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低碳经济战下的中国布局

2021年10月31日至11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最热门话题，联合国敦促各国尽快开展行动以实现本世纪中叶全球碳中和目标，而各国围绕碳中和与全球气候治理展开了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博弈与谈判。碳中和事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存续，中国应在气候谈判与碳中和博弈中积极争取自身合理权益，对外讲好中国碳中和故事，在低碳竞争时代占据气候治理的主动权。

一、以碳中和为核心的新国际博弈已白热化

一方面，以碳中和为基础的国际互动新规则正在确立。各国广泛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和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是独立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复杂背景之外的共同使命，符合世界人民的终极利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是中国提出2060年碳中和目标后参加的第一次国际气候大会。每次气候谈判得出的结果和规则，都为后续国际博弈打下铺垫，不仅影响到未来国际气候格局的演变趋势，更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争取气候利益和发展权益的重要变量。当前，气候谈判的焦点已逐渐向以碳中和为目标的碳减排气候行动集中，不仅包含一系列国际规则标准的制定和完善，例如，以国际标准化组织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所主导的碳排放相关标准，包括统计检测、核算核查、清单编制、碳捕集与碳封存技术等，推动各国积极开展国内温室气体标准体系的国际转化和缺项补齐；而且也包含气候融资、能源转型、控排量等气候行动目标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NDCS),以阶段性国家路线图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基础。

另一方面，以碳中和为逻辑的国际新竞争赛场正在展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在重建国际间战略信任和多边合作关系上已有积极成效，例如，100多位世界各国领导人达成了关于森林保护的重大协议与共识，承诺到2030年将结束并逆转毁坏森林；190多个国家和组织组成联盟，同意逐步淘汰燃煤发电并终止对新燃煤电厂的支持，积极部署清洁发电项目，推动全球能源转

型；碳排放量排名第三的印度在本次大会上首次提出了207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正式参与到全球碳中和竞争之中。虽然大会关于煤电和森林保护等议题的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对于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守住联合国1.5摄氏度理想目标，以及各国能否在提升减排力度上做出更进一步承诺等核心问题，外界对于《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的期待有限，且气候谈判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博弈。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面临的最明显的国际政治博弈来自美国，二者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气候行动和博弈动向已成为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重点。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为上届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致歉，并指责中国领导人未出席气候峰会。退出《巴黎协定》后对全球气候问题造成的重大损失用一句“道歉”就试图弥补，意图用口号而非实质行动掌握碳中和时代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与博弈中的常见政治手段。美国这种气候盘算与伎俩，对一向恐华、抑华的诸多西方国家而言具有重要鼓动作用。可以预见，未来西方国家的诸多政客、智库、媒体对中国的气候应对指责将会加剧。围绕碳中和出现的国际博弈白热化趋势明显。2021年11月11日，中美发布了《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双方虽然肯定了《巴黎协定》气候控温目标的共识，但美国在宣言中提到了将甲烷排放检测与减排纳入温室气体减排工作之中并要求中国制定相关战略，并以2035年100%实现零碳污染电力为由暗示中国加快抛弃煤电，意图打乱中国碳中和的进程与节奏，存在政治胁迫和道德绑架之嫌。

二、四种气候博弈的形式与手段

当碳中和作为全球共识逐渐加深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碳中和目标下的碳减排责任划分问题已成为气候谈判中的核心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意图掌握低碳竞争时代的国际碳中和霸权，并利用碳减排这一政治工具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进行遏制。

以碳排放总量为由开展碳减排道德绑架。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向来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为由胁迫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认为中国是全球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忽略了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更忽略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所作出的努力，甚至联合部分岛国就海平面上升问题向中国进行道德绑架与施压，利用碳减排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2020年9月，美国发布《中国破坏环境》事实清单，就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环境问题无端指责中方，罔顾、无视和弱化中国的气候贡献，意图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推给中国；2021年7月，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呼吁中国提高碳减排速度，且批判如果中国到2030年才实现碳达峰，则其他国家必须在2040年甚至2035年之前达到零排放才能弥补，意图绑架中国强制提前碳达峰与碳中和进程。

抢占碳中和产业的标准定义权。碳中和将带动一系列新兴低碳产业技术的孕育和发展，美国势必将抢占碳中和的专利授权、产业分类、标准认定和规则制定，并按照自身利益主导碳中和相关标准的定义权。例如，此前美国专利审查部门早已开展专利审查改革，开展加速审查程序推动环境改善和能源节约等绿色技术专利的通过与推广，加快有关环境质量、新能源发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等发明专利申请以促进“绿色技术”发展，意图在碳中和时代占据绿色产业链的顶层地位，利用碳中和专利“卡脖子”,甚至借碳中和产业和项目的判定权来直接否认中国在相关产业开展的投入，降低中国的绿色融资吸引力。

开展国际碳中和关税战、贸易战、金融战。全球低碳经济之战也是一场贸易战和金融战。2021年7月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正酝酿推出“碳边境税计划”,效仿欧盟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工业产品加征碳关税，全面掀起全球碳中和关税贸易之战，并同步开展绿色金融战，通过建立金融业气候标准为国际绿色投资设立门槛和阻碍，例如，2021年3月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为华尔街银行设定气候影响的全球标准，美财政部和监管机构正拟定加强要求企业揭露环境冲击的规范，以全面防止绿色资金流入中国。

对发展中国家设下碳减排资金支持的空头承诺陷阱。美国在COP26大会上提及了国内555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计划和对外每年30亿美元的国际气候援助，但这些计划仍卡在立法流程，美国可能利用对发展中国家的空头承诺来胁迫其按照自身要求的路径开展碳减排，但后续对承诺资金却不予实际兑现，令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此外，美国在全球环境基金仍有尚未结清的巨额欠款，在荒漠化公约、气候变化公约的应缴会费也没有缴付到位，令美国在气候行动的国际资金支持上严重缺乏公信力。

