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就是“重写现代性”。启蒙运动以来关于普遍理性和历史进步的理念为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所粉碎，当代科技革命及其后果则使人们对现代性本身发生质疑。现代性由此成为一个问题，而非确定无疑的答案。所谓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进行“从后思考”、重新阐释、重新理解。“这样理解之后，后现代主义就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40]换言之，后现代并不是指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的改写或“重写”。更重要的是，这种“重写现代性”的工作在现代性本身中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可以说，马克思以及尼采、弗洛伊德等当代西方思想家所做的工作，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重写现代性”。

从历史上看，“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而运作始于17世纪，现代建立起来的关于理论、自由、进步的“宏伟叙事”与席卷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以及社会革命是同步进行的。尽管不能把现代性或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但毫无疑问，始于工业革命的现代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发动的，表征历史分期的“现代”概念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是相促并生的。因此，“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正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就包含着对现代性或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换言之，是在“重写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

当然，马克思哲学原本没有“后现代”这一概念。但是，马克思哲学却蕴含着“后资本主义理论”。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所以，“后资本主义”与“后现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概括地说，“后资本主义”侧重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思考，预示了社会革命的可能和前景，“后现代”则侧重于对文化、观念、知识状况的思考，蕴含了改造的目标和可能。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文化理论或意义理论的阐发，“后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之间呈现出既排斥又融合、既平行又交叉的微妙局势。

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行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首先把马克思的名字同“后现代”联系起来的是丹尼尔·贝尔。在其名著《后工业社会》中，贝尔认为，马克思曾“准确”地预见到“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贝尔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尽管马克思哲学没有“后现代”概念，但其中不乏后现代思想。人类思想史表明，概念与思想或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可能一致，但也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当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已经提出时，概括这一思想或理论的概念却往往未能准确地表述出来。这是思想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上常见的现象。例如，马克思在1846年就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但直到1890年，恩格斯才概括并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所谓元叙事，是指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纯思辨理论叙事”和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自由解放叙事”，前者注重同一性价值的思维模式，后者注重人文独立的思维模式，二者联合起来，共同为制度化的科学研究服务，为占有“全部真理”和追求永恒正义辩护。但始料未及，辩护的结果与“元叙事”的初衷构成绝妙的讽刺：理性极度膨胀，个体的人却被消解了；科学突飞猛进，人文世界却趋向僵化窒息。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哲学在创立之初，就致力于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批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一段话，代表着他和马克思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共同看法：“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41]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和“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目光关注着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趋向着“有个性的个人”。在针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上，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具有相通之处，并具有“后现代”指向。

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是对现代性及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表征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凸显出持续变革中的危机色彩，即“叙事危机、表征危机、合法化危机”，那么，马克思哲学则在资本主义处于早期阶段时就揭示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极富预见性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2]利奥塔由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和“后现代”有“深刻的理解”。受马克思的启发，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开始研究上述变革的效应，如贝尔抨击“文化渎神现象”的蔓延，布迪厄分析“文化生产场”的发达机制，吉登斯透视现代的“知识不确定性”及其后果，等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直面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发出“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理性的陨落”、“人的终结”这些惊世之叹。在探讨“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及其危机意识上，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具有相通之处，并具有“后现代”指向。

危机意识与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密切相关。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具有“问题学”的特征。“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绝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谈到时代精神与哲学的关系时，马克思强调，“问题就是口号”，并认为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43]正是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马克思坚持“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44]。换言之，马克思哲学把“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这是马克思哲学注重“批判”的本质所在。后现代主义同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首先是作为课题或问题而存在的，它关注的焦点就是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它并不是要向人们“说”出真理，而是为了排除通向真理的“障碍”，以“去掉”、“摆脱”笼罩在现代主义身上的“假象”和“迷雾”。这是后现代主义注重“解构”的秘密所在。

从马克思所处时代到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时代，再到后现代主义时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工作经历了从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到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再到语言批判的过程。从学理的角度说，这种转换是批判工作不断细化、深化和精致化的过程，它揭示出社会批判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同时又显示出这种批判有其转承逻辑和现实意义。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其“批判”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指向。

