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在亚当、夏娃的伊甸园时代不存在有组织的政府，没有什么国王和皇帝，每个家庭自成单位。

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弱者越来越难以生存，因此他们组成小的团体，推举强者做领导。

这些领导逐渐获得了近乎绝对的权力，变成了羽翼丰满的国王，把部落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一样进行统治。但这并没有改变建立各种政府的初衷。国王和臣民订有社会契约，国王由全体人民选出，为臣民的利益服务。如果臣民对他不满，就可以罢免君主。

这就是在华盛顿和杰斐逊时代知识阶层普遍信奉的政府学说。但是经过过去五十年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而深刻的研究，我们发现这种政府学说根本站不住脚。

在历史的某些令人幸福的时期，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形：大批富有的臣民雇用私人军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统治者，甚至有时通过显示武力，迫使君主签订契约，使君主承认他只不过是国家的第一公仆，一切要按照契约上规定的法则行事。

但是事实证明，政府的最初建立方式与卢梭所宣扬的为人普遍接受的社会契约论恰恰相反。

人民根本没有集合起来，组织团体或国家，呼吁“让我们选出一位强壮精干的人做我们的主人”。

是那些强壮精干的年轻人自己网罗一批雄心勃勃的打手，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他的私人卫队，去征服尽可能多的村庄、城市和国家，通过暴力建立起了国家。

他召集起所有的村庄里的长者，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杂种，我是你们的主人！如果你们想继续活下去，最好牢牢记住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的臣民。为什么？因为我指挥着一支大军，他们冷酷无情，唯我是从，要是你们不老实，我一下命令，他们就会把你撕成碎片。不过，不必害怕，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我只想过得舒服。我和我的追随者们，还有我的马、女人、牛羊需要有所宫殿，这都需要钱。我将通过税收的方式每年向你们征税。想想这种制度的好处吧！作为回报，我庄严地保证保护你们不受敌人的伤害。这不仅出于我对你们的关心，也是我的利益所在。你们越富有，我就能从你们那儿得到更多的供奉。这就是我想说的，谢谢！”

国王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削弱。这时教士出现了。国王需要教士的帮助来巩固统治，教士需要国王的保护来传教。王权与神权达成交易，在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一切问题上互相支持，密切合作。

从此，君权神授，国王成了上帝的宠儿，神圣不可侵犯。教士成了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在王权的善意保护和国家机器的有力支持下，放心大胆地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

丧失了自主权的被统治者们迅速认识到，在这种制度下，他们得到的安全保证是从未有过的。他们赶往宫廷，因能为君主端茶倒水、牵马坠镫而感到心满意足。

不幸的是人类的事务从未按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过。有时，国王和教会会反目成仇；有时，国王和富有的商人阶层会势同水火，教会从中投机，选择有望获胜的一方，与之结盟。但是一般来说，除了这些统治者之间偶尔发生的纷争（通常是由分赃不均引起的）之外，有产阶级（国王、教会和商人）彼此称兄道弟，通力合作，保证他们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而这个社会是他们的祖先靠**裸的暴力建立起来的，是以压迫弱者为基础的。

这个关于政府产生的学说有力地揭穿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所宣扬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的虚伪性。

这听上去非常遗憾，但却是无可奈何的事实。只要人的智力、勇气有高低不等，就会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分，隐瞒这个事实只对统治阶级有利。民主制比任何其他政府形式都更需要隐藏这个事实。因此鼓吹民主的学说都拼命地向人们灌输：权力来自人民，人类社会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以及“我们人民”不仅仅是一句出现在官方宣言中的空话等这些骗人的思想。正像我在上文所提到的，维系这个美丽的神话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残酷的。可以断言：有史以来，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有严格区分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法则亘古不变。在这一点上，今天的美国与四千年前的古印度和古巴比伦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的其他几条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历史规律对于理解今天的政治同样重要。下面一段文字是关于用来解释现代社会对财富的莫名崇拜的社会生物观的：

“统治者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制定社会的道德标准。”

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就是，“统治者总是竭力使被统治者相信，国王和教会颁布的每条法律都符合道德法则，服从国王和教会就意味着服从上帝的旨意”。

