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些思想体系，它们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却并非专属这个时代，相反，它们具有跨时代的症候。马克思哲学就属于这些为数极少并且具有恒久魅力的思想体系。一种仅仅适应某个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如果马克思当初不是有时超越他所生活的19世纪后半叶的话，他就不可能在20世纪后半叶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仍然这样重要。”[21]的确如此。马克思生活在工业社会，但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作了“准确”的预见[22]；马克思哲学属于现代唯物主义，但它又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现代”中露出的“后现代”端倪，并对其加以批判审视，因此，兴盛于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无法忽略、漠视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马克思哲学。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马克思哲学是一座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必经的思想桥梁，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23]。马克思哲学当然不是后现代主义，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哲学的确具有后现代意蕴。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及其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对于这些现象，不仅传统理论无法解释，而且现代观念也无法涵盖。哈桑由此认为，可以用“后现代”来命名这些不同于“现代”的现象，并指出“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主义在其预示性时刻直接或间接瞥见到的难以想象之物所作出的一种反应”[24]。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审视和反思。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25]。因此，在审视和反思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很自然地在后现代语境中浮现出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杰姆逊等，都对马克思哲学显示出充分的重视。从中，我们可以把握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

后现代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反对“任何形而上学”。可以说，反对“形而上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共识。

海德格尔注意到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努力，并认为马克思完成了“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26]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还认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比其余的历史观具有优越性。

德里达指出：“如果有一种我永远也不准备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那么它不仅仅是批判的精神和质问的态度……它毋宁说是某种对于解放和获救的肯定，是某种许诺我们可以设法摆脱任何独断观念，甚至摆脱任何形而上学——宗教的预定，摆脱任何救世福音的体验。”[27]在德里达看来，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

福柯认为，支配法国乃至当代批判思想的三个基本来源是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这三位大师各自发挥了一种根本性的“解中心”作用，共同开辟了当代解释学的道路。在福柯看来，马克思是在解释资产阶级对生产的解释，而不是在解释生产本身；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揭示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本质，即对日常价值观念的掩饰，实际上否定了通常所谓的“深层意义”或“真理”。福柯“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并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并不是“建立在任何18世纪模式的基础上”，相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在现时，写历史而不使用一系列和马克思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相联系的思想，并把自己放在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内，那是不可能的”[28]。

在利奥塔看来，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了”，“马克思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在《共产党宣言》之中”[29]；马克思哲学借助于辩证法成为一种解释无限矛盾运动的话语，问题恰恰在于，“现在正是辩证逻辑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纯粹的风格语言”[30]。

罗蒂对马克思哲学的态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把马克思和尼采、海德格尔相提并论，认为马克思属于教化型哲学家，马克思的哲学属于启迪哲学，即后哲学文化，它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并始终坚持历史主义意识，其目的在于不断进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马克思尽管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却仍然坚持这样两个信念，即试图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实在，以及为政治寻找理论基础的信念。显然，罗蒂强调在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裂痕。

杰姆逊致力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马克思哲学绝不是什么“唯生产的、简约的、过时的整体论话语”，相反，它是一种更为宏大深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在杰姆逊看来，马克思哲学提供了“整体社会的视界”，它“让那些互不相容，似乎缺乏通约性的批评方式各就其位，确认它们局部的正当性，它既消化又保留了它们”，而“其他批评方法的权威性只是来自它们同某个零碎生活的局部原则，或者同迅速增生的复杂上层建筑的某个亚系统的一致性”[31]。因此，当代任何一种批判理论都无法避开马克思哲学，都不可能对马克思哲学视而不见。对于当代批判理论来说，马克思哲学是“不可超越的视界”。

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论述，涉及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系。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各异，取舍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存在论意义以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些被忽略、被抑制乃至被遗忘的部分得以彰显。

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直接关涉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以及马克思哲学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西方思想界通常的看法是，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它沿袭了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主题，即以追溯整个世界的本质或基质为目标，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去理解和把握一切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则强调，马克思哲学真正“颠倒了柏拉图主义”并“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见解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而且与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相符。

“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32]，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批判柏拉图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对一种更高的本质的深切追求”是柏拉图哲学的根本特点，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柏拉图哲学使“善、目的的这一抽象规定转化为囊括世界的、全面展开的哲学”[33]。

