、发展的起点不同、所处的国际位置不同、发展的导因不同、推进方式不同，因而导致的发展逻辑不同，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颇为特殊。这些矛盾和问题之所以是特殊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一般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曾遇到或很少出现的，大都具有“悖论”的性质，以致常常被称为“两难困境”。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这样一些“悖论”性的矛盾和问题：一是浓缩与循序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从萌芽到成长发育而后臻于成熟的阶段，即现代化是一步步循序渐进发展起来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则失去了这种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历史给予它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短短的时间中，不仅要走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走过的近代化路程，而且要迎头赶上当代现代化的潮流。在这两步并作一步走的浓缩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历时性矛盾就转变为共时性矛盾；矛盾的空前集中，使得问题解决的难度也明显加大。二是滞后与超前的矛盾。由于发达国家是按照胚胎发育式的渐变道路走过来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彼此协调，因而基本不存在什么发展的“瓶颈”现象。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现代化，显然不能四平八稳、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亟须有一种超前的眼光盯住世界现代化的潮头，加快发展进程，由此便引发出滞后与超前的发展难题，如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的滞后以及人才、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滞后等，都成为发展的制约因素。三是机会与压力的矛盾。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大量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又承受着巨大的发展压力，其压力主要来自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在条件、基础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即使看到了机遇也很难抓住，就是抓住了也难以得到有效利用。机遇与条件的脱节，致使发展常常处于停顿、搁浅的境地。良机一旦丧失，结果是可能再次错过机遇，造成发展中的恶性循环。四是解构与重建的矛盾。现代化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个传统社会解构与现代社会重建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解构与重建曾经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其间也出现过剧烈的社会冲突以至某种反复与倒退，但总体说来，由于这些国家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新旧体制的“磨合”与交替，因而没有出现太大的动**与逆转。发展中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解构与重建的任务，实现社会整体转型，所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由于旧的体制一时难以彻底瓦解，新的体制又一时难以建立健全起来，因而必然加大社会发展的摩擦。如果处理不当，又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动**。五是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矛盾。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既是一个自觉适应现代化潮流的世界化过程，又是一个能动创造、开拓进取的民族化过程。但是，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在实践中并非那么好处理：过分强调民族化，可能会离开世界文明主潮流；过分强调世界化，又会脱离本国实际，使现代化难以成功推行。这就有可能形成冲突，导致发展的波折。所有这些矛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都举足轻重。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矛盾？简单地搬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不行，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这些矛盾、问题予以深刻的分析，以形成新的认识和解决办法。这样的分析、研究，既促进了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又促进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使其真正具有当代价值。

如果说上述问题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所具有的共性问题，那么，我国在其发展中还有着自身更为特殊的问题。我国的人口如此之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如此之少，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发展如此之不平衡，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随便拿出哪一个问题，都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再将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可谓难上之难。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既加快经济增长，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面对的严峻课题。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要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寻求答案，但确实需要用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探索，以形成新的解决思路与办法。这种分析、探索的过程，自然也是提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过程。

所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契合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能够启发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并给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以正确的理论指导。

2.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要减少失误，顺利推进发展，必须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要总结好经验教训，必须对发展不断加以认真反思；而要做到成功地反思，又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要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予以高度关注，一方面从中获取思想资源，吸取灵感、方法，另一方面又促使其自我反思，升华其当代价值。

虽说现代化的推进没有统一的模式，但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则基本没有启动，还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夭折。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乏成功的经验，但也有着大量沉痛的教训，如盲目模仿甚至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对于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过分依赖等。这就涉及现代化推进过程中自身的能力与条件的问题。因为只有具备了一系列能够维持和促进社会变革、发展的能力和条件，现代化才能成为一种“自我维持增长”的进程。就发展的条件来说，“后发型”现代化的情况是非常特殊和复杂的，美国社会学家列维曾进行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四个相互联系的命题：第一，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第二，“内源发展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后来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第三，同是后来者，某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就是另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第四，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后来者中，其社会结构中与较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结构最相类似的因素，并不一定就是走向现代化的最好基础。[17]列维的分析应当说是比较深刻的，他提醒我们注意客观估量自己的现有条件，并善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创造条件来推进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确实给我们的发展研究，尤其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通过这些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有助于理论上的深入探索。