无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正面作用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将17世纪以来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新时代，称之为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有别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大机器工业时代”，有别于以往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的时代。《共产党宣言》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的估价甚至比资产阶级思想家更充分。然而，马克思更多的不是注意现代性的成就，而是现代性的“问题”。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对现代社会异化状态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焦点之一。对现代社会异化的分析与批判，充分而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后现代指向。其特点在于，不是希求站在资本主义之“内”达到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理解”，而是站在之“外”去透视、揭露其病症。用利奥塔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的符号在何处破坏了自身”[45]。

为了真正理解马克思对现代性的“问题”所进行的批判及其后现代指向，需要重读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的经典论述。为便于行文，有必要详引那段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段落：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46]

从表面看，这段论述是马克思哲学视域伸向未来的一个最动人心弦的例子。实际上，这段论述是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的典型例证。这里，马克思将现代性的积极作用推到了极限，同时也就凸显出现代性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为人类开辟的只是有限的自由，其最高成就就是社会化的人们，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合理性表现在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还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强调，“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这也就是说，现代性的逻辑是在必然王国获得有限自由的逻辑，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或“有个性的个人”虽然要以此为前提，但他并非现成地内含于现代性之中，而是站在它的“彼岸”。

处于“彼岸”的自由王国，当然可以理解为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共产主义并不是指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未来思想，而是现实的运动，是用于对抗现代性负效应的批判性要素。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利奥塔的名言：“‘后—现代’应该按照‘未来的（后）过去（现代）’这一悖论去理解。”实际上，“自由王国”只是表明了马克思哲学视界的批判向度。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王国并不是对必然王国的取代，因为“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将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这里，马克思的运思取向明显地具有“批判的”、“问题学”的特征。用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说，就是自由王国是对必然王国的“解构”，“自由王国”不是用于提供未来的乌托邦，而是为了狙击必然王国的理性逻辑操纵一切的僭妄，是诉诸永恒历史过程的批判要素。

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具有相通之处，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但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后现代”又有重大的差别。具体地说，后现代主义以知识生活涵盖整个社会生活，或者说仅仅从知识状况出发思考当代社会，其“后现代”以对知识状况的解构为旨趣，甚至把解构集中在语言上；后现代主义在致力于消解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中心与边缘等先验的二元对置时，实际上抱持着特殊的目标和旨趣，即偏重于非基础性、非确定性和非中心性，从而促成以现象消解本质、以偶然取代必然、以边缘分割中心的效应和影响，而且它肯定的只是片断的、无深度的、不确定的生活模式的意义与价值。因此，相对于“现代”，“后现代”在此走向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也正是马克思哲学的后现代话语得以显示其高出一筹的地方。后现代主义看出了西方社会的“病症”，却开错了“药方”，马克思哲学则不但揭示出西方社会的困境，而且也指出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马克思哲学框架中的后现代话语，可以容纳以下内容：一是以贯穿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观念为研究对象，以实践原则为研究方法，从异化的表象走向经济的深层批判；二是以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中心和边缘、东方和西方、历史和话语等二元对置为研究背景，以重建“个人所有制”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为目标；三是致力于防止客观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极端性摇摆，创造性地思考和回答“后资本主义”时代、“后形而上学”时代人类何以生存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哲学中的“后现代”，既表征着一种知识态度，一种对现代性神话进行质疑和解构的知识态度，又表征着一种历史境域，一种我们这个时代据以生存并确立“有个性的个人”的历史境域。

[1] 《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4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2、161页。

[4] 同上书，第159—160页。

[5] 同上书，第163页。

[6] 同上书，第164页。

[7] 同上书，第16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9]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页。

[1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2] 同上书，第81页。

[13] ［德］海德格尔：《回到形而上学基础之路》，英文版，第43页。

[14]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6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页。

[19] 《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20] ［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21]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22] 参见［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6页。

[23] F.Jameson, Marxism and Historic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XI, No.1, Autumn, 1979, p.42.

[24] Ihab Hassan, The postmodern tu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9.

[25] ［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26]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60页。

[27] 《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东方》1996年第6期，第69—73页。

[28] M.Fouco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p.21.

[29] ［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30] Jean-Francois Lyotard, Pergerinations, Columbia Press, 1988, p.50.

[31] F.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0.

[32]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160页。

[36] ［法］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37] ［法］福柯：《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38] F.Jameson, Marxism and Historic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XI, No.1, Autumn, 1979, p.42.

[39] John Mcgowan, Postmodernism and its Critics, E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ix.

[40] ［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720、720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45] ［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