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美博弈新战场

2021年4月22日，全球气候峰会举办，一些国家刮起了碳减排的“大跃进”之风。比如，美国在作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承诺和2万亿美元涉及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新基建计划基础上，再次承诺2030年温室气体相比于2005年降低50%—52%。日本提出2030年碳排放相比于2013年降低46%(此前是26%);加拿大则将2030年减排力度比此前设定目标再提升10%—15%;英国更是激进地计划将在2035年之前减少78%的碳排放量并实现碳中和(比此前目标提前15年),等等。这些国家的减排新目标，看似大国雄心，实则“空头支票”。只有宣示却毫无切实有效的减排路径依托的背后，折射的却是围绕碳中和的新一轮全球博弈。

一、碳中和，全球新博弈刚刚开始

(一)与碳中和相关的四大全球新博弈

当下，全球低碳经济竞争日益白热化，现有147个国家作出了在21世纪中叶或之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发展战略承诺，试图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能源转型等各种方式抵消目前被视为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首要因素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难得的全球共识，但问题在于，共识兑现的路径怎样?减排背后的矛盾怎么解决?再出现像特朗普那样退出《巴黎协定》的重大变数怎么办?如何注资?谁来注资?通过怎样的规则、技术、标准来实现?这些问题都将涉及未来残酷且激烈的国际政治博弈。

大体来讲，碳中和将至少面临四大全球新博弈：

一是标准之争。为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各国纷纷进入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快车道，但国际社会对新兴绿色低碳产业的行业认定、标准制定、规则约定、市场准入门槛等都缺乏共识，有的分歧还相当大。比如，中美在绿色项目与企业的信息披露机制方面就难以统一；中国发行的贴标绿色债券，只有约10%符合国际CBI标准；等等。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各类低碳标准，将面临相当严峻的国际谈判。谁能占据先机，谁就有可能掌握全球低碳发展领导权。

二是技术之争。围绕新兴绿色产业与技术研发的竞赛，在全球早已展开。以前沿减排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为例，欧盟、美国早已提前部署技术研发。相比之下，中国在技术链条上的发展应用水平并不一致，多项技术仍需持续加大研发力度与商业化改造。可以想象，低碳技术的领先，将伴随后续的技术授权转让、绿色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更大红利。这无异于一场新的产业革命。谁领衔产业技术创新，谁就有可能领衔下一轮大国崛起。

三是经贸之争。在碳减排的约束下，跨国贸易投资与其他经济活动更偏好于在低碳经济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易与原材料生产、加工、运输的链条随之发生位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绿色低碳转型势头会增强。绿色与低碳贸易壁垒会日益增多，相关的摩擦与争端也会层出不穷，以绿色低碳产业为重心的国际新经贸结构将逐渐代替原有的经贸格局，成为未来支撑国际经济体系的主流。谁在新经贸格局下快速调整，谁就有可能引领国际贸易流量。

四是资金之争。未来国际资本的投向偏好，将倾向于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国土绿化、资源节约、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等领域。与碳中和相关的融资、并购、发债等议程，将升格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点热门话题，与之相关的还有低碳法律配套、资源估值、碳金融市场、环境信息披露、绿色股权融资配比等一系列新投融资规则的再制定与各国绿色优惠政策。谁透析未来国际投资的绿色化动向，谁就有可能塑造未来国际投融资的趋势。

(二)碳中和，中国在国际舆论上的新挑战

从2020年秋季以来的历次高层表态与各类文件、会议可知，中央决策层对实现碳中和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不只是关乎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是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切实行动。但从全球视野看，一场绿色低碳发展的国际话语权之争在所难免。

如果说技术竞争、经贸转向、标准重设或行业转型等领域，对中国而言，还仅是相对较长期须应对的事情，那么,作为第一大碳排放国家(约占全球30%)的中国，在碳中和成为全球舆论共识的大背景下，当务之急，恐怕还会面临新一波的西方舆论攻击甚至抹黑，甚至不排除将中国视为导致全球变暖“罪魁祸首”、打压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图谋”。

一是因“隐含碳”而导致中国碳排放总量被高估的责任挑战。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约30%,大量生活消费品在中国生产、他国消费，滞留在中国本土却不应该计入中国排放量的，就是所谓的“隐含碳”。很显然，国际社会长期采用的“领土内的排放责任”或“生产者负责”的碳减排原则，对新兴经济体是不利的。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可通过向海外转移高排放、高污染产业的方式，实现减排责任转嫁的进口替代。

