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我们自己的小星球，必然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然而，事实是，两百万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所谓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影响我们的邻居，而无论邻居做什么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们的幸福与繁荣。

北方人相信，合众国对镇压反叛有不可推卸的义务。

南方人则认为，这是一些主权州在为维护它们的独立而战斗。

而在欧洲人来看，在美洲大陆上，两个独立的小国家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将会最终导致一个强大的、令人生畏的共和国的衰落和瓦解。

国际关系准则中没有“爱慕”一类的字眼。倘若你煞费苦心地翻翻那些研究难解问题、笔法严谨的书卷，你也许会寻摸到“尊敬”“景仰”，偶尔还有“感激”这样的词语。但是在我们的职业宣传家的语汇里断无“国与国之间的爱”这样的表述，而且它也不在我们较为冷峻的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严肃持重的词汇表中。

英国，至少是官方，很久以前就同意对它的前殖民地的反抗活动听之任之，制裁导致成立了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至于1812年的那场战争，对双方而言都不是件光彩的事情，无以使民众敬以崇高的缅怀之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有许多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废奴主义事业，也有许多人竭尽全力帮助北方获得了成功。

但是，还是有许多英国人认为，美国是对大英帝国保持商贸霸权地位的最危险的一种威胁。他们从来就不怎么敢奋起战斗，摧毁这个令人不安的敌人。然而，要是他们发现有人愿意这么做，即有人能够靠卖些枪炮、军舰和火药来帮助这个意想不到的同盟国——那么，他们会不会愿意尽早在合适的时候，连同保付支票一起下定单呢？他们会不会在他们胜利的时候欣然记住他们的朋友呢？

对于古代欧洲的上层阶级来说，南北方之间的斗争是国王与议会、地方与宫廷、清教徒与保皇派之间这种古老战争的延续。在这场战争中，“圆颅党人”一方就是南方的种植园主、北方的店主和制造商，这些人就好像忠实的老派英国绅士，他们拔剑捍卫他们的贵族祖先所维护的理念，当年他们的祖先为了这些理念将鲜血和财富抛洒在了马斯顿沼泽地和纳斯比。

但是，英国并非合众国的唯一的潜在敌人，还有拿破仑皇帝。当然，不是那个伟大的拿破仑——他现在长眠在他的“老兵之家”这所教堂里的红色岩石地板之下。不过他的一个侄子，一个操着浓厚的德国口音的年轻人依仗他伯父的声誉，巧妙运用波拿巴家族特有的才智，骗取了八百万的同代人的支持而成为法国最高首脑。可是，他的新帝国宝座却极其不稳固，他绞尽脑汁在认真考虑是否要来一场战争，以给他的臣民们些许的乐趣。同时，由于他统治的国家为了想象中的那点“荣耀”和“光荣”，总是想搅乱欧洲的和平，因此欧洲其他国家一直处于紧张和心烦意乱的状态。

法国和美国暂时还能和睦相处，可是谁能预言到这个面如土色、病魔缠身的男人的那位深受神职人员控制的妻子会认为有必要对她祖父的人民发动一场战争呢？这位皇后和她朋友的所想就是拿破仑的所想，而拿破仑所想的，在一夜之间便由一个被买通了的记者说成是“全法国人的意愿”，历史的转折点就这样确定了，五百多万男子将被运到英国，然后准备加入加拿大的军队。

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1927年的人来说或许很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可是在林肯政府当政的头一年里，这却是严酷的现实之一，它使得林肯及其内阁对南部邦联军的连连告捷同样表现出深深的关切担忧。

1861年，美国的广大民众已接受了我在前面章节谈到的边疆地区的新的信念，将其视作绝对真理。这里有两个信念，没人敢怀疑，否则就会招致邻国上流社会和家庭的不满。

其中第一个信念是，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能够从事几乎所有的职业，除了极少数专业性很强的行业，比如：医院门诊部或者化学实验室工作。

第二个信念是坚定不移地相信所有生来自由的美国公民的尚武精神只要一接到通知，就会有一百万的美国人拥上前线捍卫民主的正义事业，尽管他们的武器只有玉米秆和扫帚柄，但他们也能五次或五十次地挫败只不过与他们数量相当的外国人。

