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是同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理解密不可分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被理解为物质本体论，因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被理解为关于物质世界的辩证法。因此，在当代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必须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

哲学的本体论追求不仅根源于人类的实践本性，而且决定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哲学本体论总是以时代性的内容去寻求本体即“何以可能”的根据。古代哲学追问“万物何以可能”，近代哲学追问“认识何以可能”，黑格尔哲学则以“绝对理念”作为本体追问人的理性、自由和崇高“何以可能”。这表明，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本体论追问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所造成的哲学革命，集中表现为从对“世界何以可能”的追问转向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追问，从而实现了“三位一体”的本体论革命：

一是把本体论对“何以可能”的追问定位为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从而变革了传统本体论对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抽象思辨，实现了本体论的理论内容的变革；

二是把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诉诸对人的历史活动的理解，从而变革了传统本体论以唯心史观为依托所进行的对人的意识活动的追问，实现了以唯物史观为依托的理论基础的变革；

三是把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诉诸人对自己既定状态的扬弃，从而变革了传统本体论把对“何以可能”的追问定位为某种“永恒在场”的研究方式，实现了本体论与“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的统一。

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需要从追问“什么何以可能”的视野看问题，并确定问题域。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27]这就是说，关于精神与自然界孰为本原的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是“世界何以可能”的根据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物质本体论，是对“世界何以可能”这个问题的回答。

“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28]。这就是说，在“世界何以可能”这个根本问题上，是否承认和坚持“自然界是本原的”，构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这就是说，作为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上必须坚守“自然界是本原的”这个基本论断。在这个问题域内，所有的唯物主义哲学都是物质本体论。

但是，恩格斯的论述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提出“世界何以可能”并承认“自然界是本原的”，这是“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的共同点，而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向自己提出的历史性问题，也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对自己的历史性问题的理论回答。在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作出区分之后，恩格斯紧接着告诫人们，除了在“世界何以可能”的意义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29]。这就是说，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旧唯物主义，而是新唯物主义，那么，就不能仅仅是在“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域中去理解马克思哲学，而必须在马克思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域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以“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共同坚持的“物质本体论”来界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

诉诸哲学史就会发现，对“世界何以可能”的追问是近代西方哲学所面对的根本问题，而对于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为生活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来说，它的根本使命就是实现“上帝人化”，即把“上帝”作为世界的根据转化为“人”自己是自己的根据。因此，在“上帝”自然化、物质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近代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哲学本身经历了以“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精神本体论”和“人学本体论”取代“上帝本体论”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本体论问题已经发展为“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而费尔巴哈更为明确地提出，哲学的任务就是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其使命是把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自由和人的本质的抽象的肯定，转变为人类自身的解放。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曾经自豪地提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30]。

1842年，马克思在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这一著名论断时，就对新哲学提出这样的期待：“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1]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超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强烈渴望和实现哲学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强烈要求。这种渴望与要求，促使马克思将对人的理性思辨转化为对人的现实理解。

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可以说，这个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根本”——把对人的追问彻底地诉诸人本身。

正是从这个根本出发，马克思对近代以来的“上帝人化”或反宗教的斗争作出这样的总结：“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32]由此，马克思对新哲学的使命作出这样的概括：“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3]

正是从这个历史任务出发，马克思明确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4]把人从非人的存在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为新哲学提出的使命。“解放何以可能”因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和异化劳动出发去探索解放的根据。“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的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5]这就是马克思对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本质”所作出的论证。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把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与现实的人的“异化劳动”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36]。其结果是，“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37]。这就是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所作出的论证。

可见，在马克思这里，人的解放的根据是双重的：一方面，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本质”构成人的解放的可能性的根据；另一方面，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状态则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性的根据。正是从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双重根据出发，马克思不断地深化自己的本体论求索。

