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正当中国人民欢度春节的时候，邓小平登上飞机，赴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在八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向美国社会各界介绍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共识，还签署了一系列协定。这一重要外交活动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朝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进行重大调整。

(一)改变“一条线”战略

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并不顺利，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197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虽然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但后来美国政府并未完全兑现自己的承诺。针对美国这种出尔反尔的情况，我国着手考虑调整对美国政策。由于美国是当时国际社会两极格局中的一极，中美关系对中国对外战略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因而，对美政策的调整就预示着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与此同时，苏联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攻势，开始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就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可以说中苏之间露出了一缕缓和的曙光。此后，我国领导人在分析国际形势时，不再强调苏联的扩张，而是恢复了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抨击，并认为当今世界紧张动**的根源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从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出发，我国领导人进一步阐明，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

正是在这种局势下，我国决定改变过去坚持的“一条线”战略。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要团结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有一定历史合理性。80年代初期，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我国改变了这个战略。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①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正式对中国20世纪70年代坚持的“一条线”外交战略作了调整，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这一新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基本内容就是：第一，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第二，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第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包括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

(二)关于时代主题的新判断

时代主题，是指世界范围内最重要、最突出、最活跃的基本矛盾和根本问题，是国际社会在一个较长时段里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时代主题确定为“战争与革命”。这个命题，最早是由列宁提出来的。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苏在继续争霸的同时，控制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大为削弱。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持续发展，并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眼于对这一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这个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

第一，在冷战背景下，美苏两极独大，要发动或者有能力发动战争的，只能是美苏，别的国家没有资格。

第二，美苏在军事上特别是核武器上搞恐怖平衡，且各自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战略短板，两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也都遭受了挫折，因此美苏在短期内不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除美苏之外的其他国际力量，包括西欧、东欧、日本、中国及广大的第三世界都是反对战争的。

据此，到1984年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步改变了“战争迫在眉睫”“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传统认识，并进而得出了一个新的重大判断，即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既然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那么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对战争与和平这个重大问题的判断日趋明朗之后，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也开始渐趋成熟。通过深刻分析同时期所发生的国内外巨变，他认为“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比较突出”和“最根本的问题”,并有着“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以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分析国际形势，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更加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转变。他说，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这两个重大转变，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具有重大意义。时代主题的新判断为科学地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能够使我们集中精力搞建设。外交战略的调整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真正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自主的力量。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和外交战略的调整，使我国外交得到全方位发展，形成了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