先来谈谈第二个信念吧。志愿军制度从来就不曾取得成功。华盛顿的信里尽是些没完没了的哀叹，他的那些缺乏训练的军士，多半无能又冷漠，常常因他们的胆怯、无组织无纪律和全然不顾这位将军所说的“真正的爱国主义的首要法则”，而葬送了他应得的胜利。如果不是天时地利的优势以及法国正规军和德国教官的重要支持，说不定美国还不能获得独立呢。

1812年战争中，志愿军闹出了一桩尽人皆知的丑闻，纽约州的所有团队都拒绝到合众国以外的地区作战，这对加拿大人来说是极令人喜出望外的事，可是对前线的美国人来说却不那么让人高兴——这些人在前线只好听由英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摆布。有好几次，志愿军看不出有何理由就从战场上溃退了下来。这些听候召唤去保卫这个国家的首都免遭侵略和摧毁的爱国者乱作一团，逃往后方（这即是著名的布莱登斯堡大赛跑），实际上只剩下与为数不多的条顿人的海军作战了。

至于墨西哥战争，斯科特将军的十一个志愿军兵团中有七个告知他们的总司令，他们是“一年期军人”，他们不是为“持久战争”而应征入伍的，当他们的司令在距墨西哥城还有四天的路程时，他们离开了他，因此占领这个重要据点耽误了几近半年。

林肯总统在南方军炮轰萨姆特要塞后宣布招募七万五千名志愿者时，他的吁请在一部分人中得到热烈响应，对于此次战争争端，这些人确实强烈地感到要以生命来维护他们的选择。然而和从前一样，这种热情转瞬即逝。因此政府提出，凡愿意入伍者皆可得到一百到二百美元的赏金。结果却成了投机商人有利可图的生意，他们把大批大批的欧洲移民运往美国。直至英国政府发出警告，华盛顿政府才不得不终止招募“合同兵”。

几个月以来发生的这种事情，使每一个北方人都明白了联邦军队不能仅仅靠征兵来保持军力。因此制定出一项征兵法案，并及时获得通过，法案规定每个州都有义务向联邦军提供一定数量的战士。如果这些战士能在志愿者当中募得，那就再好不过。可假使志愿者不够的话，就必须通过挑选补足。没人特别喜欢这种人们所认为的非美国式的征兵，但这是打败由应征士兵组成的南军的唯一途径，因而政府强硬地推行这项制度。对那些多少有些家产的年轻人来说却是个例外。如果他们实在觉得非常需要留在后方，就不必冒险将他们宝贵的生命送往前线。政府允许这些人差遣代替者，只要他们能找到为了几个钱而甘冒掉脑袋的危险的可怜人。如果没钱找人，就必须上战场，甭管他们愿意与否。当波士顿和纽约的爱尔兰人表露出不愿参与一场一点也激不起他们兴趣的冲突时，一场非常严重的暴乱发生了，正规军向乱民开火，打死了许多人，迫使其他人赶快服从这一征兵法。

人们认为这一切极其令人遗憾，可是当时和现在一样，若没有一大批人肉体上受到伤害，就不可能开战，而且当时和现在一样，对于那些叫嚷着他们仇恨敌人并吵吵得最厉害的人和那些津津乐道于“文明的战争”（这是战壕里的人或是炮手在纵情狂欢后一个不变的说法）的最热心的支持者来说，这一事实似乎令人痛苦地感到吃惊。

这场冲突的具体背景我已讲得够多了，现在让我来说说第一个信念，即那个著名的先锋理论，任何智力尚可的公民都能发掘他可以发挥的才能，并取得他职业上的成功。老天！等待南北方人的，也只有极大的遗憾了。

杰斐逊·戴维斯和亚伯拉罕·林肯两人，谁都不能胜任1861年等待他们来完成的任务。他们必须从头开始学习新的职业。人们对那位北方的总统事先就有个结论：天资要比波托马克河对岸的那位邻居高得多的他，必定最后打败他的敌人，必定将这个国家的北方引向胜利。但是三个可怕的年头过去了，林肯还未能初步掌握局势。在外交领域（这是受到所有上流民主人士轻视的一门崇高而微妙的艺术，是能激起那片贫瘠的欧洲大陆上温声细语的贵族们的兴趣的一种化装舞会，而不是适于精力充沛的男人和他们精力同样充沛的夫人的游戏），他遇到了哪儿也未曾遇到过的困难。

