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史称“庐山会议”。会议的原意是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九个月初步纠“左”的基础上，进一步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的某些偏差。会议开始的前半个月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毛泽东抚今追昔、气势恢宏的两首七律诗《到韶山》《登庐山》更是引起人们的兴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人们曾将这段会议称为“神仙会”。但是，在会议即将结束之时，彭德怀交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成为会议发生转向的导火索，会议从纠“左”逆转到反右。

(一)“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用”

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彭德怀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后，到湖南湘潭了解农村情况，对于大炼钢铁影响农业生产、产量虚报浮夸、本年征购粮食指标偏高等问题深表忧虑。1959年4月至6月，他应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到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七国访问，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相关情况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现状。

1959年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会议研究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认为当前国内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①。彭德怀在会上就自己考察了解到的情况和匈牙利事件谈到了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不安。7月3日晨一时半，毛泽东对会议讨论问题重新修改，加了一个“团结问题”。毛泽东认为，团结问题就是要统一思想，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从7月3日开始，会议按照协作区分为六组进行讨论，彭德怀被分到了西北组。在讨论中彭德怀多次发言，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滥用毛主席与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是不行的。“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现在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忽视集体威信而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危险的。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问题上，彭德怀说： “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一些……而且未经过试验。”他同时提出，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都有责任……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他本人也有责任。彭德怀提出的这些意见，会议《简报》没有刊出。

7月10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会议，各组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他强调了团结和思想统一问题，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

他仍然坚持肯定总路线，认为“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关于成绩和错误，毛泽东认为“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

7月12日，彭德怀见会议就要结束，但是小组会上“尽谈一些一般性的问题”,他在西北小组提的意见在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对于“大跃进”以来发生的问题还没人讲到，没有认真研究。而且，有些问题他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所以“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用”。

7月14日，彭德怀将写成的信送给毛泽东。信的开头讲：“这次庐山会议是很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话在小组会上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第一部分讲， “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1958年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比例，基本建设的成绩，农村公社化的伟大意义，全民炼钢铁的得失，来证明“成绩确是伟大的”。

第二部分讲， “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彭德怀提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过去工作中出现错误，从客观上来讲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加之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信的结尾他写道，系统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明辨是非，提高思想，教育全党，甚有益处。“现在国内形势基本上弄清楚了”,“正如主席……所指示的：‘成绩很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

(二)“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7月16日，毛泽东为彭德怀的信拟了一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次日，这封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在讨论中，有些人基本赞同彭德怀信中的意见，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应该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把存在的缺点说透，但是信中的个别提法和词句可再作斟酌。7月19日，黄克诚、周小舟在小组会上发言表达了同样的看法。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直言支持彭德怀的信。也有些人对这封信持反对意见，认为并不存在信中提到的“认识过迟”的说法；这封信缺点讲得太多，成绩讲得太少；不是词句的问题，而是思想立场的问题；这封信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总路线、怀疑大跃进、怀疑群众运动、怀疑伟大成就上。

7月21日，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中插话，说明他给毛泽东写信时的心情。这时，对彭德怀信的责难已经很多。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一些缺点也已基本纠正，但有些思想作风上的问题还需要艰苦努力才能克服。当他听说15日就要闭会，因有些意见未讲完，心里放不下，仓促写了这封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未能准确表达本意。建议会后将信收回。

(三)“距离右派还有三十公里”

当时，国内外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着不少议论。恰好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刊印的《否定和怀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的材料，以及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报送的《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的报告。前一材料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干部的一些看法，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后一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不谈成绩，专讲毛病，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毛泽东把这些批评和议论，不由自主地和庐山会议上围绕彭德怀的信的争议联系起来。

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他说，现在党正处在内外夹攻之中，党外有右派，党内同志有动摇，他们已经处在右派的边缘，距离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对于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等说法，毛泽东逐一严厉批评。这个讲话成为会议的转折点，会议气氛骤然紧张，形势急转直下。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大会后，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形成一边倒的局面。7月26日，毛泽东作出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现在党内外右倾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应该是反右的时候了。自此，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人的调子进一步升级，转为包括清算“历史旧账”在内的全面揭发和批判。

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两整天会议，对彭德怀进行批判。8月2日至16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接续召开。会议最后认定，彭、黄、张、周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发动进攻，决定将他们调离岗位。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反右倾”斗争随即在全党展开，在总体上打断了纠“左”进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造成严重后果，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生曲折。

虽然彭德怀的信件是庐山会议从最初的纠“左”逆转为反右的导火线，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党内在指导思想上没能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加之个人崇拜，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发挥不够充分，以致后来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