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拿巴将军立即开始享用他发的这笔美国横财，一副十足的意大利做派。他纵酒宴乐，大肆铺张，公开宣称自己是查理大帝理所当然的继承人，教皇庇护七世勉强表示合作。加冕的那天，身佩绶带、镶着金边、穿着绸服、头戴羽饰的人摩肩接踵，盛况空前，任何一座教堂的景象都无法望其项背。波拿巴就在这种场面下把法国皇帝的皇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当其他欧洲国家听到这个讯息之后，都备感恐惧。这个奇特的小个子，地位每一次提升都会伴随着大规模的杀戮。北方和南方的皇家贵族决定做好准备，组成一个联盟。这位法国皇帝表示震惊，于是，战斗开始了。

美国政府明智地置身于这一战争之外，杰斐逊总统敦促他的国民安分守己，不要惹火烧身。但是不久，这个新的国家开始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只是一个末流行星，方圆并不很大，影响一个国家的事情注定会影响所有其他国家。因模仿鸵鸟而出名的中立办法，只有在冲突局限在卡拉哈里沙漠中几个丛林部族之间的时候才能安全地运用。一场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瑞典、英国和四十多个小国积极参加的战争，其余波注定会影响到从新西兰到哈默菲斯特，从巴劳湾到开普敦的广大地区。

至于中立宣言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正式文件，它们就像发生火灾时的保险单一样有用，欧洲两个对立的阵营打得不可开交，愿老天帮助那些可怜的中立国家的水手。

英国在特拉法尔加角击沉了法国海军的军舰，局面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但是，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附近粉碎了盟国军队。

狮子和大象的寓言成了事实。英国称雄海上，法国成了陆上的霸主。从布伦的高山上，法国的水手对着遥远的多佛海岸晃着他们的拳头；从他们主将的旗舰上，英国的水手冲着在巴夫勒尔海滩上烘烤泥饼的小孩做着鬼脸。但是，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拿破仑无法离开干燥的陆地，英国不能弃船上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改变相互毁灭的战略，采取了所有大国传统上屡试不爽的做法：牺牲小国的利益，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于是，1806年5月，英国宣布对整个欧洲西部进行封锁。拿破仑也做出回应，他在同年的11月签署一项命令，宣布对英伦三岛实行封锁。因此，中立国家只好在法国这个陆地魔鬼和英国这个海上霸王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是处于完全无助的状态，它们说话可能会底气更足，胆子更大。

还有一件事情，使得那些饥饿的水手面临更加困难的境况，即法国和英国都在极力争夺美国的石油产品，并且愿意出高价购买粮食和军火。美国的船长很有商业人情味，他们争取独立的战争教会了他们笑对封锁。但是，这种双管齐下的封锁他们还是平生第一次遇到，因此他们非常小心谨慎。后来，英国——没有国外的援助就无法养活其人口——提出和解，并且答应，允许美国的船只向法国运送所谓的禁运物资，条件是这些船只必须首先停靠到英国的港口，交纳税款，然后方可得到同敌国交易的许可。

拿破仑回答道：“很好。这样的话，我就只好把持有这种执照的船只看成是敌船。”

抓捕和没收仍在继续，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诚实的美国商人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钱财，那些不老实的商人也损失了差不多的数目。因此有人说：“现在对英国宣战的时候到了。”另外一些人认为：“我们必须跟法国人打一仗。”接着他们都来到华盛顿，向杰斐逊总统请求道：“请采取行动吧。”

杰斐逊竭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在他看来，战争是一件荒诞不经的事情。不错，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偶尔利用炮舰的火力，袭击黎波里塔尼亚海域内试图勒索美国政府的海盗船只。但是，对文明的国家来说，为了某种利益和荣誉诸如此类荒诞不经的目的，而让他们的孩子流血牺牲，死了心吧。总统没有悄悄备战，而是让陆军和海军的余部处于一种不引人注意的状态，法国和英国不再把美国放在心上，他们肆无忌惮地洗劫他们的美国朋友，好像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一个小国的公民一样。

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不会引起大洋彼岸的怨恨，他们就错了。托马斯·杰斐逊是一名哲学家，但不是一名和平主义者。虽然他拒绝打仗，但是，他灵敏的大脑正在酝酿一个非常新颖的计划，以此对付这些专横跋扈的做法。如果他的这个计划得到真正的实施，就会让他的两个敌人俯首称臣。

