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后来被称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违背了人民要求彻底纠正“**”错误的强烈愿望，给正在进行中的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以政治家的敏锐嗅觉提出了异议，认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他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直言：“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说不通为我平反的事，也说不通很多问题。

冲破“两个凡是”,破除思想的坚冰，首先必须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常识，成为解放思想的“突破口”。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13日，又有15家省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六千多字，分为四个部分：(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篇十易其稿，凝聚着当时理论界集体智慧的文章，充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现实性和针对性极强的理论文章。在“两个凡是”占据舆论主导的情况下，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赋予其无穷的力量。它的发表犹如投石击水，在党内外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干部群众赞成文章的观点，要求按照“实践标准”去处理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与此同时，它也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引来一些人的责难、批评和压制。

文章刚发表时，邓小平并没有注意到，后来他听说争论得很激烈，才找来认真阅读。5月19日，他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 “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的。

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谈论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明确提出要着重讲真理标准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此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有些人不同意会议文件中某些符合实际的新提法。邓小平得知后，当即表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

6月2日，邓小平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尖锐地批评一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①。次日，《人民日报》

和《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标题，对邓小平的讲话作了报道。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邓小平的讲话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中央党校吴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文章从理论上系统回答了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质疑，堪称该文的姊妹篇。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对文章的发表作了周密安排。罗瑞卿说，如果因为这篇文章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

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给予坚定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得以在全国深入展开。

从1978年6月至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都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负责人通过发表讲话、谈话或撰写文章，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和自然科学界等，也积极投身其中。截至1978年年底，全国各地就这一主题召开的讨论会达70余次，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达到650多篇，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新闻界积极推动、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心的全民讨论热潮。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