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起伏动**，中国对外关系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逐渐处于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抗的位置。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亚非拉民族运动高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各自的内部矛盾逐渐显露。毛泽东审时度势，重提“中间地带”问题，这样，争取“中间地带”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一)“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中间地带”思想，他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还存在着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中间地带”。

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形势动**曲折，毛泽东重新提出“中间地带”问题，强调美国现在是“霸中间地带为主”,认为亚、非、拉地区新独立的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是站在中立立场的，并推断说“中立立场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①。

1962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时说： “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毛泽东认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②1964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已时又提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③“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为中国的外交工作确立了战略目标。

(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铁路”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积极支持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对埃及、阿尔及利亚、古巴、巴拿马等国的斗争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60年代前期，古巴革命胜利后，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并积极同中国建交，成为首个与中国建交的拉丁美洲国家，从此中拉关系进入新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同亚非国家领导人频繁互访，增进了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周恩来在1963年年底至1964年年初对亚非欧14国的出访最有影响。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期间，提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及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这一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相继独立。为实现以经济独立来支持政治上的独立，两国政府决定共修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铁路。坦赞政府向英、美、苏等国和世界银行求援均遭拒绝后向中国提出请求，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提供贷款、人员、技术等援建坦赞铁路。毛泽东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铁路。”消息传开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只不过是做做样子，根本没有实力在这样地形地质复杂、施工环境恶劣的地方修建一条铁路。西方媒体嘲讽说：“听说中国盛产竹子，他们要用竹子去修铁路。”

自1965年起，中国政府派出勘察设计团队前往坦赞两国开展全线踏勘。1967年9月，三国政府签订协定，中国提供无息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并派专家对这条铁路进行修建、管理、维修，培训技术人员。自1970年10月开始，来自中国的共5万余名铁路建设者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崇山峻岭之间、遍地荆棘之中、疾病肆虐之下，历时6年时间建成了举世瞩目的坦赞铁路。

坦赞铁路在1976年6月7日全线通车后，为坦赞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非洲南部的民族解放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条被誉为“非洲自由之路”的铁路，联结起中非之间跨种族、跨世纪的真挚友谊，是中非人民友好史上的不朽丰碑。

(三)“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双边关系也有所进展。后来，毛泽东把亚非拉国家称为第一中间地带，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称为第二中间地带。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国家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

中国政府尤其注重与近邻日本改善关系。1957年年初，岸信介当选日本首相后倒行逆施，中日官方关系逐渐恶化，但中国与日本民间仍保持着广泛交往。为缓解中日双方的紧张关系，中国政府相继提出“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形成了“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的完整对日方针。这一方针提出后受到日本各界特别是商界的欢迎，中日关系发展开启新篇章。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大臣、自民党国会议员高畸达之助率领日本商企代表团一行33人赴华访问。访华期间，高琦同廖承志共同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并达成了1963年至1967年为期5年的长期贸易协定。12月，中日双方民间机构又签订了《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至此，备忘录贸易和议定书贸易成为20世纪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两个主渠道。虽然这些交往都是民间性质的，但经过两国政府努力，中日关系在此基础上逐渐进入了半官半民的新阶段。在谈到与日本、法国的贸易问题时，毛泽东评价说： “同这些国家做生意有两个好处，物美价廉，守信用。”

20世纪60年代，中法建交是当时国际上具有突破性历史意义的事件。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且积极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1963年10月，戴高乐委派埃德加·富尔携带他的亲笔信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转达法国方面的友好意图并进行会谈。富尔表示，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国意见，可以自己作出决定。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中法两国于1964年1月27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震动世界。一方面，中法建交加强了双边贸易往来，促进了两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法这两个在两大阵营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国克服巨大差异，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发展友好外交关系，为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带来新气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任务的提出，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改变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打破美国的封锁与遏制政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与美苏两国斡旋，在美苏冷战的大环境下逐步成为世界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