截止到目前，所有的冲突都来自英国和法国方面。1807年，美国突然对自己实施封锁。杰斐逊和他的部长们知道，法国和英国急需美国的粮食。因此，1807年12月，他们命令所有的美国船只停在国内，什么时候出航，另行通知。同时还递话给巴黎和伦敦，在这两个国家答应规规矩矩，不再招惹美国商人之前，不再向欧洲运送一粒粮食、一包棉花。

遗憾的是，杰斐逊的禁运设想未能奏效。诚实正派的商人不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他一些人（绝大多数）干起了走私的营生，积聚了万贯家财。这些钱财大部分落进了中立的中间人的腰包；与此同时，西部的农民和伐木工人，还有沿海地区诚实守信的水手，生活艰辛，这是他们从前没有过的经历。

这是一个人数众多、影响很大的群体。他们看到自己正一步步走向破产法庭，他们大声抗议，百折不挠，最后，《禁运法案》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中止法案》，这项法案禁止同英国和法国的一切贸易活动，但是允许美国同“中立”的欧洲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但是，由于缺乏对欧洲真正形势的了解，杰斐逊又走错了一步。这些所谓的“中立”国家仅有主权国家之名，早就没有了主权国家之实。所以，美国的商务活动继续受到干扰和破坏，美国的船只和以往一样不是被拖进这个港口，就是被扣押在另外一个港口。在国内的人们看来，情况越来越明显，商务活动将会导致一场战争。虽然海上仍然太平无事，但是，已经有好几次，美国一艘帆船的船员拿起武器同法国或英国的军舰进行战斗。美国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努力，解决了这些波折。

如果不是人们熟知的那个古老而又臭名昭著的“抓壮丁队”的英国制度，三国之间本来可以通过外交活动，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人人都知道，强征入伍也就是随意抓壮丁，这在欧洲大陆是家常便饭，直到我们这个来自科西嘉岛的朋友让每个人都成为士兵或水手，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兵营。

根据中世纪的法律概念，君主有权进行战争。因此，君主有权给自己提供进行一场成功的战争所必需的工具，即军队。一个神志清醒的人绝对不会愿意成为他人的刀下之鬼，他会拒绝自己接触真正的暴力，鉴于此，征募所需数量的兵力绝对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因此，陛下手下的法警便找到了一种省力的办法：征募监狱人犯，洗劫沙龙和体面的露天啤酒店，把抓到的人拉到最近的战舰上，让他们成为“快乐的水手”，直到重建和平。

可以想象，这些扒手和强盗（更别提那些出门透口气并且顺便喝上一杯的爱和平的裁缝和店员）不会成为理想的水手。等到他们明白拉索和顶索之间的区别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敌人的刀下之鬼，或者因染上这种或那种疾病而丧生，这些疾病是那些囚犯带到船上来的，许多船只因此变成了水上医院。因此，找到一些真正的海员，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样的人只能在商人中间找到，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做法：专候返航的商船，抢走他们的大部分船员。当英国商船队的人力被洗劫一空之后（直到一些船只连升一根中桅帆的力量都没有了），陛下的军官开始登上外国的货船，坚持认为所有面貌相像的年轻人实际上都是逃亡的英国人，并且在铁链的帮助下把他们送去当兵，同专制主义和独裁统治的罪恶权力进行斗争。

这种习惯（它居然成了一种习惯），在美国的船东看来是一件令人恼火的事情。如果是一个丹麦或者荷兰的船长，他把船员召集在一起，轻而易举便能说出谁是英国人，谁是当地人，但是，查尔斯顿的一名船长怎能知道一个来向他找饭碗的人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还是出生在牙买加的塞勒姆？

他不是有身份的证明文件吗？

但是，有谁听说过当一名水手还要为诸如出生证或护照之类的小事操心？没有。当英国的炮弹把他的船首斜桁打得碎片横飞的时候，一般的美国船长别无良策，只有碰碰运气了，如果他的船只速度快，那就逃；否则，只好接受搜查。

