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容上看，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本体论是由高克兰纽斯在1613年首先使用的。按其原意，本体论就是关于作为一切存在的最初和最后根据的存在本身的学说。由于这种存在属于超感觉的对象，所以，形而上学与本体论这两个概念在哲学史上往往被混同使用。实际上，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或重要分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本体论’这一名称的最初出现是到了17世纪。它标志着传统的关于存在者的学说形成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成为哲学体系的一个部分”[9]。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批判并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就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能够生活，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实践因此构成了人的存在、现存世界的基础和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生存论的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把人的存在本身作为哲学所追寻的本体。这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不断生成着的本体，它使存在成为一种社会或历史中的存在。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即社会存在物。换言之，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恰恰是在实践中完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活动”，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具体地说，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同时，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而实现对自然的占有，“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10]。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1]这就是说，人通过实践创造了人的存在，并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尺度——社会性或历史性，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12]可见，马克思并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问题的，而是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并凸显了存在的根本特征——历史性。这是正确理解所有问题的本体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不仅肯定了存在物和存在的差异，而且区分了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并从人的存在出发询问、追问存在的意义。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使存在从存在者中显露出来，并对存在本身进行解释”，从而使隐蔽着的存在的意义显现出来。

海德格尔把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形而上学时代称之为“存在的遗忘的时代”，并认为“形而上学不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说到存在。形而上学表示并似乎确定，它询问并回答了关于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解答过这种问题。因为它从来没有追问到这个问题。当它涉及存在时，只是把存在想象为存在着。虽然它涉及存在，指的却是一切存在者。自始至终，形而上学的各种命题总是把存在者和存在相互混淆……由于这种永久的混淆，所谓形而上学提出存在的说法使我们陷入完全错误的境地”[13]。无疑，马克思结束了这一“存在的遗忘的时代”，并使哲学走出了这种“完全错误的境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14]。应该说，海德格尔的这一评价是公正的。

在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之后，唯物主义哲学以至整个哲学的理论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恩格斯说过，随着自然科学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实际上，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唯物主义不但要改变自己的理论形式，而且要转换自己的理论主题。从理论主题看，古代唯物主义以至整个古代哲学关注的是万物的本原、存在的存在；近代唯物主义具有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但最后不仅没有摧毁形而上学，相反，又复归形而上学，近代哲学仍注目于宇宙的本体，关注上苍的“绝对”或“抽象物质”，二者都忽视了人的存在以及人本身的发展。与此不同，马克思哲学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注目于人的存在以及“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5]。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和生活，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和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和“实际日常生活”自始至终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因此，作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实际日常生活”所包含和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6]这就是说，作为物质实践对象化的劳动产品，即物与物的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在现存世界中，“物”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那种脱离了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与人无关的物或自然，是“无”，是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与“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从“抽象物质”出发，更不是以一种超时空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出发，通过对现存世界异化状态的批判，揭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并通过改变现存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7]。

这样，马克思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从而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这一转换标志着西方哲学的转轨，即从传统哲学转向现代哲学。

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就是人类的生活世界和生存状态。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就是，“哲学所力求的目标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下的那个实在”。马克思的确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现代西方哲学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人的活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分析哲学所实现的“语言学转向”，从本质上看，所关注的仍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体现的仍是对人与世界关系联结点的寻求。人类关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成果就积淀并表现在语言中，从语言的意义去理解和把握世界，实际上就是从对人的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世界。维特根斯坦后期从生活形式的观点去理解语言和意义，并揭示了语言的公共性、实践性，这与马克思哲学具有相似或契合之处，而塞尔等人的语言行为理论具体分析了“以言行事”的语言功能，不自觉地为马克思哲学提供了语言哲学的论证和说明。当然，分析哲学毕竟走得太远了，在它那里，语言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马克思仿佛预见到了这种“语言学转向”似的，他指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18]

当然，形而上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并没有销声匿迹。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形而上学在近代的一次悲壮的“复辟”，那么，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形而上学在现代的一次辉煌的复兴。问题在于，在经历了现象学运动之后而开辟了存在主义新路的现代西方哲学，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及其指向性的伟大原创性。海德格尔通过对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意识到“在总是此在之在”，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作为人的存在的“此在”才能显现出来。由此，海德格尔认识到“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以及这一颠倒的深刻性、超前性和巨大的优越性，并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19]萨特既意识到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批判为存在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也觉察到存在主义自身的某种空缺，所以他提出要使存在主义“依附”在马克思主义身上，并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之所以不可超越，是因为产生马克思哲学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现代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没有超出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甚至仍在用马克思哲学的话语在说话。即使后现代主义力主“重写现代性”，其实质仍是在关注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后现代主义所谓的“人的终结”，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异化状态的批判。用杰姆逊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历史噩梦是异化劳动”，应当“引开”异化劳动这个令人不堪的事实。在解构了人的先在性和超验性之后，后现代主义宣告：人是“创造性的存在物”，并力图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自然的对立，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20]所以，在审视和反思现代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异化状态的批判很自然地浮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语境中。杰姆逊认为，马克思哲学“是我们当今用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

马克思哲学的深刻性、超前性和巨大的优越性，使得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任何一个流派都无法避开马克思哲学，都不可能对马克思哲学视而不见。就内容而不就表现形式，就总体而不就个别流派而言，现代西方哲学的运行是以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主题转换为根本方向的，马克思的确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创造性的对话者，而且是现代西方哲学进程中极其重要的参与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一理论以至整个哲学理论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和生存论的本体论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和生存论的本体论是在19世纪中叶提出、创建的，它在当时以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引起人们的理解和关注。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缺陷，它使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20世纪的历史运动，实践和科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使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生存论的本体论以及从人的存在出发解读存在的意义这一方法的内在价值凸显出来了，并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