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作为一位枭雄，主要有的是军事统帅之功。讲完他指挥清军击败李自成、击败南明政权、击败张献忠这些军事大事后，回过头来说一说，他作为领导人，在政治民生方面的表现。

多尔衮力主让顺治迁都，这个决策是英明的，如果清军主力回沈阳，只派人留守北京，那么，大清是没有机会一统华夏的。可是，摄政王把二十万八旗带到北京后，他们吃什么，喝什么，怎么生活下来，如何安顿?对政治民生，摄政王的才能弱一些，但是作为摄政王，政治民生，都归他管。再者，政治民生自然有汉官替他想在前面，给他上疏建议:“京畿内外，瘟疫死的人家，前明皇室官宦被杀和逃走的人家，都可以请八旗军民入驻。那些活着的、没逃跑的人家，可以腾出房子来，可以让出田地来，给旗人。”因为旗人高百姓一等， 旗人是主子，百姓是奴隶。多尔衮很关心旗人的生活安乐问题，只有八旗家眷安定幸福了，将士们在前方打仗才有劲头。于是，多尔衮采纳了大臣的意见，下令:“圈地!”一项祸害百姓的清初恶政开始了: 清初的圈地， 即指清顺治二年至康熙八年间(1645—1669年) ，为解决“东来满洲”旗人生计问题在京畿、直隶等地开展的强制性土地分配政策，它与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一道被学界称为清初“五大弊政”。

《清世祖实录》记载了“圈地令”:“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户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先来诸王各官兵丁及见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至各府、州、县无主荒田及征收缺额者，著该地方官查明，造册送部。其地留给东来兵丁，其钱粮应征与否，亦著酌议。”

抛开那些堂而皇之的言辞，这份“圈地令”传达出了以下几个要点:清查、分拨近京无主田地，满汉分居、各理疆界，清查事宜由户部主管、各地方官清查造册。换言之，圈地是一项政府行为，是在对田地原有主人给予一定物质补偿的前提下进行的“土地征收”工作，圈占后的土地不再是私人财产，“以田代饷”，具备一定的“国有”性质。

圈地，主要是在畿辅地区(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 推行。顺治小皇帝在北京登基两个月后，为了解决迁都到北京的大批旗人的定居和生计问题，多尔衮发布了“圈地令”。名义上， 是说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 ，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侵占畿辅地区居民的产业。“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转年二月，多尔衮“令户部传谕各州县有司，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 速行补给， 务令均平”。话说得冠冕堂皇，既然以掠夺为目的，“均平”就只能是一句政治谎言。满洲贵族作为占领者，为了自身利益，自然要侵犯京畿百姓的利益。

农耕文明时代，土地在中原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比拟的重要位置。《尚书大传》: “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摄政王多尔衮最初批准“圈地令”时，是否意识到了圈地的正反两面性? 虽然是摄政王多尔衮签批的“圈地令”，但这个主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学者断言:清初的圈地源自明末官田皇庄制度。土地兼并问题在明朝末期一直存在，宗室勋贵们一直在通过“奏乞”和“投献”的方式侵占民田。“奏乞” ，指的是事先指某处为“荒地” “闲地” ，奏请皇帝允许自己将其占为己有。“投献” ，指的是农民因破产或为求得庇护而将田产自动献给贵族。仅依嘉靖年间的统计，京畿周边各类官田皇庄便达二十余万顷。明末频繁的战乱与杀伐，让农民的田产朝不保夕，农业生产更是日渐凋敝。

保定巡抚王文奎上奏:“臣叨抚入境，自定兴而西，观其道路荒凉，邮亭焚毁，人烟冷绝，车尘阒如。每抵州县城郭，尚有鹑衣马户，环拥诉泣，极称难支者。”山东东昌地区的情形是“七载兵荒，城郭庐舍，俱是丘墟，荆棘满目，白骨如山。至于临清一镇，素号咽喉，及今行人断绝，市肆榛莽，瓦砾阻滞通衢，商店变为溺厕”。在疮痍满地与军费紧张的矛盾之间，首先提出对荒地进行屯种的恰恰是熟悉土地的汉人官员。山东巡抚方大猷在条陈中称:“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无力者官给耕牛， 三年起科。”其后，河南、湖南等地方官员也先后提出过垦荒的请求。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己未，顺天巡按柳寅东“已言清查无主地，面条陈其圈换五便” 。其后清廷“部议施行”， 讨论通过了这一提案，即前文所引“圈地令”的由来。