当海上运输处在这样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之时，杰斐逊总统打点行囊，离开国家首都的这一天到了。和他的前任华盛顿一样，这位第三任美国总统非常愿意余生能够纵情犬马。他已经六十六岁了，为国家服务了四十年。很少有人像这位敏锐的弗吉尼亚老人那样给这个新生的国家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很少有人（也许华盛顿是个例外）像他那样受到恶意中伤、捕风捉影的辱骂。杰斐逊的朋友们提出让他干上三任，但他谢绝了。他回到蒙蒂塞洛，全身心地投入弗吉尼亚大学的建设之中，默默地鼓吹他崇尚的生活常识和个人独立的信条，而把国家事务留给了他的好友詹姆斯·麦迪逊，后者在他手下干了八年的国务卿，因此，人们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懂外交事务。

与历届前任相比，我们的第四任总统麦迪逊的理想主义色彩较淡，多年的国务卿生涯让他失去了对于人类慈爱的许多幻想。他曾被迫忍受过欺软怕硬的英国大臣的侮辱（英国派往这个新的共和国的第一支外交代表团是通过罕与其匹的外交手腕从美国亲英家庭的子弟中挑选出来的），事过之后又听他们信誓旦旦大谈友谊。他发现拿破仑的外交官员刁猾狡诈，曾经听过不少他们对富兰克林倾慕不已的话，他知道，两者丝毫都不关心美国的商业权利，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恐怖政策。美国非拥有足够数量的大型快船不足以迫使它们改弦易辙。

因此，仅仅靠纸上的最后通牒不会有任何作用，他明白这一点是在那个灾难性的日子里。当时，装备五十门大炮的英国船只“美洲豹”拦截住美国的快速帆船“切萨皮克”号，这艘船当时刚刚离开码头，船上的大炮还没有准备就绪。打死打伤二十一名船员，逮捕了据称是开小差的军人，然后同英国的中队会合一处。令人气愤的是，这支中队刚刚在诺福克加满了淡水。这件事情当然当即通报给了伦敦，伦敦外交部再三道歉。英国对中立立场的破坏感到非常抱歉，但是，向美国人民转达他们的英国朋友歉意的工作交给了一名态度傲慢的使者。自我们的国家独立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位特使能力很强，足以在华盛顿担任职务。他在两国之间造成的恶果，超过了所有煤船和油船，可是人们常常把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的对抗归咎在后二者的身上。

谈判持续了四年。由于印第安人发生叛乱（据说这是英国特工煽动的结果），英国的“抓壮丁队”和美国商船的船长之间激战不止，加之国内出现重大政治动**，一个新的咄咄逼人的党派，所谓的共和党人，应运而生。麦迪逊政府的时代，并没有这个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所梦想的那种和平与友善。

在母国和它的前殖民地之间最终爆发的那场战争，也给那些还依稀记得萨拉托加和约克镇幸福岁月的人造成了许多的不快。

各州之间出现了可怕的意见分歧。乔治·华盛顿刚刚担任军队总司令时，他们就抱怨不迭，说新英格兰人“唯利是图”“缺乏爱国主义精神”，现在他们再次表明，他们认为自己与众不同。

禁运和中止法案并没有成为他们的约束。自早期的普茨茅斯殖民地以来，他们一直从事走私活动，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避开了国会禁止同英国人和法国人通商的那些法案。不过，宣战之后.他们被迫停止了他们的非法活动，开始考虑他们的国家。他们现在强烈指责南方和西部的邻居，说是他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引发了一场战争。他们的报纸要求拒绝执行联邦的命令。在哈特福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来自新英格兰州的五个代表制订了一项完整的计划，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新英格兰联邦。

在这种情况之下，期待取得重大军事胜利，比如类似于攻占魁北克的要塞、类似于让蒙特利尔大吃一惊，简直就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

在海上，美国商船的水手们进行了将近十二年艰苦卓绝的战斗。美国尚有几次在交战中获胜。

但是，在陆地上，灾难一个接着一个。

肯塔基州年轻的亨利·克莱宣称，仅仅肯塔基州的民兵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能攻入加拿大。对所有虔诚的爱国者来说，这无疑是值得骄傲和期待的。但是，当人们发现，肯塔基州的民兵，或者根本不愿打仗，或者拒绝离开他们自己的领土去追赶敌人，或者坚决要求兵役期一满马上回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的确发生过），年轻的“好战分子”的热情开始减退。