这听上去还是有点费解，我还是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以埃及为例。

在埃及，法老、王室和祭司们能否永享福佑，取决于尼罗河和几百万名臣民的合作。当尼罗河水上涨的时候，灌渠必须在特定的那天开闸进水，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容不得丝毫疏忽。一个村庄的怠惰意味着一百个村庄将因此遭殃。对纪律的特殊要求，使法老成了专制的暴君，他的命令必须被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在祭司们的鼓励下，君权至上的信念在广大百姓中广泛流传。法老的最荒谬的意愿也被当作是神圣的法律来执行，对法老的崇拜甚至可以与对控制河水涨落的上帝的崇拜相提并论。

然而，所有的这些德行都是文明方面的。

埃及由于独特的地缘位置，不易遭受外敌的入侵，享有相对的安全。在狭长的尼罗河沃土两边是广袤的沙漠，很少有敌人敢冒长途跋涉的危险，横穿白骨森森、酷热难抵的沙漠来进攻。所以埃及人并不需要展示天性中武力的一面。反映到社会组织上，武士阶层地位很低。

埃及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农夫的生活，而武士阶层则在社会的最底层。

与埃及隔地中海相望的斯巴达则是另一番情形。贵族寡头制的斯巴达完全倚仗它的军队。在那儿，没有人对农夫的职业感兴趣。从儿童时代起，斯巴达人就接受严格的体能和军事训练。守纪律和吃苦耐劳在斯巴达人眼里是最好的美德。

跨过叙利亚草原，来到犹太国家。犹太国家是以一个城镇——耶路撒冷——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耶路撒冷是奉耶和华为上帝的犹太教的中心。如果耶路撒冷放弃了宗教圣地的地位，那么也就放弃了作为犹太国中心的地位。犹太国是如此的弱小，单凭武力无法保证它的安全。由于土地的贫瘠和自身位置的局限，它又没有发展农业和商业的条件。对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来说，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臣民中倡导宗教的虔诚精神。犹太国可以没有战士、没有农夫，但是不能没有宗教。失去对上帝的信仰，整个国家就不存在了。

犹太人很小就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按时去教堂做礼拜，服从教士的命令被认为是美德。这些品质在埃及和斯巴达根本不算什么，但却是犹太国家的支柱。

而往西边去一点的腓尼基则以贸易立国。西丹和泰雅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它们不需要农夫，至于军队，他们可以随时拿钱雇请士兵为他们作战，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更是微不足道。他们的一切都要靠贸易。因此，统治城市的富商们向市民灌输这样一种信念：只有商业的精明和精于讨价还价才是公民的最高美德。斯巴达人对勇敢的推崇、犹太人对宗教的虔诚，对于腓尼基人来说都无关紧要。

罗马把整个西方世界变成了它名下的庞大帝国。要治理如此大的一个帝国，需要大批精通行政和司法的罗马公民。在关键时候能当机立断，时刻准备为国家献身的冷静超然的贵族、独守戍边的战士，被树为罗马的模范公民形象。每个罗马儿童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如果他想出人头地，这些就是他效仿的对象。

随着罗马不再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首都，变成了精神中心，德行标准也随之改变。新的统治者需要称职的教士。识文断字、精于辩术取代了共和国和帝国时代备受推崇的作战能力和行政才能，成为新的评判人才的标准。

在美国建国后的第一个五十年里，自由土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个人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过着独立、平等、快乐的生活。

在这段日子里，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经济平等。这种平等在第二个五十年里还零星存在，但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杰斐逊和昆西·亚当斯时代的平等、自由结束了，世界又恢复了正常。社会重新分裂为两大阶级：债权人阶级和债务人阶级。这时，我所提到的那条古老的历史规律再次起作用了。统治者们不自觉地，仿佛是天生就该如此似的，树立起新的准则，作为他们的儿孙奋斗的目标。

这一次，是对财富的崇拜。这毫无新意。历史上，佛罗伦萨、威尼斯、奥格斯堡、诺夫哥罗德这些商业共和国都曾把聚敛财富当作最高美德。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人能够像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移民那样有机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多的财富。

结果，单纯的物质世界被包围在只有中世纪的教会才有的神圣的光环里。

随着内战的结束和马克西米利安的撤退，美国再也没有外敌入侵的威胁。一支小规模、高效率的舰队足以保卫国家的安全。当周边地区事态紧张（像1898年西班牙在古巴糟糕的殖民统治迫使美国出兵恢复古巴的独立）时，一支海军和几个团的正规陆军就足以应付。大致上讲，国家的安全有了保障，尚武的品质不再像以前那么必要了。独立、自由这些一个世纪以来边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性格也同样如此。它们只剩下情感上的感染力，成了历史书上和泛泛而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的固有名词，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人把它们当回事。原因很简单，它们所代表的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在今天凡事都要看银行家眼色的时代只会带来灾难。