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红杉中国的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净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高达20.14亿吨，约为中国当年碳排放总量的20%,是全球第四大碳排放大国印度的总量，约为OECD所有成员国滞留他国的“隐含碳”的70%。换句话说，中国在碳排放总量里承担了本应他国承担的部分碳排放份额。发达国家贪婪的消费欲望，导致了生产规模的全球扩张，恶化了全球气候环境，却滞后性地将减排责任强加给新兴经济体。可以想象，中国极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内气候政治的最大替罪羊。

二是基于“碳核算”的国际话语权旁落而产生的数据风险。目前，由国际能源署(IEA)、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Carbon Dioxide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re,CDIAC)、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EDGAR)、美国能源信息署(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世界银行、世界资源研究所和英国石油等七家机构组成的碳排放核算机构，基本覆盖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碳排放核算数据，垄断了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的国际话语权。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碳排放核算工作的现状、问题及挑战》报告显示，目前根据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交的《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以及中国科学院碳专项报告的核算结果看，国际机构碳核算普遍高计了中国碳排放量，最高达7%。如果与中科院的碳专项报告相比，竟出现被高估20%的现象。可以想象，当碳排放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指标、碳市场越来越成为国际资金流动的重要领域时，一场碳核算的公信力之争就会出现。

三是以“碳斜率”为特征的中国持续发展与中外竞争的碳约束压力。构想一幅数轴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碳排放量。碳达峰是最高点，碳中和是零点。很明显，1979年碳达峰的欧盟、2005年碳达峰的美国，都承诺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分别用了71年和45年，从顶点到零点的斜坡是较缓和的。但中国只有30年，是非常陡峭的“碳斜率”。

中国需要用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完成发达国家同样的任务。许多年长者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伦敦雾都、洛杉矶化学烟雾污染的经历，中国没有走欧美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而是选择了一条坎坷的自我约束发展之路。笔者认为，中国崛起与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自我约束”。中国不侵略他国，不挑起战争，不输送难民，不欺负小国，承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签署绝大多数国际公约。现在，绿色清洁、低碳发展是新型的大国崛起文明，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发展前所未有的压力。

(三)对外讲好中国“碳中和”的故事

碳中和是一项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攻坚事业，也是颠覆现代化以来形成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一场文明革命。但碳中和在中国的实现，要比其他发达国家的难度与阻力更大，中国政府需要投入与付出的也远比其他国家多。

欧美国家普遍在2040年、2050年甚至更早时间点的碳中和目标，令中国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在国际舆论中显得被动。西方舆论普遍认定中国为全球经济强国，很难对“中国在未完成工业化倒逼碳达峰、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而实现碳中和”产生共情。加之新兴绿色低碳行业认定与减排标准、碳金融规则约定与市场准入等，都面临着国际博弈和谈判，“30·60目标”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已经开始。

在中国，平均每5人才有一辆汽车；而在美国人均一辆车，且美国的汽车排量比中国更大。在中国，实际城镇化率只有约50%,在美国则是80%。中国人均用电量也只有美国的一半。碳排放相当大程度上代表着大规模生产、高耗能生活。中国人均收入仅有美国人的约20%。中国未富，就面临着“碳约束”。若西方舆论还紧逼，势必会刺激中国一些人因不公平碳排放权而产生的“碳排放民族主义”情绪。由此来看，对内凝聚碳中和的社会共识，对外讲好碳中和的中国故事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一，应掀起一场碳中和的社会教育风潮，塑造中国社会运行与民众生活的集体共识。当前，许多地方主政官员还不知道什么是“2060碳中和”以及如何实现。大多数民众更是不清楚碳中和为何物，以及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自己能为碳中和做点什么。非能源外的一般企业对碳中和的热情也还不高。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的大众教育变得很紧迫，也很必要。类似“全国县委书记碳中和培训班”“碳中和企业高管班”“碳中和大众书系”等，都可以成为未来社会观念升级的重要方式。