此外，当美国的一些重要防御工事未放一枪就拱手让人（1812年8月底特律就出现过此类事情），当美国的首都听凭入侵的英国军队任意摆布的时候（英军放火烧了这座城市、白宫和其他的官方建筑，借口“平民向士兵开枪”），当英国海军获准在马里兰州的中心地带恣意地烧杀抢掠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时乖运蹇、诸事不顺的总统的不满就演变成了一场风暴。眼看着没有任何事情，甚至连佩里大肆吹嘘的在大湖地区取得的胜利，也可能无法阻止他的政党垮台。

然而，又是欧洲神不知鬼不觉地拯救了美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使其免于遭受更大的屈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无休止的拿破仑战争已经弄得各方筋疲力尽，这个国家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最后，1813年10月，拿破仑在莱比锡战败，被迫自我流放到厄尔巴岛。英国政府终于腾出手来，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纠集了一支由老兵组成的队伍，准备夺回桀骜不驯的美国各州。但是，当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大干一场的时候，这个科西嘉岛上的妖魔逃到了欧洲大陆，再次要求英国提供军队参加盟军。在滑铁卢胜利和巴黎和会之后，当时，每七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因持续几十年的战争而沦为乞丐，在这种情况之下，再继续进行没人感兴趣的战争似乎是一件荒谬可笑、伤天害理的事情。此外，既然拿破仑已经流放到圣赫勒拿岛，英国海军大量过剩，再也没有必要强迫外国水手到国王陛下的军队中服役。

争执的焦点没有了，两国间希望停火。

当时，佛兰德的根特城是外交活动的中心。这里靠近英吉利海峡，离法国边境也不是太远，非常方便。这样一来，波旁王朝的子孙，不管哪边可能出现危险，都可以找到藏身之所。费力最小，又可以得到最大的人身安全。美国的代表团于是前往根特。在这里，在经过一番正常的拖延和考虑之后，他们签署了一项条约，这项条约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事情，四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此事发生在1814年12月24日。两个星期之后，在和平协议达成的消息漂洋过海传到国内之前，前往攻占新奥尔良的英国军队被一个名叫“老山核桃”杰克逊的粗野“老将”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英国军队的残余被赶出南部各州。

这次交锋没有影响根特全权代表的最后决定。但是，在将近四年一连串的失败之后，此次交锋还是给了这个国家急需的把握和希望。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人们把那些曾经引导这个国家战胜欧洲强国、度过严峻危机的人抛在了脑后。从田纳西山上下来的那个出人意料的人物一时成为英雄。这是一种变化的象征，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美国人民的心头开始出现这种变化。

老一辈的人生长在欧洲强国的殖民时代，他们一直没丢弃从母国的角度看问题想事情的习惯。现在，他们不由自主地变成了独立的美国人，他们走到这一步，完全是环境使然，而这种环境他们永远也无法充分理解。

但是，那些声名鹊起的人对这种微妙的双重忠诚却是一无所知。

他们生在美国，在美国的学校接受教育，从来没有去过欧洲，对欧洲人根本不感兴趣。

后来，在他们事业的开始阶段，他们吃尽千辛万苦，出现了严重的物资匮乏，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和法国的一名将军（也许是一个意大利人，且不管他是哪国人）在那个特别的时刻，在欧洲领导地位的问题上进行了一场荒谬的争吵。

通过这件事情，美国的年轻人开始认识到，这些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以及他们所有的国王、皇帝和那些自认为了不起的走狗几乎是无可救药。虽然这些统治者的影响可以波及三千英里大洋以外的地区，但是，与此同时，人们表现出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轻蔑，同时夹杂着内心的恐惧。正是由于交织着这种奇怪的感情，一种反抗精神出现了，这种精神具体表现在不再与欧洲大陆进行任何交往的坚定的决心之中——一种早期的美国法西斯主义，新芬党[1]精神的一种表现。

直到1814年，美国的平民百姓靠着一种习惯的力量成为解放了的殖民地居民。在母国最后一次灾难性的拜访之后，他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人。

当他所有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不慌不忙地背对着东方；他怀着坚定的勇气，面对着西部这些充满希望的山峦和平原。这些山峦和平原带来一种新生活的前景，它的发展前途他可能永远不会明白。

[1] 新芬党，爱尔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新芬（Sinn Fin）原意为“我们自己”或“自助”，该党成立于1905年，反对与英国妥协，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