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亚当斯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担任过美国总统。他父亲是林肯政府中圣詹姆斯法庭的法官。没有人比他更配称得上是美国人。

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亨利写道：“从五十年代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就像蚯蚓一样，徒劳地挣扎着想回到起点，但是却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去的路，像沉船的残骸一样到处漂泊，他的世界暗淡死寂。就连从华沙和克里科夫来的波兰犹太人都比美国人性格热情、精力充沛、行动自由。天知道，美国还剩下多少清教徒和爱国者？”

这种绝望无助的呼喊，对既成事实的无能为力的懊悔，从诺亚方舟的时代起就不断在人类史册上看见。在巴比伦、在底比斯、在匹诺斯、在大马士革，更不用说在罗马，都有过亨利·亚当斯式的感叹，这是人类四五千年以来文学表现的主要题材。

究竟发生了什么？

非常简单。一小群天赋异禀的人，利用最有利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创造了国家，并把它扩展成与他们人数不成比例的庞大帝国。他们在战争和探险中失去了很多人力，但却变得很富有。他们牺牲了文明的优雅去追求物质生活的舒适，获得了营造舒适物质的手段，却丢失了生活的艺术。简而言之，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能给人带来永久动力的“灵魂的驱动”。

现在，他们是辽阔土地的主人。

他们拥有比前人曾有过的多得多的山脉、森林、河流、湖泊、矿藏、麦田和牧场。

但是，如果没有人的劳动，没有人去开采矿藏、耕种土地、收获果实，河流、森林、田地和矿藏，这又有什么价值呢？那么谁来做这些工作呢？

拓荒者说：“我们的孩子。”

但是他们孩子中的精英战死在葛底斯堡和安提塔姆的内战战场上。幸存者们，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不能也不愿从创伤中恢复过来。

虽然非常令人悲伤，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老一代已经不愿再干农场和工场里的活了。他们蜕化成职业的土地贵族阶级，新经济时代的诸侯。他们需要工人、农民、仆人，任何有力气能干活的人。

当地的人力资源已经远远不够用了。

战利品是如此丰富，分享它的人却如此稀少，以致只有懒汉才拿不到自己的一份。

简言之，这是那个只有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的古老故事的再版。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所做的与巴比伦人和埃及人在三千年前、罗马人在公元一二世纪所做的一样，拆除障碍，敞开大门，向外国人发出邀请。

一开始，这种政策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危险，那些口音奇怪、打扮粗俗、思维迟钝、缺乏经济头脑的外国人不像是可怕的对手。

他住在分到的小茅屋里，被允许在不触犯当地的宗教信仰的前提下信仰自己的宗教，他的孩子在学校里必须无条件服从主人的教育。只要他清楚自己的地位，承认统治阶级的统治权（不管统治阶级是巴比伦人、美国人、埃及人，还是中国人），他就会受到优待，得到比他曾有过的多得多的食物，以至于他根本没有造反的念头。相反，他吃苦耐劳，恭顺忠诚，把他的主人视为善人般来称颂。

一旦开始思考，他就会产生疑问。

他无数次地被告知能生活在罗马（或美利坚，或希腊）的伟大的土地上，住在石屋而不是以前的破草屋，每天都有肉吃而不是一周一次，穿鞋而不是光着脚，总而言之，享受新的富有文明的福祉，他应该感到无比的幸福。被新环境搞得有点头晕目眩的他说：“是，先生。”相信自己的确交了好运。但致命的时刻终会到来，蛇爬进他的伊甸园轻声细语，“谁因你而富有？你为谁修的路？为谁挖煤、采矿？为谁修铁路、建房屋？为谁开山炸石、修建地铁？”