第二，应重视碳中和的对外传播，培养更多低碳发展所需要的改革、法律、研究、教育等前沿人才。2021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集体学习中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各级政府需要尽快拿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落实方案，完善通过税收减免、贷款担保及其他绿色金融工具与政策激励，塑造市场为低碳项目融资的优化方式，加快完善全国碳市场，配置全国的金融资源与自然资产服务于“零碳社会”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要激励各类善于对外交往的人才，用外媒发文、采访、新媒体、影视作品等方式在国际社会讲述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艰辛与努力，提升中国气候治理的话语权与国际公信力。

第三，应尽快加大布局低碳技术，深化气候治理相关的技术成果转化与国际市场拓展。低碳技术不能重复芯片产业的国际被动局面，而应尽早占据中国低碳技术的国际至高点。这里不只是要尽快提升中国碳核算与低碳技术的国际市场权威度，大力开展气候环境信息的数据库建设，创建碳排放检测数据中心与监测平台、推广绿色智慧城市等，还需要通过技术升级、政策激励、基金引导、创建重点实验室等方式，进一步唤醒民企雄心，撬动产业资本，创新融资工具，激发民间热情，开展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加强与国际市场的合作，鼓励具有竞争力的低碳技术走向国际市场，营造全社会浓厚的、可持续的碳中和技术创新氛围。

第四，应以应对气候变化对话为重要突破口，缓解来自美国的国际压力与紧张氛围。美国当前已将中国列为首要竞争对手，各个领域的竞争甚至对抗之势加剧，但应对气候变化却是少数几个两国能真诚合作、追求共同利益的领域。通过气候变化应对，中美两国不妨延伸至绿色金融、光伏基建、绿色经贸等领域的对话，重塑因特朗普执政而受到严重冲击的两国接触机制。两国智库也可努力合作，研发更多绿色金融的评价性指标如碳盈亏、碳平衡表，建立更多“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项目”标杆库，夯实全球绿色金融合作网络，尤其是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引领中美投资合作绿色化，推动美国投资者通过各种渠道投资中国的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基金和绿色项目，让绿色金融进入两国主流金融市场，最终通过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绿色金融的杠杆，撬动更大范围的中美经济合作内在需要。

总而言之，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中国经济社会变革。是变革，必然会面临压力，但压力往往又是前行的动力。中国按照改革开放以来的有效经验继续坚定走好自己的路，按既定方针与自身节奏推动绿色低碳的转型，相信一定能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突出重围，实现中国长远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民族复兴。

二、气候峰会后的中美气候博弈

2021年4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世界地球日”之际邀请了包括中国、俄罗斯等38个国家的领导人及两位欧盟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参加为期两天的气候峰会，意图重建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并提高国际气候话语权，并以呼吁设立更高气候目标为由向中国施压，甚至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合作同中国竞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了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强调中国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全球气候治理，并“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可见，中国不仅没有在气候峰会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和牵制，更不会被部分国家的减排新目标打乱自身的步伐和节奏。

在未来，气候治理问题将长期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虽然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产业投融资等方面有希望进行有限的合作，但中美竞争对抗的背景与“全球绿色低碳经济战争”的环境在长期内不会改变。为此，中国必须深入分析和研判全球气候治理新局面以及美国的动向，提前开展气候布局，掌握全球低碳竞争的主动权。

(一)美国气候峰会的战略意图与各方回应

美国对重夺国际气候话语权的迫切性

拜登上任后便立即重返《巴黎协定》并急于召开此次气候峰会，表明美国正式宣告已重回气候舞台，并意图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

随着中国提出明确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且国内各部门开启碳减排全面布局，具备强大而高效的执行力，美国出于对霸权的维护，必然将在气候领域展开追进。在气候峰会上，美国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减排目标，计划于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相比于2005年降低50%—52%。配合此前拜登政府提出的2万亿美元涉及大量应对气候问题和推进能源转型的新基建计划，足以体现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史无前例的野心。

但从实质上看，美国举办此次气候峰会的战略意图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在联合国《巴黎协定》外另起炉灶，按自身的规则重建气候秩序，以显示其气候治理的领导权；二是借高调宣布新目标计划的方式，削弱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国际影响力，防止将气候变化政策的国际领导者地位让渡给中国，实现对中国“绿色崛起”的遏制；三是向参加峰会的各国进行气候邀约，呼吁提高减排目标与资助贡献，修复自前任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后受损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关系，重新组建“气候联盟”。