这些例外本是极为有利的，它们本应使国人明白一个在不友好的国家的宫廷里训练有素、技巧娴熟的外交家，其价值要超过十个在国内的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但是，民众对此并无兴趣。结果，两位总统在上任之初的几个月里，就引发了许多外交问题。

最初，林肯总统在号召志愿者入伍之后颁布了一条命令，宣布从弗吉尼亚州至得克萨斯州的美国东海岸实行封锁，船只如试图进入脱离联邦的州的所属港口，一律将冒着被迫停泊，并由联邦军的战船带往北方港口的风险。

不幸的是，华盛顿政府这么做，默认了美利坚合众国和南部邦联之间处于“战争状态”。这使他们陷入不利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强烈谴责南方人是叛乱者；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说与南方同盟在“交战”，而在诺厄·韦伯斯特的术语里，某一“敌对交战方”意即“依据国家法律得到承认了的正式开战的一个国家、一个党派或一个人”。

英国的法律界官员读到这份文件时，有些困惑不解，并解释说，十分令他们遗憾的是，他们必须依照现有的国际条约和协议中的条款来坚持立场。他们（至少是官方）无法承认以下事实，即美国总统在1861年4月19日的声明中所使用的“敌对态度”这个词，实际解释时更接近于是指“革命”而不是“战争”。于是，他们尽可能地搜罗了一大堆“鉴于”和“因此”等词语，以充分告诫所有的英国人，诸如“鉴于美国联邦政府和自称为南部邦联的某些州之间已极其不幸地产生了敌意，又鉴于英国打算保持绝对的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因此他们必须告诫所有英国臣民不要加入敌对双方的军队，也不要帮助它们为国内外准备用作运输、战时私掠船或军舰的任何船只提供装备和配给”等等。这是一份极普通的中立声明。

这样一份例行公事的中立宣言在北方民众看来，相当于英国已经承认了南方同盟的“独立”。而实际上，英国政府只是承认了南方的“交战状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然而当一个国家处于普遍恐慌之中时，辨析这些概念是无济于事的。

华盛顿当局注意到，在前线，一切都已不对劲了。北方第一次试图取得南部邦联势力范围内的一个立脚点，却以失败而告终。1861年7月21日，北方人在弗吉尼亚州布尔河的附近遭到重创，以致在第二年开春以前不可能有望准备再打一仗。这次溃败（它实际上是件相当糟糕的事）的消息传到欧洲，合众国的许多敌人普遍感到高兴，这些南部邦联的朋友预言，罗伯特·李很快会把他的旗帜升起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上。这一形势非常令人不安。

当时发生了几起本身无足轻重的国际小事件，这种事件极易导致不那么明智的国家之间产生敌意，其中一起事件使局势加倍地恶化了。

1861年11月初，美国“圣哈辛托”号舰艇在美洲沿海执行完禁运奴隶的任务后，准备返程回国，碰巧停泊在哈瓦那。著名的南海科学探险英雄查尔斯·威尔克斯中尉正捧着一叠美国报纸在浏览，得知南部邦联的两位外交代表詹姆斯·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正在去往欧洲的路上，预订坐英国的“特伦特”号邮轮从哈瓦那起航。

威尔克斯中尉，既荣获过金质奖章，也受到过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一个经历奇特的人，他决定采取一次大胆鲁莽的行动，让自己扬名天下，而他的成功却超出了他热切希望的预想。他离开哈瓦那，专等着“特伦特”号，威胁那帮息事宁人的船员交出反叛分子的货物，否则就要开枪，这样他便满载着“战争禁运品”胜利返回美国。

