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花生加上一颗花生等于两颗花生。一头大象加上一头大象等于两头大象。

尽管在数字意义上它们都是“2”，但是两颗花生绝不等于两头大象。

这个小小的问题在算术中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似乎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但遗憾的是许多人都只看到了数字2，对他们而言，等式中的其他东西都是无所谓的。在他们看来，“2”就是“2”，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他们从来就不在意是大象还是花生。

内战结束以后，掠过墨西哥城的外国入侵者的幽灵已被永远驱除，政府却面临着应该考虑重建那饱经战火的南部地区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问题了。

自命正人君子的态度是北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始终认为公正高于怜悯，正是这种态度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北方在战争中失去了三十五万多非常优秀的青年，在北方人眼里，南方是罪大恶极的叛徒和罪人。因为正是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整个国家。当这种企图不能得逞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了分裂活动。而当事情发展到不流血就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南方打响了第一枪。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南方人不正确的信念：白人天生优于黑人。

而在南方人的内心深处，则认为南方遭受极大的不公平，在他们看来，“2”就是“2”。一个黑人只不过是一个皮肤黑点的白人而已，两个来自密西西比棉花产区的黑人同两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利斯一样的优秀。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争执，一次代价高昂的过失，因为在北方人发现人际关系方面的逻辑规律被理顺之前，美国整个民族在这一观点上的争吵已趋激化。十年和平时期的内部争吵与五年的战争相比，实际上代价要高得多。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发展成公开的对立，整个民族几乎都被拖到了愤愤不平的顶点。

林肯要是还活着该多好！

但是林肯已经去世了，接替他而成为这个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是一个完全不适合这一职位的人，他之所以被选为副总统是因为他是始终对合众国事业忠心不贰的少数南方政治家之一。另外，林肯所在党派的决策者们也希望让一位田纳西州民主党人得到共和党候选人的一个重要职位，以此来讨好这一边远小州。

这以后，布思杀害林肯的那把手枪将这位可怜的裁缝学徒推上了总统宝座。现在，这位安德鲁·杰克逊的弟子、一位来自落后的边远地区的职业政治演说家，应邀来带领这个国家度过自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这个人从内心感到南方遭受了极大的不公，南方是不应该遭受如此彻底失败的耻辱的。如今，他发现自己是在被迫同一群新英格兰人共谋事业，而这些人确信北方是受侵害的一方，前南方邦联的人应该为自己竟然被允许留住性命而感到走运。

持这两种背道而驰的观点的人之间的公开敌意，最终招致对这位总统的弹劾，也招来旷日持久却徒劳无益的讯问。可这证明不了什么，也达不到什么目的。但对于南方来说，所有的经济活动已长期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政府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的这种糟糕透顶的争吵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它意味着那个年代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反对可怕的蓄奴制的正义的复仇者，现在可以让他们压抑日久的苦闷和报复情绪大行其道了。它意味着一个混乱世界的出现，在这个世界里，（由北方军团用刺刀鼎力支持的）黑人傲慢无礼、颐指气使地对他过去的主人——白人。这导致了一个社会制度的彻底毁灭。那种制度尽管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却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在创建合众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恢复经济状况的工作也变得异常困难。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才使南方从那次灾难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此后，如同生活中常见的那样，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南北方为合众国的统治权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西部地区却偷走了胜利果实。

迄今为止，美国西部一直不为人所注意，这时却突然从幕后走到了舞台中央，这一边疆地区古老的信仰被沿海地区的人明确地接纳为他们的新宗教。

间接地说，六十年代早期，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的许多紧急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应对这种变化。联邦政府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不但要维持与中西部边境各州的友好关系，而且还要确保生活在太平洋沿岸的美国人对政府的忠诚。然而遗憾的是，两千英里的高山和草原将这些州与东部地区阻隔开来。一封信如果从纽约取道巴拿马地峡送到萨克拉门托，至少需要六周。但是到了1860年，在旧金山和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之间开通了著名的小马快递邮政业务，你只需为每盎司的信件支付五美元，便可以在犹他州的金色道钉八天或九天之内将信件从东部寄到西部。

接着又建起了横跨平原的电报线路。

但是，依然存在着一道巨大而危险的鸿沟，因为人们无法使用电报或者小马快递来运送士兵。除此之外，从刘易斯和克拉克时代起，人们就早已知道这些买来的国土价值不菲，是农场主们的真正的天堂，富含各种原料。

一个自重和细心的政府是不可能让这些土地闲置起来的。在杰斐逊时代，单是阿伦·伯尔正计划创建自己的密西西比帝国的传闻就足以使东部的人陷入恐慌。而目前，国家正陷于战争，法国人在墨西哥，英国皇家军队也已占领了哈利法克斯城堡。当然，北方希望打赢这场战争，但谁也无法这么预言，而且让后方这片真空地带存在下去，纯属自取灭亡，这完全不可避免。

战争曾使这一地区开拓定居的所有努力一度受挫。挥得动铲子和铁锹的壮汉，被迫拿起了滑膛枪，成立了各种小规模的骑兵团，打破了大草原无边无际的寂静。可是和平时期一旦来临，连接东西部地区的工作就立即开展了。