“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所以，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必然促使马克思批判整个“形而上学”。研读《神圣家族》可以看出，马克思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批判了“形而上学”，并认为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34]。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关注的是脱离了人及其活动的宇宙本体或“终极存在”，不仅“本体”在其中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而且人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抽象的存在，人和人的世界都消失了。因此，应“否定现存的哲学”并“消灭哲学本身”，即“终结形而上学”，使哲学面向“现存世界”，关注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状态。马克思断言：“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35]

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前提是确认自然界的“优先性”，但它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本体、抽象的物质，更不是以经院哲学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态和普遍存在的“拜物教”的批判，揭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揭示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蔽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就是说，马克思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并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即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关注着“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关注着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的消除。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哲学不是为了占有“全部真理”，而是无限地追求真理；不是“为千秋万代而营建”，而是“为他们自身的时代而拆解”。在马克思这里，“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同时蕴含着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确认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必然使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注意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的确如此，马克思哲学在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中预见到“后现代”，即当代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因而它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不可相容。相反，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相遇却是一个毋庸争论的事实。正是在这种相遇中，二者显示出一定意义上的相似，一定程度上的相容。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之所以在当代相遇、相似、相容，从现实生活的背景来看，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二者都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批判性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马克思哲学在其创立之初就宣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锋芒所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还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归根到底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异化状况的揭露、分析和批判。用后现代主义话语来说，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始终坚持、贯彻这一批判，即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不断扩张、深化的异化状况进行批判。即使是颇有争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脉络而言，它的全部理论工作都是对马克思的异化学说的应用、发挥和某种程度上的深化。从早期的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再到晚近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异化状况进行了相当尖锐、相当深刻的清算和批判。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不是维护资本主义，而是批判资本主义。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也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性进行“解构”，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具有重合性，所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是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德里达指出：“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36]福柯坦言：“我关注的是知识、学术、理论同真实历史的奇特的关系”[37]，他对知识与权力、监狱与权力等关系的探讨，都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压迫机制。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9世纪发展到20世纪，是一个实现对“社会表征的完全操作”的过程，因此，他从马克思的商品转换理论过渡到“符号转换”问题，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符号经济学”的批判。杰姆逊明确地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认为“真正的‘历史恶梦’是劳动这个事实本身，异化劳动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和创造精力的浪费，这个耻辱的事实无法从任何形而上学范畴获得意义”[38]，因此，应“引开”异化劳动这个令人不堪的事实。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并非是无根的浮萍，并非是某些思想家的“喃喃自语”，它有其特定的现实背景和实践根源，是批判地指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状况和知识状况的。“后现代批判是彻底的反原旨性——避开一切本体的、认识的或伦理的绝对主义。同时，它也坚定地表明改革西方现存社会秩序的激进态度。”[39]

正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是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异化状态的批判，所以，马克思哲学准确地预见到了“后现代”的某些特征，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从事批判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马克思哲学，二者在当代不期而遇。这不是神话，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当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也不乏微词，其主要批评包括两个方面：（1）马克思哲学具有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但它又能够被嵌入共产党人建构的“实体”之中，并被整合为统一的理论体系，被作为某种政治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元叙事”，从而难以逃脱保守和封闭的命运。（2）马克思哲学倡导实践的首要性，强调人的现实性及生活的多元化，但它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性解放的学说，仍是一种“宏伟叙事”，从而导致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对于统一整体的偏执和对异质成分的压抑；马克思提供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认识框架，但他对作为一种认识范式的“结构”过于迷恋和依赖，因而对犯罪、疾病、孤独和死亡等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涉猎甚微，等等。显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赞赏的是马克思哲学中重视非确定性、非中心、非基础性的一面，批评的是马克思哲学中强调确定性、中心性、基础性的一面。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褒与贬，公正也好，偏颇也罢，对我们来说，其意义主要在于其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对马克思哲学的新理解。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既解构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又解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系统，重新直面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使马克思哲学中某些长期以来被忽略、被抑制乃至被遗忘的成分得以“苏醒”；后现代话语倡导异质性和边缘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即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把握游离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之外的马克思哲学，从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是以零散、疏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对于马克思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强调其方法而非结论，重视其思路而非体系，赞赏其某些片断而非整体。更重要的是，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中某些成分的强调，其意图在于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哲学进行解构，使其呈现内在的对抗性和自我消解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或隐或显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当马克思哲学被发挥成一种批判性的政治观念时，其原初的哲学观念的批判性就受到严重抑制，从而不可能贯彻始终。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哲学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