国会在心情激动的最初时刻，投票赞同授予这位英勇的中尉一枚金质奖章，但英国人的想法却大不相同，伦敦各家报纸说起此事来都是那么的痛苦难当，认为这是对至高无上的英国船只的可怕的而且是难以忍受的侮辱，致使任何一位没有帕默斯顿勋爵那么疑虑重重、老于世故的政客，恐怕都会被很轻易地推向战争。即使如此，这位勋爵大人还是不得不吩咐女王陛下驻华盛顿代表要求立即释放这两名俘虏，假使遭到拒绝，就要回他的护照，离开这个国家。

帕默斯顿听从了孔索尔特亲王的建议，信尽可能地写得委婉，但人们以为局势极其严重，部队正开始向加拿大这一大方向开拔，北海海军造船厂也露出非常举动的迹象。

从美国北方这方面来看，它早就该知道，只要美国政府一天不承认南部邦联的独立，梅森和斯莱德尔就有一天还是美国的公民，而且，威尔克斯中尉只是重蹈他人的覆辙，十八世纪里英国海军官员无数次这么干过，他们强行登上中立国的船只，带走所有他们怀疑是英国人的人。但是，林肯很快学到他那门新行当的技巧，明白这不是讨论的时候。他下令把梅森和斯莱德尔送到另一艘即将起航的英国船上，允许他们在英国旗的保护下继续他们的航程，于是这一事件便以这种方式结束了，没有给美英两国的任何一方造成进一步的反感。

这一决定一旦做出，另一个困难就出现了。由于南部邦联已正式被认作交战国，接下来他们就必须购买火药、大炮及其他所有战争用品。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他们一贯吹嘘说，他们垄断了棉花——这很快就会表明谁是北美大陆的真正的统治者，而现在他们力求在巴黎和伦敦的市场上用成捆的棉花来换取滑膛枪和野战炮。如果换成了，而且这些枪炮及时运到萨凡纳或查尔斯顿，合众国政府就不应有任何抱怨的理由了。这些货物要不就是安全地运抵终点，要不然，它们被联邦军的战船拦截并没收。可现在是戴维斯总统威胁说要干的，却完全是另一码事。他试图把不列颠群岛变为南部邦联的一个海军基地，嘱咐英国造船厂为南方制造巡洋舰。他用英制枪炮来武装这些巡洋舰，配备的船员从女王陛下的领地内招募或调集，这样，一旦他们再需要供应炮弹和腌牛肉时，随时即可让他们航行在格拉斯哥到南安普顿一带掠夺联邦军的物品，然后返回英国的港口。

林肯和他的内阁对这一切均了如指掌。那些富裕的绅士捋着胡须说“那根本无济于事”。由此招来一连串的反对声。向一个交战国出售战争物资，要到什么程度就不再是合法的商业交易从而破坏了中立，这一点从来就不易说清楚。倘若说卖给一个交战国十二发榴弹炮是合乎国际法的，那么，卖给它一万发也没错。但是，倘若可以允许一个政府定购价值五百万美元的标枪和鱼叉，那么，同样的政府又为什么不能用这同样的五百万美元去购买和装备两艘巡洋舰呢？

幸运的是，人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兰夏郡和柴郡的棉纺厂的工人们，他们由于丧失了生活必需品，所有的工作都已停顿，因此这些人现在实际上是在忍饥挨饿。他们提出要帮助合众国政府，正式要求英国议会敦促英国政府不再承认一个将三百万人陷于战争的政府，并且不再给予援助，或者，即便他们不高兴也要这么做。更幸运的是，联邦政府当时驻伦敦的代表是一个并不因自己的国家而感到羞愧的人，尽管好些贵妇都已将他从她们的宴请名单中除名，而且待他也实在是够恶劣的，但他依然对自己的人民的利益忠心耿耿。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是一位美国总统的儿子，也是另一位美国总统的孙子。他不完全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易动感情的人，也许只是有那么点。这使得他即便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大败后仍然镇定自如，当时实际上看起来是北方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就是在（著名的空头理论家）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发表了一番圆滑世故的讲话后，亚当斯也没动什么肝火，当时，英国政府官员建议英国承认“由伟大的政治家杰斐逊·戴维斯那边成功地建立起来的国家”。相反，这倒促使他走向他职业生涯中的顶点，他安之若素，向英国大臣断言，只要是继续采取让南部邦联的巡洋舰在英国港口停泊和装备的政策，只能而且将只会导致一个后果，这一后果正如阁下明确知晓的，叫作“战争”。

