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22日，撒切尔夫人乘专机抵达北京，这是她担任英国首相后第一次访问中国。两天后，邓小平将同她就香港前途问题交换意见。这次会谈是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最高级别谈判，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来华之前，撒切尔夫人早已打好如意算盘，依托智囊团先后形成通过说服甚至压服的手段让中国不收回香港，通过公民投票的手段把香港搞成国际共管，以主权换治权等方案。此时的撒切尔夫人雄心勃勃。就在一年前，英国成功宣布授予直布罗陀居民完全的英国国籍，三个月前，英国又通过与阿根廷的战争重新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在解决殖民地问题上的节节胜利使得她对香港问题十分乐观： “我们的谈判目标因此是以香港岛的主权，交换英国未来对于整个殖民地的治权。以我多次咨询香港政商领袖的结果，这应是他们最能接受的解放方式。”

邓小平对英方的强硬态度早有清醒的认识，深知在主权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在会谈前几天，即9月16日的内部商谈中，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不仅对撒切尔夫人，而且对香港各界人士要说清楚，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保护各方面的利益，使他们不要抱其他幻想。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子里来做。要说明，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不得不作新的考虑。

9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的正面较量由此开始。双方的底线截然不同，期待也全然迥异，注定了本次会谈非同寻常。进入正题后，撒切尔夫人摆出她“铁娘子”般的强硬姿态，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依然有效，抛出主权换治权的论调。面对撒切尔夫人先声夺人的架势，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①

紧接着，撒切尔夫人又提出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话音刚落，邓小平明确进行了驳斥：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②

邓小平的回答给撒切尔夫人施加了很大压力，但她仍不甘心，把话题转到香港的稳定上来，表示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发生波动。对于这种带有挑衅的问题，邓小平寸步不让，随即强调：“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③

邓小平的回答有理有据、不容置疑，有力地打击了对方盛气凌人的气焰。撒切尔夫人一边无奈摇头，一边意欲反驳，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会谈最后，邓小平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磋商。撒切尔夫人对此表示同意。

遗憾的是，这次会谈并没有改变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从1983年7月到9月，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三轮会谈，但因为英方坚持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双方争执得很厉害，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一轮会谈公报还使用了“有益的”“建设性的”两个词，第二轮公报删除了“建设性的”修饰词，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

到了第三轮会谈公报，就提“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会场内英方态度顽固、咄咄逼人，会场外小动作接连不断。这期间，英资财团大量抛售港币，导致香港股市波动，出现了抢购、挤兑和撤资的风潮。

9月10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 “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邓小平还特意强调： “希望本月22日开始的中英第四次会谈，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

邓小平的鲜明态度让英方醒悟了。10月，撒切尔夫人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第五、第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1997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从12月第七轮会谈起，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一国两制”成为双方谈判的最大公约数。

经过22轮艰苦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举行《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邓小平再次会见撒切尔夫人。同1982年的会见不同，此次会见现场的气氛轻松友好且热烈。撒切尔夫人毫不吝啬地称赞“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邓小平回答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④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伟大构想。他曾把“一国两制”和“改革开放”放在一起称为自己做的两件事。1985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又一次成功运用“一国两制”,通过谈判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一国两制”开创了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