危险出现了。

这条规律在第一代移民身上不太起作用。他们的生活哲学教给他们要服从，守纪律，在敏感问题上小心谨慎，不要问太多的问题。他们对现状心满意足，自愿地承认低人一等。

然而，第二代移民拒绝继承父辈们的这种自卑。他们未曾见过父辈们欢呼着离开的原住地，他们只关心现在，而现在并不能让他们满意。

不停地有人提醒他们，他们是希洛人，野蛮部落的后代，他们的父母被恩准进入帝国的神圣疆域，充当殖民、役民和奴仆。他们这些贱民永远别想指望和帝国的原住贵族平起平坐。

但是，他们的所见所闻却证明他们没有理由低人一等。

前八十年的殖民时期，最早的定居者在子孙们的协助下牢牢把持着社会上的重要职位，保持着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他们逐渐退出了阵地。

他们被迫向移民们开放权力阶层的大门。更糟的是，他们不得不提携一些移民担任领导，因为在本地人中找不出那么年轻、强壮、有智慧的候选人。

一旦拓荒者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丧钟就敲响了。如果你认为我太过悲观，那么请你读读历史，看看一百年前或一千年前，在西亚、北非、地中海、乌拉尔山脉都发生了什么。

在美国，这一切都被“普天之下皆兄弟”“所有人机会均等”这样美好的辞藻和虚幻的信仰所掩盖，人们不像在罗马、叙利亚、希腊或俄国那样清晰地辨别衰落的轨迹。

然而，主宰人类历史发展的神秘宿命贯穿着任何时代、任何地点、任何时间。

二百年前在普利茅斯登陆的拓荒者的子孙们，以“最早的居民”的神圣权力为理由，要求被视为新建帝国的合法主人。他们的语言应该被奉为国语，他们的宗教应尊为国教，他们的伦理观念应当成为所有后来定居者的行为准则。

统治意味着暴力，世界上所有的美丽辞藻堆砌在一起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统治意味着暴力，这不一定意味着哥萨克式、绞刑架式或秘牢般的野蛮凶残，而是一种聪明的、合理的力量使用，足以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统治者要让人相信他就是这条船上的船长，他清楚他在做什么，每个人明智的话最好服从他的指挥。当人数不断减少的统治者丧失了领导能力，满足于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时候，他们迟早要丧失权力，被取而代之。

十九世纪上半叶，墨西哥人汲取了古老的教训：造物主厌恶权力的真空。当一个孱弱的民族拥有富有的国度，而一个强悍贫穷的民族迫切需要更多的牧场的时候，强悍民族不可避免地要统治弱小的民族，占据他们的土地。

十九世纪下半叶，圣安纳的征服者们也懂得了这条优胜劣汰的生物规律，通过鼓励大规模的移民来加快他们的征服进程。毫无疑问这是个错误，但是早在尼罗河谷就有人犯过这个错误，甚至更早。

想要亡羊补牢，但为时已晚。

墙上的漏洞或多或少被填补起来，巨大的要塞建立了起来，以阻挡“蛮族”的进军。然而埃利斯岛的碎片已经散落到了整个世界。

中国长城的遗迹已经告诉我们这种补救的努力是多么的徒劳。

连接德诗玛和日本本土的单人桥讲述着一个自杀式的封闭最终将导致经济凋敝和一切现行政策破产的故事，我们的国家看来也难以幸免。

罗斯福总统经常带着强烈的苦涩提到的“多语种的混居社会”看起来将成为现实。

在一段时间内社会的多元程度还会很低，但这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盎格鲁-萨克逊人作为美国统治阶级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对某些人来讲，这听上去像是要大难临头。

对五世纪的罗马人来说，哥特人和布冈迪人的出现意味着灾难的开始。

他清楚蛮族的胜利源于罗马人自身的漠不关心，源于他的子孙们的胸无斗志，但失败的苦果仍是那么令人难以下咽。

他预测帝国即将崩溃，人类即将毁灭，世界也将随之终结。

瞧，千年之后，东西方的交汇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古老的帝国所达到的高度。

上帝的磨盘慢慢地转动着。

也许我们最好让它多转一会儿。

作为规律，它转动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