这一冷冰冰的口信似乎将当时的气氛挑明了，过去从来就没有人公开敌意。首先，在英国，憎恶奴隶制、宁可去蹲大狱也不愿与美国北方的废奴主义者战斗的人大有人在。其次，英国对那个最令人不安的邻居拿破仑皇帝从来就不太有把握。再者，英国还不得不密切注意俄罗斯。就在几年前，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如今在旧金山和纽约的港口集结了大部分舰队，这并不是出于对美国民主的深深热爱，而是因为它希望万一与英国起了冲突，它可利用这些港口作为对付英国的便利的海军基地。

然而，所有这些考虑都不太重要。英国政府的态度逐渐转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它突然热爱起亚伯拉罕·林肯的理想，而是由于美国军队命运的一次转折。这要归功于正规军的一位默默无闻的前军官，他当过伊利诺伊州加利纳的一家皮鞋店的店员，一个屡遭挫败的人，人们管他叫尤利塞斯·格兰特。

南北方爆发战争时，这位曾经一度春风得意的年轻军官的仕途似乎已近结束，当地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所有女士都摇着头说：“我们早对你说过！我们可怜的兄弟尤利塞斯！”她们预言，在尤利塞斯因酗酒和嗜烟而受到道义上的惩罚以后，他的葬礼不久即会到来。当这位身体已经垮掉了的中尉受命为伊利诺伊州一个团的司令，并受权领着她们纯洁无瑕的小宝贝去战斗时，她们感到有些不安。

至于格兰特本人，从来就不是个多言的人，于是他率领交给他统管的所有部队出发，静悄悄地，然而却是极其有效地摧毁了南部邦联的西部战线，随后，他袭击了田纳西，迫使李从北部战线撤走了他的大部分最精锐的部队，以保卫他所分管的地区的西部和南部战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接下来，又是一个出人意料却更为重要的胜利。

北方的封锁的确使南方受到了重创。每年生产出来的五百万包棉花，如果无法销售到国外，又有什么用呢？当然，间或装上几千包，用快艇试图躲过封锁，直至到达英国、西班牙、荷兰或者丹麦在西印度洋上的领地，这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点数量难以作数，有必要开辟更为成功的途径以突破联邦军船只的铜墙铁壁。

在北方，制造业设施随处可见，可南方各州却没有。但他们的工程师们却听说过这种铁壳子船（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欧洲所有国家都曾用它来试验过），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解决运输线路上的困难的办法。究竟是谁设计出第一批联军装甲舰的最初方案的，我不大清楚，但是，戴维斯内阁成员中有一位多年来一直是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他一定对用钢板来保护船只的这个最新想法有所耳闻。尽管南部邦联材料相当短缺，但是，他们给烧毁大半的美国老式军舰的船体加了层铁甲，从而设计出一种时速能达到七英里的小型无畏级战舰，在与普通的木船战斗时这种战舰绝对是不可战胜的。

这艘奇特的装甲舰，原名美利坚合众国“梅里马克”号，后重新命名为南部邦联“弗吉尼亚”号，在它服役的第一天击沉了联邦军的两艘战舰。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假如当初能给斯蒂芬·马洛里一个机会，另外再造十二艘“弗吉尼亚”号，那么，南部邦联从查尔斯顿到伦敦做生意的通道就能打开了，因而或许能证明南方的棉花要比刀剑强大。

可是，唉！当南方人眼看着掀掉老“梅里马克”号的桅盘并给船体锤铸钢板时，来自韦尔姆兰的朗班夏坦的一个名叫约翰·埃里克森的瑞典人正在构想自己的蓝图，此人过去是瑞典军队的一个上尉，是当世颇富创造力的发明家，他的这些构想注定要把南部邦联称雄海上的所有梦想变成一堆燃烧的木柴和废铁。

