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因为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早在20世纪初叶就集中并深入地分析了现代性问题及其哲学根基,而且因为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他那里汲取了灵感。
《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批判的核心概念是“物化”或“物化现象”。显然,这个概念具有马克思分析的渊源——来自于《资本论》“商品拜物教”一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时还未出版)。这个概念立足于马克思考察过的商品结构的基础,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性的自律性(Eigen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40]。这一概念的普遍性在于:作为商品结构的本质,物化过程表现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结构,而不是仅仅表现为个别的现象。按照卢卡奇的见解,商品在现代社会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因此,对现代性批判的任务就在于揭示作为商品交换及其结构性后果的“物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了现代人的社会生活中。卢卡奇对现代性批判的贡献在于,他依循马克思所制定的基本方向,揭示出物化现象的现代性特征,即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
卢卡奇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如何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换言之,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如何成为一个这样的社会范畴形式,从而对人们全部社会关系的对象性形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41]尽管卢卡奇当时未读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这个问题却可以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个简洁的方式来恰当地加以表述:“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42]
卢卡奇通过对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由协作、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发展历程的考察,指明人的个体特性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的发展伴随着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特性)之愈益加剧地被消除,以及这种人的个体特性如何在现代性的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谬误的根源。在这一抽象化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原则是:“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在经济过程的主体和客体方面发生的决定性变化如下:第一,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破坏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第二,生产的客体被分成许多部分这种情况,必然意味着它的主体也被分成许多部分。……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43]
卢卡奇的敏锐和深刻之处就在于,他试图把物化现象的现代性原则——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解说为不断深入到现代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普照之光”。所以,卢卡奇不仅援引马克斯·韦伯,以说明现代生产如何创造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上相一致的法律和国家——首先建立在合理“计算”基础上的现代企业如何伴随着与它相适应的具有合理法律的官僚国家,而且还通过分析广义生产指出,抽象的类样品以及孤立的个体如何取代了“有机生活过程的产品”,而这意味着“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必须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卢卡奇把这种抽象性的普遍化过程描绘为人对世界之“态度”的改变,即人的活动越来越失去自主性,而采取一种直观的态度。这种直观的态度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即它把空间和时间看成是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在牛顿的物理学中被表述为匀质的时间和空间,在康德的哲学中被理解为“纯直观形式”。
在引证了《哲学的贫困》中关于抽象劳动如何把人置于次要地位并使数量完全压倒质量的引文之后,卢卡奇指出:“这样,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44]这种抽象的、变成物理空间的时间使劳动者被合理地分割开来:一方面,它们作为从属于机械化的局部劳动的孤立原子,被推入到异己的系统中去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以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为中介。在这里,所谓“机械化”或“机械过程”等用词,可以更加确切地表述为“形式化”,而时间的抽象化是现代性在哲学原则上的核心,也是真正的历史性被遮蔽的核心。
卢卡奇对现代性的这一批判呈现出马克思的天才。这是因为,马克思在现代性生产的第一个阶段,即机器生产的阶段就已经牢牢地把握住了现代性的物化本质,把握了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这一现代过程不断开展的主导原则。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45]这就是说,大机器生产的前提是人手的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把这一抽象化过程把握为现代性的普遍本质和现代生活的普遍命运。尽管马克思当时还无缘遭遇泰罗制,但这一进程的基本原理已经从根本上被讲述出来了。
现代性生产的第二个阶段,即泰罗制,事实上意味着现代性在生产领域中的进一步开展,意味着人的整个操作行为的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这一分析理性化的过程引导了行为科学的管理学应用。卢卡奇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发展及其本质上的现代性特征,所以他说:“随着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46]
现代性生产的第三个阶段,即人脑的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标志是计算机,意味着计算机科学的逻辑学应用。这一步骤还没有出现在卢卡奇的视野中,但根据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可以推论,计算机的合理机械化和可计算性的原则表现为具有逻辑普遍性的数字化和符号化。然而,这一本质在今天却被巨大的计算机奇迹所遮蔽,从而使人们几乎完全沉溺于对这一本质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之中,以至于像麦克卢汉这样的思想家也寄希望于电子信息时代“地球村”的神话了。
这三个阶段是现代性本质在生产领域中的渐次展开,而且这一展开过程是分析理性化的增强,是科学的生产性应用的深入。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工艺学应用,还是行为科学的管理学应用,抑或计算机科学的逻辑学应用,都应合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现代自然科学本质的基本判断: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47]。