摄政王多尔衮批准“圈地令”，并非要将耕地变为牧场或猎场，睿亲王不会那么没脑子，前方将士需要军粮，后方百姓耕种土地，恢复生产，至关重要。

圈地时，由户部遣“满官”人等到田间，前后两匹马牵扯绳索进行计量，每绳圈得土地七垧（一垧约为六亩）。圈得的土地如何分配? 副都统以上官员给地三十垧，八旗士兵则每丁给地十垧。给地后，朝廷便开始“停支口粮”，并规定“嗣后虽增丁不添给，亡故降革不退出”，此即清初的“计丁授田”政策。

但是，任何政策，在具体实施中，都会有人为操作的可能。圈地带来的不良反应，超出摄政王多尔衮的预期。比如，一些有主良田被强行圈占，以贫瘠盐碱之地进行“拨补”，造成汉人百姓“离其田园，别其坟墓，甫新授之田，庐舍无依，籽种未备”，愁苦万般。圈地给汉人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

圈地给旗人。那失去田地的汉人怎么过活?

满洲贵族、官兵虽然有了田地，但他们善于打仗杀人，并不愿意从事耕作。汉人百姓愿意耕种，但没有了田地。于是，顺治二年(1645) 有了《投充法》:准许八旗官兵招收失业农民屯垦耕地，甚至准许汉人地主“带地投充”。清廷以“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者，原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也”，“愿投者听，不愿投者，毋得逼勒”， 事实上，为数众多的失地平民，是被“言语恐吓，威势逼胁”而委身旗下的。旗人利在得产，不容分辨，把许多不在圈占范围之内的百姓连地带口强行鲸吞。满洲贵族作为侵占者，手中握有刀把子。中原百姓在遭军事侵略之后， 又遭到了政治侵害，“圈地”连带“投充”，从掠夺田产，上升为掠夺人口、人身。

清初诗人方文有诗云: “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

一句话:旗人变成了地主兼奴隶主，汉人百姓从农民退化为奴仆。

“投充”连带的是“逃人”。缉捕逃人是清初推行的另一项恶政。尽管它引起了汉族官民的激烈反对，清廷统治者为维护满洲利益却顽固地坚持，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清朝入关后，在近京三五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大量圈占土地，强迫百姓投充补充其壮丁队伍。沦为农奴的人不但遭到残酷剥削，从事繁重劳动，而且没有人身自由，这引起他们大量逃亡。

逃人问题由来已久。清朝兴起时，在辽东战胜明军，抓捕辽民，其后入关掠夺中原，战利品中包括俘获多少汉人。多年下来，总计百万之众。清朝将他们分赏给旗人充当奴仆，有不少人忍受不了虐待和思乡之苦，寻机逃亡。清朝入主中原后，通过圈地和投充，强逼汉人为奴，被驱迫为奴的汉人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而且子子孙孙皆为奴，难以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一部分人感觉走投无路，悲愤自尽，以死抗争。康熙帝也说: “必因家主责治过严，难以度日，情极势迫使然。”更多的汉人不堪忍受旗人主子的欺压，铤而走险，选择了逃亡抗争之路，大批逃亡，愈演愈烈。顺治三年(1646)五月，多尔衮在谕兵部时说: “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汉人奴隶都跑了，旗人奴隶主的田地谁来耕种? “逃人”是旗人的劳动力，旗人自然不愿意自己的“财产”蒙受损失。于是，清廷严厉地推行《缉捕逃人法》。“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务。”朝廷专门设立兵部督捕侍郎负责追捕审理，地方官也以缉捕逃人作为考绩的重要标准。满洲贵族制定的《缉捕逃人法》的特点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缉捕逃人给汉族百姓带来了无数灾难。史料记载:“国初最重逃人。逃人，旗下逃避四方者也。一丁缉获，必牵一二十家，甚则五六十人。所获之家固倾家而**产矣;其经过之处，或不过一餐，或止留一宿，必逐日追究明白，又必牵连地方四邻。故获解逃人，必有无数无辜者受其累。”

