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从这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中央领导在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澄清党内混乱思想，统一认识，毛泽东建议，中央和全党干部展开一次读书活动，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认真读书，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写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最先提出读书建议。毛泽东在信中说：“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毛泽东要求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①。他同时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遵照毛泽东的建议，11月13日至18日，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进行了多次的学习和讨论。而毛泽东本人在1958年曾三次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许多批注。

然而，就全党而言，郑州会议后党内开展读书的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在毛泽东正式提供会议讨论的18个问题中，第一个就是读书问题。他说： “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②为了使广大干部懂得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再次提出读书问题，希望党内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的社会主义部分，全党一起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③

1959年年底，在毛泽东倡导的读书活动将要开始时，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倡导读书活动，为的就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是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的。

从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不仅在中央领导层，而且在全党同时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从1959年12月10日起，毛泽东会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四人，开始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至1960年2月9日的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分别在杭州、上海(火车上)和广州，读完了下册从第二十章至三十六章全部及结束语。毛泽东在整个读书活动中的谈话，后经邓力群整理，形成了一个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其中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在毛泽东安排的这次集体读书活动中，读书形式也很特别。邓力群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的后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述：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

……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12月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

……

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身边，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

胡绳在晚年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和毛泽东一起读书的情况：

那时真是一章一节地读，大家坐在一起，由一个人读原书，一般是由田家英读，有时也由我来读。读一段，大家就议论一下，主要是毛主席发议论，但是他要求大家都要讲讲话。

……

一般读书都是从下午4点钟读到8点钟，8点多钟吃饭。

在此之前，刘少奇利用到海南岛疗养的机会，也开始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还特意从北京邀请了王学文和薛暮桥两位经济学家前来加入学习小组。11月2日至11月22日，刘少奇用了20天时间阅读完全书，并且进行了九次学习讨论，在每次讨论中刘少奇都作了系统发言。

1960年2月，周恩来从极其繁忙的公务活动中抽出时间，到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读书。李富春、陶铸、宋任穷等中央部门和一些省的负责人参加，还有几位理论家。小组每天上午讨论三小时。在集中研讨中，小组成员在对“左”的错误进行反思的同时，也涉及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理论问题。

在中央领导层进行读书活动期间，毛泽东在1960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一场读书学习运动从中央领导层到全党发展开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读书时提出的观点，涉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和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④又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性质是非对抗性质的，不能够和对抗性质的矛盾相混淆。再如，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毛泽东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关于商品经济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与一定的经济条件相联系；要注意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商品和商品生产。这些重要理论观点，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其中也存在一些不甚成熟的看法，但是这反映了处在当时实践条件下的人们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

学习是前进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每当处在关键历史关头，越是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就越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从而增强本领、克服困难，推动党的事业向前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不断壮大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