推动各国建立减排新目标向中国施压

在气候峰会上，美国对于设立更高减排目标的呼吁得到了部分国家的响应。具体来看，日本提出了2030年碳排放相比于2013年降低46%的减排新目标(比此前26%的承诺高出了20%);韩国宣布停止为海外燃煤电厂项目提供公共资助；加拿大计划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相比于2005年的减排力度从30%提高至40%—45%;巴西承诺2030年实现50%的碳减排并在2050年比原计划提前10年实现“碳中和”;英国则最为激进，计划将在2035年之前减少78%的碳排放量，并提前15年在2035年完成“碳中和”目标；此外，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欧洲气候法》达成的临时协议中也提出将2030年较1990年减排目标从40%增加至55%。

部分国家的减排新目标营造出了一股气候治理的国际紧张感。美国重回《巴黎协定》后再度入局全球治理，如何与美国开展气候合作显然是当下各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而美国亦希望通过“气候联盟”推动甚至胁迫中国提高自主贡献目标，以领导者的身份追求国际新型“气候霸权”。

中国未在减排目标上盲目跟进

从现实角度来看，部分欧美国家在气候峰会上的新目标多半只是高调的空口承诺，除了表达对美国的呼应以外，几乎没有切实有效的减排路径。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则并未提出更新的自主贡献目标，从而使美国以开展气候峰会为名施压与胁迫中国的意图并没有达成。

中国计划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有着减排绝对值上的重大压力，但在2030年“碳达峰”期间，此前提出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5%的相对值目标有着一定的过渡性质，不以牺牲经济发展换取短时的碳减排贡献。中国努力走绿色发展之路，本质上是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归根结底是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并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环境需求，而不是本末倒置地为了减排而减排，更不会以空谈目标的方式来提高气候治理国际影响力。

(二)中美气候变化的合作与竞争

中国可对中美气候合作抱有期待

在气候峰会之前，美国气候大使克里访华，在上海与中国气候特使解振华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谈。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了一份《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问题，使中美在气候治理领域存在利益重叠，并有望成为重启战略合作的起点。为此，中国对于中美气候合作可抱有一定的期待，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气候合作将缓解短期内中美紧张局势。当前，中美关系已经降至多年来最低点。在前任政府的极端对华政策下，拜登政府不仅要修补此前受到严重损害的国际关系，更要重拾自美国2016年退出《巴黎协定》以来停滞不前的低碳环保领域的国内政策与国际合作，重新与中国开展对话和交流。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前两大碳排放国，二者在气候变化上的行动举措与合作方式将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参考依据。

另一方面，中美有望在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上追求共同利益。低碳环保是超越国别的重要议题，而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作为世界经济升级转型的大方向，本质上并不存在国际间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色彩。中美在绿色领域存在较好的合作基础，至少可以追溯到2010年中国部分省市与美国的绿色金融合作以及2016年奥巴马时期成立的中美绿色基金。未来中美在光伏、锂电池、绿色交通等领域均具备深化合作的前景，并通过国际绿色投资扩大本国就业岗位、提升贸易进出口。为此，中美在气候谈判中求同存异并探索符合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存在可能性与可行性。

中美气候合作存在限度

尽管中国存在与美国探索气候合作的可能，但从客观形势来看，只能开展有限度的、小规模的短期合作，具体而言：

一方面，中美在长期内将继续保持竞争和对抗的关系，这将直接影响气候合作的范围和深度。2021年4月13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开了2021年《美国情报系统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内容，其中将中国列为威胁名单的首位，并提及气候变化上“势均力敌的竞争”。气候治理关系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低碳经济占据主流，国际气候利益冲突发生的频率将逐渐高于合作共赢。而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必然会成为冲突的焦点，不断削弱已有的合作基础。

另一方面，美国气候政策在长期内存在两大不确定性：第一，拜登政府执政存在窗口期，修复前任政府气候问题的过程使得新政策更难以开展，且继任政府亦存在完全推翻拜登气候政策的可能，从而使得中美之间长期而深人的气候合作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第二，美国对于气候承诺存在违约风险。在气候治理的历史上，美国不仅极少兑现目标，反而屡次毁约，例如，2001年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2017年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奥巴马政府时期曾同意向“绿色气候基金”提供30亿美元但实际出资10亿美元。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2万亿美元新基建计划在财政收入预期和执行力等方面饱受质疑，美国在没有发挥气候治理表率作用的前提下谈国际合作没有充足的说服力。