清廷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顺治三年(1646) ， 清廷规定: “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严厉惩办窝藏逃人就是这种政策的一项体现。顺治六年(1649) 九月，靖南王耿仲明统兵南征广东，由于他的军中收留的旗下逃人被察觉，他在江西吉安府境畏罪自杀。顺治七年(1650)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 ，竟被一律处死，家产被全部抄没。耿仲明、郭肇基虽贵为王爷和地方大员，但他们毕竟是汉人，隐匿逃人直接触犯了满洲贵族的利益，最终难免一死。

多尔衮谕告群臣，凡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所牵连者，一概治罪，决不轻恕。

至此，再回顾一下多尔衮颁行剃发令恶政的事。

投降剃发，清朝以此来验证汉人是否真心归顺。在辽东时，清朝即令汉人降者剃发易服。前文有述，吴三桂在山海关降清，就接受了剃发。多尔衮刚刚进入北京时，为了缓和汉人官民的反对情绪，主动颁令:汉人归降可以不剃发。多尔衮面对西路军连胜，南路军告捷的传报，以为天下大势就此安定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又强迫推行剃发令。他以皇帝福临的名义正式命令礼部传谕京城内外，并直隶各省、府、州、县、卫、所、堡等处军民，立即剃发，限十天内完成，遵依者是我朝百姓，迟疑者和反抗的与流寇相同，定重重治罪。如果逃避剃发，巧言争辩的，决不轻饶;如果有再为此事上疏，不随本朝制度的，杀无赦。多尔衮在派侍卫尼雅达、费扬古去慰问多铎时，也告诉他:“江南各处文武军民，全部命令他们剃发。如果有不从的，以军法从事。”

据说，多尔衮重新颁布剃发令与汉人降臣孙之獬有关。孙之獬本是一名进士，官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他为人色厉内荏，在天启年间，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对朝廷红人魏忠贤谄媚奉承，最后还加入了阉党。没多久，魏忠贤这座大靠山轰然倒塌，孙之獬也跟着遭殃， 被皇帝驱逐回家。清军入关后，见孙之獬主动投降，又知晓此人曾在宫中当过官，为装点门面，清军愉快地接纳了他，还送给他一个礼部侍郎的官。孙之獬野心勃勃，为了取得更大的殊荣，他标新立异，主张剃发留辫穿满服。在上朝时，大家看到孙之獬穿着满族衣服，心中很是讶异，不知道孙之獬葫芦里卖什么药，而孙之獬却对其他人好奇的目光毫不在意，嚣张地走入满族大臣的队列里，却被众臣赶了出来。他只好灰溜溜回到汉人大臣的行列里。汉人大臣这时也愤愤不平，认为孙之獬太可恨，曲意逢迎，狡猾至极。于是，汉人大臣也都排挤着他，不让他入列。

孙之獬窘迫难堪，大动肝火，怒而上疏，提议之前暂停的剃发令应该恢复，加快执行:“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 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他的意思是， 要全国的汉人都行剃发礼，以表对满洲文化的尊重，由此提高皇帝的统治地位。摄政王多尔衮看了奏折，正合心意。

剃发，是女真人习俗。几千年来汉人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念，成年后是不剃发的，“衣冠束发”成为汉人的外在标志。在全国推行剃发令，给汉人带来了莫大的耻辱和伤害，严重伤害了汉人的感情，使他们失去了作为汉人的外在标志和最后一道心理防线。最为震撼的是，剃发令引发了汉人群体剧烈的反对，人们纷纷起来抗争，搅扰起一场惨无人道的腥风血雨，悲壮激烈的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当时反剃发有多么激愤、惨烈， 流过多少血泪，现代人是难以想象的。王家桢的《研堂见闻杂记》对这一段历史有很清楚的记载:“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草野，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孙之獬因促使“剃发令”重新颁布之功，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为了再立新功，他毛遂自荐前往江西招抚南明官军。然而，汉人官军大多是因为惧怕清军才望风而降，决不会因为孙之獬的三寸巧舌就卖国求荣。得知是他请颁“剃发令”，人们纷纷指责，甚至有人扬言要剥他的皮。他吓得仓皇而逃。所以，他“久任无功，市恩沽誉”，最终被革职为民。