卢卡奇对现代性批判的优越性在于,他精通近代哲学并且大体领会了这一哲学的基本性质。因此,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谈到了“近代理性主义形式体系”及其矛盾,并把这一体系及其矛盾同整个现代性生产的本质理解为内在同一的:“这儿表现出来的近代理性主义形式体系的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隐藏在它们的主体和客体概念中的问题的错综复杂和模棱两可,它们的作为由‘我们’创造的体系的本质和它们的与人异在的、与人疏远的宿命论之间的矛盾,这一切无非是对近代社会状况所作的逻辑的、系统的阐述而已。”[48]
这的确是一种颇为深刻的见地。由此,卢卡奇不仅看到了“敌视生活的存在机械论”和“与生活格格不入的科学形式主义”,而且分析了作为一种形式体系的理性主义或“理性的形式主义的认识方式”,如何不可避免地与非理性原则形影相随,如何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的最终问题禁锢在知性所不可把握的非理性之中。于是,卢卡奇卓有见地地阐述了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性质。在卢卡奇看来,问题集中于近代哲学这样一个基本倾向,即当主体的直观态度和认识对象的纯形式特征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时,解决非理性问题的理性尝试就不得不中止,从而只有从实践方向来探求解决此一问题之途径。“我们发现,又是康德对这种倾向作了最清楚的阐述。如果说,康德认为‘存在很明显的不是真正的宾词,就是说不是关于可以补入物的概念的某物的概念’,那末他以此就以极其明确的形式表达了这种倾向及其所有的结论。”[49]这里,卢卡奇想说的是,康德在此描绘了作为克服存在概念中“二律背反”途径的“真正实践的结构”,这一结构意味着康德不得不提出“变化中的概念辩证法”。这一批判的路径显然是黑格尔式的。
从总体上看,卢卡奇对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性原则的批判是立足于黑格尔哲学的,在提出问题方面几乎已经走到了黑格尔哲学的边缘,甚至是最遥远的边缘。卢卡奇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评价是:“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推演。只有这种推演的方式,即辩证的方法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50]这里,卢卡奇执意使黑格尔的辩证法抽象地中性化或者在价值上中立化,力图使其既脱离其现实的历史内容,又脱离其存在论的根基。
1967年,卢卡奇在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所写的序言中意识到这一重大局限,明确指出:“我一直是根据我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阅读马克思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异化问题的实际讨论方式“是用纯粹黑格尔的精神进行的。尤其是,它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51]。这里所谓的“最终哲学基础”就是指存在论的根基,而黑格尔的“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乃是在形而上学的范围内解决形而上学所造成的全部二元对立的最后尝试。从哲学上看,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的薄弱方面,就在于其存在论的根基,在于这一根基仍然依赖于哲学的知识论路向,忽视了马克思哲学在存在论或本体论根基上所发动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实践本体论的意义。后来,卢卡奇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关注并转向存在论(本体论),开始构筑“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昭示我们,必须从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来把握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并阐扬其当代意义。
[1]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页。
[2] 丁耘编译:《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3—60页。
[3] 同上。
[4] 同上。
[5]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5页。
[6]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7] 丁耘编译:《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3—60页。
[8] 《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71页。
[9] 如前所述,这里所谓的“狭隘联系”意指近代形而上学范围内的联系或由此种形而上学所设定的联系。在另一处,海德格尔曾说:“在我看来,从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和二者之间的转化的想法阻塞着洞察我所理解的思想的道路。”(《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1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11]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76—77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1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15页。
[14] 同上书,第15页。
[15] 丁耘编译:《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3—60页。
[16] 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可能就此重大问题展开详细的讨论。与此问题有关的一些澄清与辩驳,可以参见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33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
[21] 同上书,第323页。
[22] 同上书,第33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25] 同上书,第25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7] 同上书,第27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390页。
[29] 参见丁耘编译:《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3—6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31] 参见[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8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33] 同上书,第277—278页。
[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294页。
[35] 同上书,第289页。
[36] 同上书,第319—320页。
[37] 同上书,第320页。
[38] 《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384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40]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3—144页。
[41] 同上书,第148—149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4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9—150页。
[44] 同上书,第151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9页。
[46]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9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48]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0页。
[49] 同上书,第198页。
[50]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7页。
[51] 同上书,第3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