1845年，马克思写出了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38]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凝聚着马克思对全部哲学史的高度概括，熔铸着马克思对哲学自身的深切反思，表达了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彻底批判，升华了马克思探索人类解放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论回答，标志着哲学史上的“实践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追求。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以往的全部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因而不能真实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把“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根据，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转换为实践活动。这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演进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马克思针对整个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所思考和论争的根本问题——思想的客观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实践范畴的本体论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39]这就是说，针对思想的客观性“何以可能”这个贯穿于近代哲学的本体论问题，马克思明确提出实践是它的根据即本体。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马克思针对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关于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争论，也就是针对人何以为人的争论，明确地把人的存在的根据归结为“革命的实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五、六、七条中，马克思以批评费尔巴哈的相关哲学观点的方式，集中地论述了从“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出发去理解人的世界、人的本质和人的宗教感情。而在第八条中，则把上述思想凝结为一个根本性的论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0]这样，马克思就在把确认社会生活的本质与解决理论的神秘主义相统一的意义上，确认了实践的本体地位，即用实践作为根据去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破解对理论的神秘主义理解。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九、十两条中，马克思把这种“实践转向”的根据诉诸实现这种“实践转向”的主体，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在第十一条中，马克思以其“实践转向”的本体论革命为根据，把以往的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归结为“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把他所开创的新哲学即新唯物主义归结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宣言书式的方式阐明了马克思的“实践转向”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其中，最重要的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本体论革命。这个本体论革命就是以实践为根据去理解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思维和人的世界，把实践定位为“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本体。在这个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称作“实践本体论”是有根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追问不仅仅是一般地追问“人的存在何以可能”，而且是具体地追问“人的解放何以可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他的本体论追求定位为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追寻，即寻求解放的根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在对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异化的双重阐释中，把人的解放的根据诉诸人的“类本质”；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把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转换为人的实践活动，从而以实践为根据去理解人的存在，并把新唯物主义定位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正是从改变世界的哲学使命出发，马克思以“实践转向”的理论成果为出发点，形成了他的以“人的解放何以可能”为聚焦点的本体论求索。这种理论求索的结果，集中表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

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极为强调一个问题，即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这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至关重要的。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42]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把“德国哲学”与“我们”的哲学区分为“从天国降到人间”和“从人间升到天国”，而且把这种区分的实质内容确认为对人的理解，即是以“设想出来的人”为出发点，还是以“真正的人”为出发点。

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把本体论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把人的认识、自由和崇高“何以可能”作为其本体论内涵。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被德国古典哲学追问的人。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43]“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物质生活本身”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44]“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5]

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和“第一个历史活动”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46]。正是基于对历史观的这种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把研究结果归结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7]，“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48]。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把人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活动）确认为“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根据和“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前提。

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对他们的“本体论承诺”作出了简洁、明确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9]

在后来的研究中，马克思更为具体地揭示了这个“本体论承诺”的现实依据，揭示了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所实现的人自身存在方式的变革。就历史事实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已经从总体上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马克思的理论聚焦点就是揭示这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扬弃异化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现实理解，马克思把人的未来的存在方式描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50]。由此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或自由个性的学说中，表达的正是一种批判性的、革命性的本体论追求：把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类解放并不是某种“应当确立的状况”，而是一个“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过程：“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51]“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2]这就是说，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承诺，并不是承诺了某种“应当确立的状况”，而是承诺了“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承诺了“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就是说，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否定性的过程，即“消灭现存状况”、“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过程。把这个否定性的过程视为人类解放的根据，或者说，从否定性的过程去理解人类解放的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极其重要的思想内涵，即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的思想内涵。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3]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18页。

[4]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

[5] 同上书，第77页。

[6]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7]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0页。

[8]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3页。

[9] 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11] ［法］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5页。

[1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8] ［俄］杜布赞斯基：《遗传学与物种起源》，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28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21]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2] 同上书，第160页。

[23] 同上书，第186页。

[24]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5] 同上书，第183页。

[26] 同上书，第18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28] 同上书，第22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

[30] 同上书，第258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33] 同上书，第2页。

[34] 同上书，第9—10页。

[3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3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37] 同上书，第57、58、5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40] 同上书，第56页。

[41] 同上书，第57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43] 同上书，第73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45] 同上书，第79页。

[46] 同上书，第79页。

[47] 同上书，第73页。

[48] 同上书，第92页。

[49] 同上书，第294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52] 同上书，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