顺治三年(1646)秋， 孙之獬还乡，正巧遇到山东爆发的农民起义，他被活捉。人们对孙之獬恨之入骨，在他身上遍刺针孔，插上毛发，以惩罚其献媚清廷、残害同胞的罪行。众人将孙之獬斩首市曹，暴尸通衢。消息传出，人们无不拍手称快。

摄政王多尔衮给吏部下旨，讨论孙之獬抚恤之事，有人赞同给予抚恤，有人反对，说孙之獬已被削去官籍，不应抚恤。多尔衮内心也轻蔑孙之獬这种小人行径，面对这两种意见，冷笑着选择了后者:“孙之獬的生死跟朝廷无关，不给予任何旌表和抚恤。”

在大清立足未稳之际，多尔衮就急切恢复剃发令。这个决定是极为愚蠢的，民族矛盾骤然恶化。这个“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以及清军在江南的暴行和“圈地”“投充”“逃人”等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的实施，让早就愤怒的人民产生了按捺不住的抵触情绪，抗清斗争似烈火燎原，迅速蔓延。各地纷纷竖起抗清义旗， “头可断，发不可剃”。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剃发斗争，形成了全国抗清**，许多城市，如江苏的常州、无锡、宜兴、江阴、松江、昆山等地，浙江的嘉兴、平湖、绍兴等地，都先后举行抗清起义，并迅速得到江西、福建等地民众的响应和支持。松江、苏州以及嘉定、江阴等地的抗清义军，站在反剃发运动的最前列，斗争最激烈。

六月底，江阴人民举行了抗清起义。江阴是江南大县， 有“三江之雄镇，五湖之腴膏”之称。江阴诸生倡言“头可断，发不可剃”，并设明太祖朱元璋像，率众哭拜，远近响应者数十万人，振臂齐呼，声势浩大。江阴人民占领县城，一致推举原任典史阎应元、新任典史陈明遇为总指挥，率领大家起兵反清。他们集军资，治兵器，严格部署防务，据城以守，誓死抗清。

清统治者前后调动二十四万大军，疯狂镇压，双方攻守争夺，十分激烈，远远近近的农民，虽距县城数十里、上百里，都主动入城打仗，荷戈负粮，弃家不顾，英勇杀敌，虽死不悔。民众临时组织起来的抗清义军，在残暴的清军面前毫无畏惧，视死如归和清军拼命死战，比明朝的正规官军还有战斗力。江阴人民坚守小城八十一天， 最后终因战斗力相差悬殊，兵器不济，粮食殆尽，加上清军用从明军那里缴获的红衣巨炮不断轰城，城墙坍塌，城破后，义军经过英勇巷战，全部壮烈牺牲。就像在扬州一样，清军残暴屠城， “满城杀尽， 然后封刀”，江阴死难者约十七万余人，清军也付出了七万五千多人的代价。

反剃发抗争，此伏彼起，怨声载道，在参加科举考试时，有人冒着杀头灭九族的风险，将满腹辛酸泻于试卷之上，以示文士的抗争: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

朝廷中，不少汉官上疏，指出剃发令大拂民愿，绝对不利于治理天下，指出城乡民众饮痛悲泣，抱头窜匿，起义抵抗等危机灾难，是清廷当权者造成的。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多尔衮虽然意识到了自己强推剃发令，是逆水行舟，火上浇油，但作为一代枭雄，一个铁腕人物，他绝不肯低头认错，却将错就错，继续激化矛盾，流多少血，死多少人，他都不会眨眼睛，入主中原、攻破江南等一系列胜利，让他笃信没有武力解决不了的事情，决心要用刀剑消灭一切反抗力量，以扼制汉人的反抗。有的道士按规矩没有剃头，有的疯子披头散发，都被以抵制剃发和抗上的理由而砍头示众。

然而，多尔衮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不得民心的剃发令成为汉人抗清的导火索后，斗争竟然持续了二十多年。在他死后，这场斗争仍在继续。其摄政王身份，使他成为人们抨击清初恶政的最高代表者，这说明多尔衮是杰出的军事家，而不是优秀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