应重视美国可能进行的气候压制

随着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的日渐尖锐，气候治理已成为各国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彰显国际领导力的新杠杆。在气候峰会没有达成牵制中国目标的背景下，中国应正确分析和看待美国未来可能进一步开展的阻碍和打压。

首先，美国或将通过“绿色贸易战”追求世界绿色经贸格局中的新型霸权。“碳中和”倒逼各国加速经济转型，使得清洁能源的使用与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传统化石能源则面临或改造或弃用的风险，一场重组绿色经济贸易格局的重大转变即将出现。以石油资源为中心和纽带的“石油美元”霸权体系将逐渐衰落，以绿色低碳产业为重心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将逐渐成为未来支撑世界经济的主流。美国出于对本国霸权的维护，将积极投入国际“碳中和”之路上的战略合作、利益博弈、贸易竞争之中，在新大国竞争主战场中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

其次，美国或将通过“绿色技术战”对中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技术研发展开遏制。当前，各大国在围绕新兴绿色产业的研发竞赛中已纷纷开足马力，目的是尽早抢占绿色低碳产业链的上游位置，向其他国家输出生产标准。美国也正通过挖掘低碳技术创新的国际领先优势，将其升格至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在中美低碳经济竞争中重要推动力，为后续的对外技术授权转让提供坚实基础，并可能对中国展开新一轮的“绿色技术战”,通过一系列技术禁令和企业制裁实现对中国的创新遏制。

最后，美国或将通过“绿色金融战”加大对气候融资与绿色资本流动的国际操控。世界经济的低碳转型升级使得国际资本将更青睐具备潜力与产能的绿色新产业，各国绿色产业的发展潜力与优惠政策将成为吸引外国优质投资者的新条件。与此同时，新一轮与低碳投融资相关的绿色金融博弈即将开启。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为华尔街银行设定气候影响的全球标准，财政部和监管机构正拟定加强要求企业揭露环境冲击的规范。由此可见，美国可能通过新的“全球标准”在绿色资本的国际流动中实现干预和操控，包括对绿色投资提出准入限制，或在绿色低碳相关股票和债券指数的成分股中加入或剔除中国企业以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判断。

(三)全球气候治理下的中国应对

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达峰，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尚未实现，仍担当“世界工厂”角色，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仅有30年，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年，减排形势相当严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就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能否在气候治理上获得国际影响力，并不取决于减排承诺的大小，而应取决于对自主贡献的执行力。面对全球气候治理与博弈，中国应坚持自己的目标，团结可以团结的盟友，积极维护本国切身利益，做好阶段性的气候治理全面布局。

首先，中国在短期内应布局“气候舆论战”,掌握气候治理的全球话语权。中国在推动低碳减排的过程中不得不以部分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中国既要表达自身的减排决心和自主贡献目标，也要对外多提中国低碳发展的巨大付出，不断提升国际公信力。因此，在短期内，中国应积极布局气候低碳领域的舆论战，努力提升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威，不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指责与牵制。

其次，中国在中期内应布局“低碳技术战”,开展气候治理相关产业政策调整与技术成果转化。具体而言，应广泛建设绿色创新重点实验室和基地平台，建立绿色成果转化市场，对开展绿色高新技术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政策支持，设立绿色科技创新基金与绿色技术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同时在国际市场中要提前预防美国可能在低碳技术方面对未来中欧绿色合作展开的破坏和阻挠。

最后，中国在长期内应布局“绿色发展战”,走不被他国牵制的“中国模式”。在气候治理谈判上，中国应秉持着“美国先行”的原则，美国有义务率先实现自身承诺的气候目标。气候峰会反映了美国可能将气候问题作为限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但未必会将自身带进减排困境，若美国未能如期兑现气候承诺，反而进行回避与逃脱，将令其他国家陷入低碳竞争的困局。因此，中国要在长期内走好“中国模式”,将低碳经济转型作为提高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方式，而不仅仅将气候治理当作国际谈判与博弈的政治筹码，更不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约束和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