埃里克森在英格兰制造过许多机车，可与斯蒂芬森的“火箭”发动机相媲美，他还发明过海上军舰用的著名的螺旋桨，最后他突然来了灵感，想着在装甲舰的旋转塔内安上大炮。他带着他的发明设计来到法国。可是拿破仑三世对埃里克森的船不甚感兴趣，就如同当年拿破仑一世对富尔顿为了个人利益而在混浊的塞纳河上招摇的那艘汽船不甚感兴趣一样，他拒绝给予这个瑞典人以任何的赞助。就在此后，各种传闻开始流散到欧洲，说是南部邦联正在制造一种奇特的新船，于是埃里克森远渡到华盛顿，把他的计划拿给合众国政府的建筑工程师们看。他们正陷于难解的困境当中，因此也愿意听听一个外来人和平民的意见，便准许埃里克森依照他那可笑的想法建造他的“莫尼托”号铁甲舰。他奋力地工作，不到六个月他的船便可以准备作战了。“莫尼托”号因一次狂风恶浪而受阻，未能及时开向南方阻止“弗吉尼亚”号的完工。但在1862年3月9日的一次短时遭遇战中，“莫尼托”号显示出作为破坏性器械的绝对优势，南部邦联突破封锁的最后希望破灭了。

北方盟军拥有的“莫尼托”号一类装有旋转炮塔的铁甲舰和装甲船更多了，得益于此，北方加大了封锁力度，南方的棉花都烂在莫比尔和诺福克的锭盘上，与此同时，不再有任何理由寄希望于南方获胜的欧洲当权者们对予以进一步认可或信贷的所有请求都一概充耳不闻。

李和杰克逊孤注一掷，力争赢得一点时间，这样或许他们还能逼和对手。这真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他们的敌人在后方发布了一项他们认为是可鄙的宣言。按照林肯总统发布的宣言，南方联军占领地区内的所有仍为奴隶的人将于1863年1月1日永远得以自由。不过，这份文件并没有废除对北方忠心耿耿、支持联邦政府的各州的奴隶制。这纯粹是一项战争议案，试图获得国内外废奴主义者的支持，从那时起，他们一定认为这场战争是解放黑人人种的运动，也就不再相信它是令人厌恶的关于州权的争吵。但它并未解决奴隶制问题（无论如何，这只是引起南北战争的次要原因之一），直到1865年，宪法的一条新的修正案（第13条）才结束了这种“特别制度”，永远禁止在美国境内有非自愿性奴役现象的发生。

关于这场战争，我还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一旦总司令的指挥权交给了那个伊利诺伊州皮鞋店的小职员，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密西西比河谷被占领了，法拉格特将军强行攻入新奥尔良城。李在葛底斯堡几乎要消灭一支北方部队，他试图在大约十分钟内，以五千人的兵力大获全胜，却没能成功。谢尔曼横越佐治亚州，恣意无忌地破坏毁灭，让人不可思议，弄得许多正派的北方人对这种惊人而有些过分的凶猛表现略感羞愧。此后，南部邦联提议南北方军队联合出征墨西哥以试图与北方媾和，却未能成功，南方首府里士满城被围困和轰炸，并陷落了。杰夫·戴维斯穿越佐治亚州的荒野，茫然之中想避开北方佬的军队这四年来一直热情歌颂的那棵讨厌的苹果树。

那次溃败以后，除了体面地投降，并以伟大的谦恭精神接受这一投降，再也没有别的事好做了，李和格兰特在阿波马托克斯县城会晤之后进行了投降和受降仪式。

最后，当“此案”被永远地了断时，当人们已认定这个共同国家的权利应该永远高于各州的权利时，弥补四年里摧毁和破坏所造成的损失的时候最后终于来到了。

有些北方人正准备向从前的敌人伸出援手。另一些人——他们身上流着真正的马加比家族的血——在胜利的那一刻不留情面，恰如他们在失败的年月沮丧失望一样。共和国的命运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于那个可怜而孤独的人，这个人在四年孤独和可怕的岁月里学会了如何不带着仇恨去战斗。

1865年3月4日上午，再次竞选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就一套切实可行的生活哲学阐述了他的思想，那是对仁慈和友爱的倡导，是对正义和克制的呼吁，是对宽宏大量的劝解。

六个星期以后，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脑袋，他倒地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