三、中国应积极争取碳中和国际话语权

碳中和不仅仅是低碳技术、清洁能源、绿色金融等表层领域的国际竞争，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是一场国际话语权竞争，事关国家与文明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气候博弈中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要勇于争取自身合理权益，对外讲好中国碳中和故事。

高度重视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上的碳中和“隐蔽战线”。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博弈的背后是隐蔽的利益与意识形态之争。中国应在气候谈判中阐明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目的，对外用目标和行动来彰显中国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工作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承诺和决定，以人类文明存续的视角看待碳中和议题，进而深度分析国际气候问题，勇于指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碳中和议题运用为政治工具才是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最大阻碍，逐渐建立起中国的碳中和大国信用。碳中和是一条国际话语权斗争的“隐蔽战线”。尽管应对气候变化是独立于其他国际争端的重要共识，但中国在任何时刻都不可忽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设下的陷阱，诸如其利

用“第一大碳排放国”来引导世界各国将中国视为气候问题的最大责任人，以及利用2060年碳中和目标晚于发达国家来引导世界各国低估中国实现目标的难度和努力。纵观国际低碳竞争的各个重要领域，无论是气候承诺的制定、气候治理的成果展示，还是低碳产业的发展水平、零碳技术的开发运用，不仅仅是资金、技术之争，更是标准之争、规范之争、定义之争，本质上都离不开话语权之争，更是未来数十年内的发展权益、大国利益之争，必须在话语权斗争中反对西方所标榜的与西式民主、西式人权同等模式的西式气候治理原则。

掌握碳减排的解释权，对外讲人均和历史累积排放。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上反复制造中国是气候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却未承担碳减排责任的论调。中国在国际场合总结与分析气候问题的现状之时，应以科学和事实为基础，正确指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是当前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灾难的最大元凶，不可无端要求全世界共同承担责任。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美国更是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在对外谈及碳排放问题所展示的相关数据中，应以人均和累积为基础：2019年中国人均碳排放为7.76吨，远低于美国的15.47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8个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其中有56个(占72%)是发达经济体；自1850年以来，美国作为最大的累积排放国，共排放超过5090亿吨，占全球总量

的20.3%,导致了0.2摄氏度的全球变暖，而中国仅以2884亿吨占

11.4%,中国的累积碳排放量远低于美国。通过讲事实、讲数据，引导世界各国正视碳减排的国际责任划分问题。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仍应向世界表明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令世界各国充分认识到以中国当前的发展现状、经济水平、减排进程开展碳中和行动面临的艰难，从而合理争取中国自身工业化进步和经济增长需求，以及中国人民改善生活水平的需求，不应受发达国家对于大国碳减排的道德胁迫。同时，中国对外在碳减排的成果展示上，应以单位生产总值碳排放(碳强度)和人均碳排放量的降低来作为对外宣传的主要指标，以历史累积碳排放量而非当年碳排放量作为碳排放大国的判定标准，开展大国气候行动合作。

重视“隐含碳”问题导致的碳排放总量被高估的责任挑战。碳总量核算原则是生产者原则，谁生产，碳排放算在谁头上。中国是“世界工厂”,应在碳排放问题上表明中国在碳排放生产者原则上面临的碳总量核算压力：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高达约30%,大量生活消费品在中国生产并出口到他国消费，而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即“隐含碳”)按照生产者负责的原则被计入中国。国际社会应明确全球碳足迹的来源和去向，尤其是在中国的碳排放量中有7%—14%是为供应美国消费市场。中国需要令世界各国意识到美国等发达国家虽然消费了商品，却没有为其碳排放负责，使中国同时成为贸易净出口大国和碳排放净进口大国，该行为高估了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真实责任，令中国面临更严峻的减排压力，严重缺乏碳减排国际责任分配的公平性。为此，中国应高度重视“隐含碳”下的气候责任归因，提高生产者话语权，向以美国为首的碳排放消费者争取合理利益，例如，对部分高排放出口商品向他国征收一定比例的碳排放消费溢价，或积极争取并充分利用未来将开展的碳减排国际转让市场，令他国利用自身通过技术改造和碳汇开发所获得的减排量，按一定比例向中国转让以弥补其进口高碳产品对中国产生的生产者碳排放。

对外讲好人类史上最高效、最大规模的中国碳减排、碳中和故事。首先，中国应向世界表明自身碳减排行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难程度，展现在此背景下取得的瞩目成就，让各国理解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所需付出的艰苦努力：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发达国家普遍需要60—80年，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却只有3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虽然面临严峻挑战，但中国已实现的成效有目共睹。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约48%,在节能减排、能效提升、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占全球总量的30%—50%,表明“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但也是世界第一碳减排大国”的客观事实。其次，中国应对外积极展现大国责任心和担当意识，不仅要把自身阶段性碳减排目标达成状况、清洁能源装机增量与比重、绿色资金投入规模等指标公开透明化，令发达国家无法罔顾真相、歪曲事实；更要积极宣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中和绿色合作与支持，向世界充分表明中国在用实际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地区开展气候行动，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仅有空头承诺。最后，对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空头承诺、口说无凭、出尔反尔般的气候行动，中国应以讲诚信、讲担当、说到做到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基本立场，在编制气候目标和成果汇报之时，公开中国与各国的气候目标达成程度、气候资金落实程度、碳中和进程的进展程度，以事实和数据为基础，证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贡献，勇于应对发达国家的质疑和打压，充分展现中国的碳中和行动不仅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经济系统性变革转型，更是一场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碳减排活动，具备极为强大高效的行动力和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