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资本原则与形而上学建制的内在关联，所以，对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实际上就应当（而且能够）依循对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来标志；反过来说也一样。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以尼采为后盾的，并由此取得了对现代性进一步反思的积极进展。[31]但问题在于，只要这种批判没有同对资本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它就不能真正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正是在这“一度”中得以充分显现，那么，这种意义不仅取决于对资本的批判，而且取决于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

马克思对资本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同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联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鲜明的体现，而这种联系的内在必然性就在于：除非对现代社会的双重批判在本质上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原则高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马克思由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开始对资本的批判时，这一批判同时成为对完成了的形而上学，即黑格尔哲学的再度批判。在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方向上，马克思追问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发现，作为国民经济学前提的那种劳动是抽象劳动（异化劳动）。马克思由此进一步追问的主导性问题是：“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32]

正是通过对抽象—异化劳动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得出结论：作为知性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出发点的无非是异化劳动，由此而获得的规律无非是“异化劳动的规律”，而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所陷入的种种理论矛盾则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作为正是国民经济学前提的劳动——抽象的、异化的劳动，即自相矛盾的劳动，生产出现代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33]如果说私有财产是这种劳动的产物和结果，那么，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架构就是由这种抽象劳动获得决定性奠基的、“发展到矛盾状态的”私有财产。[34]

马克思一方面指证了抽象劳动的形而上学本质，认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秘密就在于，“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35]。另一方面又重启了对黑格尔哲学以至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一批判的决定性意义就在于，指证了黑格尔哲学整个现代形而上学的秘密——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立足其上的抽象劳动或异化劳动。在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仅仅理解为哲学同自身相矛盾的地方，马克思则把这种否定性的辩证法领会为历史运动之“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6]

显然，在现代形而上学中得到原则表述的那个“劳动的本质”，就是作为现代资本世界的主导原则的抽象劳动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37]。换言之，作为现代资本世界主导原则的劳动本身是抽象的，而且其本质是在现代形而上学中得到映现的。大约一百年之后，海德格尔道出了与马克思几乎相同的洞见：“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38]

“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这一命题再度挑明了曾为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性双重规定的内在关联。抽象的劳动或劳动的抽象化、外化的劳动或劳动的外化，不仅是资本统治现代社会的原则，而且是现代形而上学之隐幽的本质或根本的原理。如果说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只是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社会中才得到充分实现和贯彻，那么，这种拜物教性质归根到底是在劳动的抽象化过程中不断被巩固起来的劳动的形而上学本质。因此，对现代性的真正批判不能不是双重批判，对资本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不能不同时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

对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当由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高度来标志，而审视这个高度的核心乃在于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持存或瓦解。海德格尔正确地把这一基本建制把握为“意识的内在性”，但却误解了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以至于最终把马克思的哲学再度嵌入形而上学之中。实际上，正是在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在对“对象性的活动”的阐述中，“意识的内在性”这一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不仅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且这一建制连同其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即黑格尔哲学一起被摧毁。“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39]这里，“对象性的活动”意味着作为“纯粹活动”或“自我活动”的意识的内在性、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瓦解，意味着一个与“我思”根本不同的出发点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