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后期的批判理论既没有用早期的人本主义批判统摄批判话语，也没有抛弃早期人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意图——实现人类解放，而是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具有了科学的理论视界。这种科学的理论视界体现为对价值批判的现实定位、对概念的历史性理解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分析。正是在这一全新的科学视界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震撼人心的批判力量。

马克思对社会的批判最初依赖于黑格尔哲学的自由理性，后又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的异化史观。虽然哲学的立足点发生了转换，但从哲学批判的总体视角来看，马克思早期对社会的批判都是以先验的“应该”范畴为理论内核的，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批判只能是一种以价值悬设为前提的道德批判。马克思在实现哲学变革后，对社会的批判发生了彻底的视界转换，即扬弃了以价值悬设为前提的道德批判，对价值批判进行了现实的理论定位。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通过对感性确定性的分析指出，人们不可能完全原封不动地表达所感觉到的东西，当人们说看到了某个杯子时，人们已经在运用知觉思维，实际上是在运用概念表达所见到的东西。因此，人们是生活在理性或思想之中。黑格尔的这一分析，实际上揭示了传统哲学为什么总是从思想出发理解现实的根源。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对社会的批判，就是重在如何使社会生活更加符合理性，康德、黑格尔乃至费尔巴哈都是从这里获得哲学的批判力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思维方式，实际上是把现实纳入一个具有统摄性的逻辑结构中，在一种理性的信仰中完成了对人的统治。

马克思哲学就是针对黑格尔哲学的思想中心论发问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一开始就谈到青年黑格尔派离开现实空谈思想的错误：“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4]马克思的观点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生产，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思想、观念、意识都是人们物质生产的结果，语言也是从人们的物质生产中发展而来的；意识是对现实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意识的独立发展源自社会分工的发展。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每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6]。这就打破了思想中心论，扬弃了从“应该”出发的哲学批判，这是哲学视角的一次根本转换。只有实现了这一视角转换，才能科学地理解社会生活，才能科学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从“应该”到“是”的逻辑转换。这是一切科学批判的理论前提，也是马克思后来的批判理论同其早期的批判理论的不同质点。

此时，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仅仅从价值悬设出发的所谓的批判概念，实际上都是非批判的；以这样一些非批判的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最多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只能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释。“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设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7]

在谈到人与物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8]正是由于看不到这一点，青年黑格尔派才认为从“理性造反”出发可以解放社会。“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摆脱一切幻想的、一定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9]

打破思想中心论，并不意味着不再运用概念进行哲学思考。问题在于，只要运用概念进行思考就难以摆脱逻辑控制力。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运用诗性语言也难逃困境。也正是由于这一理由，德里达才说，先写下然后再擦掉。马克思则通过对概念的历史定位走出这一困境，而概念本身的历史定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特定的批判功能和强大的批判力量。

在黑格尔哲学中，每一个概念都是流动的、发展的，每一个概念在其最初出现时都体现出简单的直接同一性，随着意识的自我绽现，每一个概念从直接的同一性走向具体的同一性，这就使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但是，黑格尔的理论前提错了，这一前提就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哲学中，每一个概念都是流动的、发展的，每一个概念都从直接的同一性走向具体的同一性，这就使马克思哲学对概念的运用也贯穿着历史性原则。但是，马克思的理论前提是对的，这一前提就是现实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0]。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概念的历史定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概念的总体性特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古典经济学“从实在与具体开始”，“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11]，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但是，由于这些抽象是从孤立的事实出发的，因而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的事实。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仔细考察，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抛开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阶级又成为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又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问题都隐藏着其他问题的内容，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特征的重要表现。

这就决定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必须以其他问题的“非在场性”的“在场性”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概念的意义就在这里。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概念的辩证法体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有“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具体再现，从而以“思想的具体”再现现实的具体，以“思想的总体”再现现实的总体。马克思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只有这种“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才能实现概念的总体性定位，才能达到对现实的真正理解。

二是概念的历史性内涵。以劳动概念为例。劳动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并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但到了古典经济学才达到对“劳动一般”的理解和把握，从而体现出“劳动”、“劳动一般”这一概念的历史性内涵。具体地说，货币主义者把财富看成是外在于人的货币，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性存在转移到主体性活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主要活动方式，但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仍然把这种活动本身限于获取货币的活动；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创造“纯产品”，反映了农业劳动在当时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把财富理解为劳动（虽然还是一定形式的劳动）已是很大的进步；斯密则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具体规定性，认为就是劳动创造财富。“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12]

这就是说，“劳动一般”这个抽象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的产物。“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13]劳动概念这个例子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规定、最抽象的范畴，同样是特定社会形式的产物，而且只有对这种社会形式并在这种社会形式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概念因此具有历史性内涵。

对概念的这种历史性定位，使马克思打破了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并表明对资本主义本身必须以历史的方式对之加以提问，从而保持一种批判的理论态势。同时，对概念的这种历史性定位，使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看到了资产阶级理论家所看不到的东西。具体地说，资产阶级理论家由于从概念的永恒性出发，把现实置于概念之光中，处于概念之外的东西就被舍弃了，而马克思则从概念的历史性出发，把概念置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则把概念产生的现实基础展现出来了，从而读出了抽象概念所不能直接绽现的现实内容。这样，马克思就彻底地打破了思想中心论，使概念的矛盾运动成为现实的矛盾运动的逻辑绽现。

以此为前提，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矛盾规定性，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双重矛盾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

首先，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内在矛盾，这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一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的“二律背反”：要扩大剩余价值，就必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会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崩溃与瓦解。打破这一“二律背反”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私有制。这一分析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的主导线索。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化：一方面是阶级的剧烈分化，另一方面是阶级内部个体的尖锐冲突。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4]。并认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15]；同时，“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16]，意识形态正是以这样一种虚幻的“普遍性”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黏合剂，为人们提供理性的价值追求。这就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整体相冲突的文化矛盾。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矛盾分析，马克思引发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批判，但此时的批判，已不是从社会外部价值悬设出发的抽象批判，而是以社会内部矛盾运动为基础的具体批判，是社会发展过程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社会的自我批判，是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社会批判。这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所在和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