在此之前，铁路承包商是随着拓荒者的足迹而来的。现在，铁路承包商自己却成了开路先锋。以前，他要等到合众国准允的土地上的移民达到足够的数量，才认为值得修建一条铁路，以求得商业利润。现在，他首先提供几千平方英里的杳无人迹的土地，并辅以完善的交通设施，然后邀请东部农民和欧洲移民过来，将他们安顿在间距相当的居住点里，并利用他的铁路来运输这些人、牲畜和农产品。修筑铁路的勘测工作进行得相当快，不久，纵横交错的铁路网就覆盖了整个密西西比流域，第一条横跨大陆的铁路也近在眼前。

1869年5月10日，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波因特，一颗黄澄澄的道钉被打进最后一段四英尺长的铁轨中。

于是东西部就联结在一起了，计划的第一部分顺利完成。

第二部分更加困难。

当时能够买得起西部的土地并举家迁往西部的人非常少。其他人虽满怀美好的愿望，却拿不出购买新农场所需的五百美元或六百美元的第一笔付款。为了推动公民中这批可用之人的迁移，国会通过了一项《宅地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一位还算正派的公民均可在西部获得一块一百六十英亩政府所有的土地，只要他利用该土地经营适当合理的行当，他便可以一直拥有这片土地。

这项措施大大推动了遥远的西部地区的移民活动。其他国家中曾进行过类似大规模的移民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俄罗斯。在西伯利亚（我指的是拓荒者的西伯利亚，而不是亚洲北部那片流放犯人的虽臭名昭著却没那么重要的土地），当地政府是动用主要力量强迫农民向富裕的鞑靼草原迁移，而美国当局则是不得不无休止地对希望移民的人的高涨热情加以抑制。几年来整个西部的开发明确无误地表明，与谷物和牛的帝国陛下比较起来，南方的棉花王国国君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在得克萨斯和达科他数百万英亩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和放养的主要是谷物和牛。之后，局势有些控制不住了，人们急不可耐，蜂拥而至，都渴望着能分到一块土地，生怕来晚了。在这股抢夺新牧场和新麦田的狂潮中，印第安人的最后幸存者（合众国占用了他们祖宗传下来的在东部的领地时，将西部这片土地留给了他们，只不过是作为一种良心的慰藉），这些可怜的土著人，被无情地赶了出去，或者被圈禁在一个个聚集营地里，他们只能在那里过着单调的生活，逐渐退化，就好像温顺而有趣的原始本地动物标本一样。

可是，像这样残忍的事情似乎是白人在地球上的扩展历程当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说，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承认黑人、黄种人和棕色人种同样也有生存的权利，然而实际上他们倒是更愿意这些有色人种“明白他们的身份”，给他们擦靴子，为主人洗衣服。当其中某个人种的人似乎夹在白人佬和他切身利益之间，自称要不失尊严，不做擦皮鞋者或洗衣工时，白种人真就不知所措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他会紧张不安并开始抚弄他的左轮手枪，而且十次就有九次出事，枪发射了。如果可怜愚钝的印第安人碰巧挨着了子弹——那可就倒霉透了。啊，仁慈的上帝！难道他就没看见？不管怎么说，既然他死了，就让我们把他掩埋了，将此事抛到脑后。

我们历史上的这一章节令人羞愧。我们所读到的每一页都记载着贪婪、残酷和背信弃义。整段情节都充满了大草原酒馆里走私酒的气味。但是，与自然法则相对立的道德准则又是什么呢？美国从法国、墨西哥、英国那里购买、交换或抢夺过来的二百万平方英里抑或更多的山川和平原下面，蕴藏着最丰富的金、银、铅、铜等矿藏和石油，这些资源是每个国家、民族做梦都想得到的，而这些土地曾为一个以弓箭作战的弱小民族所拥有，另一个装备有来复枪和大炮的强大民族却贪婪地觊觎着这些地方。

一位德国政治家曾经说过：“统治这个世界的是强权而非正义。”

我们步入爱达荷、怀俄明、蒙大拿和内布拉斯加的白人小教舍和漂亮的白人小教堂，唱着圣歌，感谢仁慈的上帝没有让我们像那蛮横的外国人一样公开主张强大的民族将拥有这个地球及其全部财富，而弱小的民族将被剥夺一切。我们憎恶这一主张，我们会不耐烦地喊道：“不！”或许其他人就这么干的，但我们确信，我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因这类事情而犯有过失。

我希望我的曾孙们也能够以这种坦诚的方式说话，而不要像那些无可救药的说谎者那样自我暴露。

然而此刻，我看到自己却被这样一个世界包围着：弱肉强食，不是毁灭别人就是被别人毁灭。我不得不接受我所发现的一切，我不得不遵守似乎比任何人类意志都更为强大的权力的命令。

这时，卡莱尔[1]的幽灵悲伤又悲伤地咧了咧嘴，低声说道：“你最好如此！”

[1]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评论、讽刺作家、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