拓荒者独立自由的边疆精神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了，新的统治者需要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他们从财产的角度来衡量整个世界，宣扬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创造出一个新的价值偶像——“成功”。

不仅仅如此。

西部拓荒者们的精神理念被视为过时的精神奢侈品无情地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新的行为准则：节俭、经济、固定时间、固定习惯、固定思想、忠于雇主、循规蹈矩、守中庸之道。

这一切转换得十分巧妙而平静。不久，“快乐源于良心”的口号就被“忘记良心，你就会富有”的新口号所替代了。

生活哲学的更新很快就反映在国家的政治机器运作上。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总统们都具有杰出的品质。这不是说每一位总统都是博学之士或治国良才，而是指他们每个人都个性鲜明。其中一些人，像波特、皮尔斯和费尔默虽然能力一般，但都有自己的思想。他们是从底层干起，一步步爬上来的。他们是人中龙凤。你要么无比喜欢他们，要么对他们深恶痛绝，然而即使他们的敌人，也不能攻击他们乏善可陈。

那时的美国人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生活的大门永远向勤奋的人敞开着。只要你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不断奋斗，总有一天梦想会变成现实。你甚至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载入史册。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一切都变了。

儿童们不再被鼓励为入主白宫而奋斗。相反，长辈教育他们一辈子勤俭节约、循规蹈矩可以使他们富裕舒适。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呈现在他们的眼前，不断地积累就能致富成了他们的人生信条。

议员们不再作为思想的代表前往国会山，不管是好的思想，还是坏的思想。他们成了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人，从董事会那里接受指示，到华盛顿去为公司说话。国家在他们脑子里只不过是些大工厂的联合，他们只是物质成功的代表人士罢了。

那些继续西进，定居在威斯康星、堪萨斯、怀俄明和达科他的拓荒者还没有丢掉边疆的独立精神。他们想要打碎社会主流思想对无生命的物质的崇拜，通过另组政党在政治上表达他们的不满，宣扬自己的主张。然而他们没有成功的机会。在议会，他们遭到无情的嘲弄，如果这还不足以吓退他们，他们就被宣布为历史进步的敌人，遭受封锁和制裁的厄运，直到屈服为止。

上帝的磨盘永不停息地转动着。

煤、铁、铅、水力、石油、银子、金子，所有无生命的物质都被利用起来，为国家增加财富。

数百万移民都被那部巨大的社会进步机器卷起，抛到我们的土地上，为了成功——这个上帝更大的光荣而工作。

曾经有人大声疾呼，反对这个不道德的非人化的社会进程。西奥多·罗斯福被命运女神扶上了总统的宝座，不遗余力地告诫自己的同胞装满钱包掏空灵魂的政策是愚蠢之极的。但是，单枪匹马地改变整个社会的进程，这个任务对西奥多·罗斯福来说太艰巨了。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它。他死后，一切又恢复原样，合众国就像他挖苦的那样，还是“没有灵魂的多语混居旅馆、工厂和银行”。

甚至那些天才，最具独立精神的思想者，也甘愿忍受物的统治，毫无怨言地为新的价值偶像服务。

这种情况下救赎的唯一希望在于文学。作为规律，讽刺作家总是比政治改良主义者更有力量。一支秃笔抵得上一挺机关枪。然而，文学也投降了。对现行制度批评最激烈的批评家们被驯服了，拒绝低头的人被踩在脚下，其他的人丧失了勇气，躲在一边唱起了赞歌。

这就是十几年前的情况。东、西两边都有辽阔的海洋与世界相隔开的美国是如此富庶，它可以对南边的邻国颐指气使，任意发号施令而不必担心后果。

在它炮舰所及的地方，它同样可以肆意妄为。当有必要显示武力进行干涉时，美国从不犹豫。

但是，命运之神出人意料地问了个荒谬的问题：

“你已经聚集起如此之多的财富，多得让前人无法想象。你拥有的大工厂、高速火车、摩天大楼比任何人都多。你银行里的存款数以亿计，人均国民财富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你拥有了一切，那么你拿这些财富来干什么呢？”

我们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