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时代的北京，有很多常住北京的外国人，不仅仅是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这样的东方人，更有蓝眼睛、鹰钩鼻子、黄头发、白皮肤、身材高大的欧洲人，比如和清廷上层关系密切的传教士汤若望。

欧洲基督教会不断扩张，不断派出教士来东方传教。较早进入中国传播教义的是利玛窦。他从罗马天主教廷出发，不远万里，千辛万苦，从非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经过马六甲海峡， 于明万历十年(1582) 来到澳门，从南向北，慢慢来到北京，与明朝宫廷建立了联系，得到恩准，长居北京。传教的同时，他把西学带入中国，比如几何;他还制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五月十一日，因病卒于北京，终年五十八岁，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另一位在中国具有非常大影响力的西方传教士就是汤若望。

青年汤若望在罗马学习神学。他很钦佩利玛窦神父在中国采取的适应中国文化习俗、名为“合儒”的传教策略，即竭力把天主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当他听说利玛窦神父以其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智慧，惊艳中国人，并且受到皇帝的优礼和敬重， 为上帝的教会开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领域时，他决心继续这项事业。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七月十五日，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开始精心研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寻找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汤若望把自己的德文姓“亚当”改为与汉字发音相近的“汤”，将德文名“约翰”改为“若望”。

当时明朝正是内忧外患之际，正在对付满洲努尔哈赤的八旗劲旅，“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人购买大炮。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明天启三年(1623)一月二十五日，汤若望到北京后， 仿效当年的利玛窦，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明天启三年(1623)十月八日出现的月食。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崇祯九年(1636) ，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二十门。

清军进入北京后，汤若望将他修订的历书(《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进呈了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对历法能看懂多少，不好说，但这个洋人修订的历法，跟大明朝的历法有区别，是不同的，是新的，是属于大清的，好，这就值得推崇。于是，多尔衮下令，清廷采用新的《时宪历》，并颁行天下。

由此清朝发生了新旧历法之争，一度停用新历法，恢复旧历法，后来又推行新历法，到了康熙年间则直接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维护旧历法的人再次上书《请诛邪教状》，矛头直指汤若望， 罪名主要有三:一是历法荒谬;二是潜谋造反;三是邪说惑众。汤若望及其义子潘尽孝被判处死刑，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被判凌迟处死。恰好此时京城发生了地震，天空中出现了彗星，很多人视为不祥的预兆， 认为不应杀汤若望。后来， 圣母皇太后介入，从中斡旋，汤若望、杜如预、杨弘量等最终免于一死。不过，李祖白等五人就没那么好运了，依旧被执行死刑。

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旧有农历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

汤若望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逝世后，被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左侧。德国科隆有他的故居，塑有雕像。意大利耶稣会档案馆有关于他的大量资料。

回想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入京之初，才两个多月，在军政繁忙日理万机之际，还能够敏锐地认识到一个西洋教士进呈的历法是先进的、是正确的，并颁行全国，而且加封汤若望为太常寺少卿，官阶为正四品。不得不佩服，多尔衮眼光真“毒”!

还有一件事情也事关多尔衮，顺治七年(1650) 五月， 满文版《三国演义》发行了，这算得上是满文创制以来、满汉整合的一桩大事。

很多人认为努尔哈赤只是一个草莽英雄。其实，努尔哈赤作为一个有雄心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非常有远见的，懂得文化的重要性，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创业未半，他便命令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女真人自己的文字:参照蒙古文字为女真人的口语配上字母， 也就是后来的满文。中国少数民族众多，有自己文字的却较少。努尔哈赤是军事奇才、天才，他非常喜欢看《三国演义》， 在多尔衮小时候，努尔哈赤便让他好好读《三国演义》。努尔哈赤能够统一女真人， 多尔衮能够领兵入主中原，《三国演义》是这父子两代成就大业的用兵宝典。

汉族文化汗牛充栋，多尔衮却单单选择自己最喜爱的《三国演义》，命人先把它译成满文，让更多的满族子弟阅读学习。他这是希望培养出更多的军政人才来巩固大清的统治。

顺治三年(1646) ， 各地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然而，在京城，一部《大清律》横空出世。

一个新政权，颁行自己的法律，标志着它走上了正轨。同时，这也是文化创建，是放眼长远的大胸怀之举，更彰显了其自信心。

《大清律》以《大明律》为蓝本，是中国最后一部封建律例，全面总结了封建社会的历代法治。 《大清律》于顺治三年(1646) 五月初次修成，其后经历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订后才定型，在清末新政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再次修订，宣统二年(1910)形成最终版本，定名《大清现行刑律》。宣统帝退位后， 《大清律》在香港租界内依然沿用， 直到 1971年才正式废止。

延续三百多年的《大清律》，是在多尔衮的主持下开始修立的。然而，因为他是摄政王，顺治小皇帝是皇帝，庙号世祖，所以《大清律》起初是以“清世祖敕纂”的名义颁行。

好一个可怜的多尔衮，他所有的功绩，都是顺治小皇帝的，他一辈子都在为皇太极父子“打工”。清代太祖、太宗，都是通过自己的打拼赢得了帝王之尊，但顺治皇帝的庙号“世祖”，是叔叔多尔衮给他戴在头顶的闪光金冠。“祖宗” ，是中国文化中对祖先的至高尊称。在帝王序列中，只有开疆拓土的皇帝才有资格称“祖”。

多尔衮这位军事家，在政治上的表现可谓毁誉参半，在推行“五大弊政”和肇始“文字狱”、强推“剃发令”之外，也承担起了文化建设的责任，推行了新历法，发行满文《三国演义》，主持修撰《大清律》??他的功过任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