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 “两弹一星”的成功之道(1 / 1)

1955年9月17日,美国的洛杉矶港口,一艘名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即将起航,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儿女购买了这天的船票,准备返回中国。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时,钱学森长长地出了口气,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煎熬了5年。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中国导弹—航天事业正式起步。钱学森任院长,梁思礼负责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当时虽然有钱学森等海外归国科学家加入,但“两弹”工程依然急缺技术人才。聂荣臻为此专门召集会议,向各大学要人。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将一批技术人才输送到筹备中的导弹研究院,有些大学不肯放人,陈赓还为此发了火,最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才得以解决。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

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又用了2年零8个月,成功爆炸了氢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枚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速度之快令全世界震惊。氢弹的原理与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从原子弹发展到氢弹意味着在科学技术上实现了质的跨越,这一步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当时已研制4年多,尚未成功。

当两弹事业告一段落,人造卫星研制也提上了日程。1970年4月24日21点35分,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随着雄壮的《东方红》乐曲通过广播电台的电波响彻神州大地,我国第一颗自行研制的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入轨,遨游天际,标志着中国拉开了太空时代的大幕。

为何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只用了短短的15年,它究竟是如何成功的呢?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离不开党中央的远见卓识、英明决策和大力支持。研制“两弹一星”时中国正处在非常时期,西方大国对中国实施核垄断、核讹诈,虎视中国,咄咄逼人,初生的新中国弱不起、等不起。在此情势下,党中央正确判断世界形势,充分认识到“两弹”对我国的重要性,迅速进行了战略部署。

1955年1月15日,一场绝密会议在紫光阁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这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对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中国也要搞原子弹。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正式拉开。几个月后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两弹”工程启动,挂帅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聂荣臻。

不畏艰难、同心协力、勇于登攀、甘于奉献是老一代科学家和广大建设者的爱国精神和科学精神,也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等一批科学家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参与“两弹一星”的建设。当时的科研队伍也参差不齐,主要由老干部、工人、少数海归专家、国内老师和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干部不懂技术,科研人员不懂管理,大家焦头烂额。为解决这个问题,钱学森设立了总体设计部,由总体设计部负责对各个分系统的技术难题进行技术协调,统筹规划,总体设计。钱学森还建立了导弹型号和设计师制度。总设计师负责导弹的总体设计,此外还有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制度,分别负责导弹的分系统和单机设计。这一制度的确立,使火箭和导弹的型号研制走上正轨有序的道路。邓稼先在研制“两弹”的任务中,经常主动身临一线。在一次原子弹爆炸失败后,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会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

广大科研工作者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1957年12月,两枚苏制P-2导弹连同地面设备经满洲里口岸,秘密运抵中国。据五院一部的绘图员陈耀海回忆,当时为了在一个月内完成弹体结构的图纸资料,除了两位专门学习机械测绘的制图员外,其他岗位的同志也一齐上阵,最紧张的时候一天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在进行“1059”导弹研制最后的决战时刻,设计人员和工人、工艺人员不分白天黑夜,24小时连轴转,很多人吃在车间、睡在车间,几天几夜不回家,大院里点起了“长明灯”。1960年6月20日,苏联政府单方撕毁了核技术援助协定,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没留下。失去了苏联的帮助,中国航天人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发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使用国产推进剂而非苏联进口,自主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导弹发动机试车台。为了攻克原子弹的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技术,科研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北京长城脚下到青海湖金银滩,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地试下去,终于突破了同步聚焦关。

还有数以万计的兵团、志愿者从内地来到戈壁滩进行建设,为研究和试验提供合适的环境。无数朝鲜归国志愿军、大学毕业生、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来到戈壁大沙漠上安营扎寨。原来空****的大戈壁上矗立起星罗棋布的建筑,有飞机场、发射阵地、技术区、发电厂、铁路、公路、医院、礼堂、通讯设施,以及大片的部队生活区。这是苏联专家认为需要15年才能完成的工程,中国用了3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建起来了。导弹基地的建设环境异常艰难,战士刘春光直到牺牲在建设工地上,都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基地司令孙继先面对刘春光遗体含泪相告:“导弹知道吗?我告诉你,咱们是搞导弹的。”

“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更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是新中国集全国之力组织实施的第一项大科学工程。毛泽东曾批示: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在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还很薄弱的情况下,为了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最重要、最急需、最能影响大局的方面并首先取得突破,中央果断决定重点发展以原子能、火箭技术为代表的尖端技术,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全国一盘棋,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大力协同、集中攻关,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攻克尖端科技难关的伟大创造力量。我国的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从选址、勘探到建成使用仅用3年时间,就在千古荒原、千里不毛的莽莽大漠拔地而起;为了青海金银滩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1075户藏族牧民,舍小家为大家,仅用3天时间就全部举家西迁,让出了自己的美好家园。短短十余年时间,“两弹一星”从构想变为现实,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中创造的非凡人间奇迹,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2020年4月23日,在第五个“中国航天日”和“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就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快航天强国建设向广大航天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内涵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也向我们深刻诠释了“两弹一星”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