要顺利推进发展，不光是要善于总结国际上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要特别注意总结我国自己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国的现代化历经坎坷，可谓“九死一生”。且不说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的磨难与艰辛，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纲领，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党的“八大”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些重大判断和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对实践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后来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国的发展走了严重弯路，甚至遭到重大挫折。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重新转轨定向，使现代化建设真正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短短二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对此，国际社会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不过，应当看到，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必然严重制约今后的发展。而且，还要看到，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000美元，按既定的部署，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贫富悬殊加大、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甚至出现社会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能否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对于发展至关重要。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现在才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确实是一大理论创新，它内涵丰富，意义深远。要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其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在有关科学发展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在以人为本、克服异化、避免两极分化、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消化、吸收。这种研究和消化、吸收，既对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和深化，又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具有当代意义。

3.从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封的、自我认定的，而是在同其他发展理论的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正像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说：“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无误的标志。”[18]马克思虽然没有赶上当代发展研究的各种论战，但其思想还是被卷入了今天的论战。无论是赞成马克思的也好，还是反对马克思的也好，只要谈到发展的基本理论，总是不会撇开马克思。因而考察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不能游离于当代发展理论研究之外。

当代发展理论林林总总，但大致说来，主要是沿着这样一些学科方向分化和发展的：

首先是经济学上的发展理论。发展理论最初是从发展经济学开始的，而发展经济学起初又主要是“增长经济学”。从对经济增长的探求中，相继产生出各种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理论，如从现代凯恩斯主义者中间产生出了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论、索洛-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论、卡尔多-琼·罗宾逊的新剑桥经济增长论等；从非凯恩斯学派中间产生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缪尔达尔的经济发展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要素论等。这些增长理论的基本特点，就是把发展视为“经济增长”。但是后来的实践发展对此提出了尖锐质疑：经济增长是否等于社会发展？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相继出现了“满足基本需求论”、“增长加公平论”、“新发展观”等。随着对发展概念的拓宽和加深，发展经济学逐渐注意到各种非经济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因而研究的重心又转向“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论”。

其次是社会学上的发展理论。发展社会学最初的理论形态就是“社会现代化理论”。它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由美国的一批社会科学家首先创立的，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社会进化论。它认为现代化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而这种进化和发展是单线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原因，其现代化的实现，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表现为“西方化”的过程（即所谓的“连续模式”）。这一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遭到了依附论的批判，依附论强烈反对只从社会内部因素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问题，主张从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控制来解释不发达现象；坚决反对“西化”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现代化，只能与西方国家“脱钩”（即所谓的“隔断模式”）。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继续借用依附论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改从世界体系的视野来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它拓宽了研究的思路，避免了单纯内因与外因分析的倾向，但其解释框架也有理论局限，因而未能在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这样，理论发展后来又出现了多元化的势头。

再次是政治学上的发展理论。西方对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偏重于对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结构的静态分析，较少关注政治系统的动态发展。真正把研究方向引向政治发展，则是从60年代开始的。发展政治学把政治发展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从民族国家的运转、行政和法制的发展、民主制的发展、群众参与、秩序的稳定和变化、动员能力等方面对政治发展进行了具体研究。但是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并未迎来第三世界政治结构的参与化、民主化、合理化，反而在60年代末以后，世界许多地区普遍发生政变、动**和军人干政。面对这种现实，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反思，逐渐把政治发展的目的性研究转向过程性研究，除了强调民主政治建设，重点放到了政治秩序的寻求上。其理论的主要代表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亨廷顿等首先摒弃了从理论模式研究政治发展的做法，主张要从第三世界各国实际发展状况出发加以考察，因而提出政治制度化的基本观点。所谓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系统有组织有秩序地获取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这就客观上突出了政府制度化的能力。当然，亨廷顿等的理论也受到诸多责难，政治制度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仍在讨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