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的价值批判理论，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具体地说，集中体现在以异化劳动理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中。通过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本质，并认为应该以自由自觉的劳动来代替异化劳动，以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以一种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初次批判。

马克思早期的批判理论之所以是一种价值批判理论，是因为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出发的哲学批判，本质上是以“应该”这一价值悬设为理论基点的。在异化劳动理论中，马克思预设了“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一先验规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以“应该”的价值悬设为理论前提的。换言之，马克思此时所说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既缺乏现实的基础，又缺乏现实的内容。这就决定了马克思此时所设想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具有强烈的理想性内涵，具有明显的“道德律”特征。这种从道德律出发的批判，决定了马克思此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是一种外在的价值批判。无论是从理论自身的逻辑看，还是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都存在着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

马克思之所以接受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主要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最初是从黑格尔哲学的“理性”出发的，认为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理性的进步，理性的最高表现是在民主制的国家理性之中，但在林木盗窃案与摩塞尔地区贫困问题的争论中，马克思又看到，财产所有者恰恰是运用国家理性为自己牟取私利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体现自由、公正的国家理性究竟表现在哪里？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经过克罗茨纳赫时期的历史研究，马克思确证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原则，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颠倒”，即明确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黑格尔哲学是“颠倒”了，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是因为，如果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在以牟取私利为特征的市民社会，财产所有者以国家来为自己牟取私利就是一种合理的行为。这就是说，马克思此时并没有真正解决“颠倒”黑格尔哲学之前所遇到的问题，即体现自由、公正的国家理性在哪里？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

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有两条思路：一是从经济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二是从哲学人本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显然，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研究水平还不能完成这一理论任务，还不可能走第一条批判思路。于是，马克思走向另一条批判思路，即从现实出发，以“应该”的价值悬设为思维坐标，以一种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逻辑批判资本主义，并得出一个结论：以牟取私利为特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人与人相异化的非人社会，是应该加以批判与扬弃的社会。由此，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初次批判。

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的思想中潜在地存在着两条逻辑思路的对立：一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分析逻辑；二是从人本主义出发的分析逻辑，并占据着话语支配地位。这一理论逻辑的内在矛盾，决定了马克思理论运演中的内在对立。从总体的理论逻辑看，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为坐标批判现实的异化劳动；在具体的理论运演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批判资本主义，并批判黑格尔看不到对象化与异化的错误。

区分对象化与异化被许多学者认为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地方，实际上，马克思关于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恰恰没有达到黑格尔的高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是劳动的对象化存在，作为劳动对象化的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同其他商品的交换才能实现。这就是说，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恰恰是同一个过程，没有劳动的异化（交换），劳动的对象化（商品）就不是现实的存在。熟谙斯密、李嘉图经济学著作的黑格尔实际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交换一体化的特征，他所讲的劳动的对象化就是异化，恰恰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过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当时并没有达到黑格尔的高度。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劳动过程的否定，使马克思无法承认劳动价值论；不承认劳动价值论，又使马克思无法正确评判古典经济学，更无法达到对现实劳动和现实社会的科学分析，只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

理论逻辑的内在矛盾，导致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又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脱节。马克思之所以接受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理论依据。问题在于，马克思当时对资本主义的所有批判都是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为理论支撑点的。从内涵上看，“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一概念直接来自赫斯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概念，而赫斯的这一概念在内涵上带有典型的伦理特征：“精神的自由行动，是现代一切企图出发和归宿的核心。因此，有必要去研究它的规律、组织和后果。自由行动的基础，就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而现在的行动的哲学将只是这个伦理学的一个新发展。费希特为这个演进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但德国哲学本身并未能摆脱唯心主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在德国对于旧的社会组织还理应有一个康德，正如在思想方面它曾经有一个康德那样。”[1]“自由就是道德，因而就是生命规律和精神活动的完成以及对这一事实的明显意识；因此，这不是通过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自然的偶然性，像以往任何创造物的生活所发生的那样，而是自我决定。”[2]

显然，运用这种伦理范畴批判资本主义，不可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的彻底的、科学的批判。换言之，尽管马克思以自己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系统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并且通过人——非人——人的逻辑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但由于这是从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出发，以“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价值悬设为思维坐标的对现实社会的外在“干预”，因而必然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脱节，马克思因此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理论意图。

矛盾引导思想发展。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内在逻辑矛盾、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又推动着马克思的思想处在变化发展之中。正是对这些矛盾的解决，使马克思扬弃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即从外在的价值批判到内在的科学批判。

社会批判理论要成为科学的批判理论，必须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即如何实现从“应该”到“是”的逻辑转换和从“是”到“应该”的逻辑转换。

“应该”与“是”的分离，是马克思早期价值批判的重要特征。这种“是”与“应该”的分离，实际上是把现实消解在思想之中，这就注定马克思早期的价值批判无法真正地介入社会，而科学的批判理论就是要从现实出发，对思想进行现实的归位，实现哲学提问方式的变革，首先实现从“应该”到“是”的逻辑转换。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哲学提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实践”范畴来概括社会的本质特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物质生产”来描述社会的发展过程，通过对现实生活过程的科学分析，揭示了意识、语言的产生过程，通过对意识形态进行现实的、历史的归位，揭示出意识的现实的、历史的内涵，从而打破了传统哲学仅仅从纯粹思想来解决问题的神话。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说，就是冲破了逻辑同一性的牢笼，打破了思想中心论。可以说，只是在这时，马克思才实现了从“应该”到“是”的逻辑转换。这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理论转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如果停留于“是”的逻辑分析，仅仅追求社会发展规律，把社会理解为一个仅仅受客观规律所支配、无主体的“自然历史过程”，人就会变成消极的受动者。因此，停留于“是”的逻辑并没有完全解决理论的深层问题，达到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要解决理论的深层问题，建构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还必须实现从“是”到“应该”的逻辑转换。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应该”已经不是从外在的价值批判出发的道德律，而是从现实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可能性，是从社会本身生长出来的社会的自我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批判的内在趋动力就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生活中的内在矛盾，主要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要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就必须提高社会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又会导致私有制的崩溃；二是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由于私有制、阶级的存在，既产生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又形成了阶级内部个体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生活中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由此，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是“是”自身的自我否定，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就是来自事物本身内在矛盾运动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3]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

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分析，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又是通过对主体的“物役性”形态表现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在生产领域，是以“死劳动”即资本对“活劳动”的奴役来完成生产总体性过程的，这既是以“物”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奴役，更是“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奴役。由于资本家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为其生产目的，而且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商品流通才能实现；同时，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流通具有时空分离特性，货币成为流通是否成功的标尺，成为剩余价值实现的表现形式，这就导致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并产生了资本拜物教。这种“拜物教”是资本奴役的外在表现形态，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的“物役性”特征。由此，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通过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表现出来，体现为“是”与“应该”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正是在这一哲学视界中，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在主体层面的“物役性”表现，揭示出概念本身不过是现实历史的映现，实现了“是”与“应该”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中，马克思解决了如何实现从“应该”到“是”的逻辑转换和“是”到“应该”的逻辑转换，扬弃了对社会的外在的价值批判，达到了对社会的内在的科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