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杰斐逊总统卸任数周之后，一个有着悦耳名字的年轻人访问了美国，他就是西蒙·玻利瓦尔。他生长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是一个富家子弟，在他二十六岁那年，他成了鳏夫。更为重要的是，他这个人好奇心很重。

西蒙·玻利瓦尔在巴黎求学期间，曾目睹了大革命中许多光荣和可耻的事情。现在，他希望亲眼看看美国叛乱分子制定的政治制度运行的情况。回国之后，看看能为自己国家的人民做点什么。据传言，在他的殖民地国家，人们心怀不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自路易国王走上断头台那个重大的时日起，世界的每个地方都流传着人们心怀不满的流言蜚语。独立和政府自治的高谈阔论中到底包含哪些东西，还有待亲自去发现。

我们都是这个小小地球上的过客，不能设想，我们一生中不受邻人命运的影响。

在十八世纪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的宗主国——西班牙与法国，它们结成紧密联盟，间接地为促进美国的自由事业尽了最大的努力。

这种政策引起了英国对它们的仇恨。后来在特拉法尔加，西班牙和法国的船队在纳尔逊的手中几乎全军覆没。英国报了一箭之仇。

此后，西班牙发现它与其在美洲殖民地的直接联系已经完全中断，除了不时地还有邮船的往来之外。如果英国希望殖民地居民会利用这一契机宣布独立，那么它会感到失望。新的西班牙不是新英格兰，人们对它无限忠诚。当拿破仑逼迫愚蠢的斐迪南七世退位，打发他到瓦朗赛去织毛裙的时候（国王陛下是这方面的好手），殖民地居民团结得像一个人，拒绝承认他们新的统帅，此人是拿破仑的弟弟；他们不肯服从新的皇家总督，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总督是篡夺王位的约瑟夫·波拿巴的代表；他们建立了一系列自己的政府，等待着他们的国王陛下结束流亡生活重返国内的那一天，他们可能还会再次骄傲地宣称他们自己是他最谦恭的忠诚臣民。

在他们中间出现了葡萄牙的一位合法统治者。他在1809年逃出欧洲的控制，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把巴西从一个殖民地提高到王国的地位，然后又由王国提高到帝国，所有这一切让南美人民有了一种重要的感觉，这是他们在原来总督那浑浑噩噩的统治时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在拿破仑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如果西班牙由一个略具头脑的人来统治，它的殖民地可能都不会丢掉，办法很简单，就是让它们成为领地，让一些级别较低的皇亲国戚作为它们的总督。

但是，如果所有的统治者都是这样明智，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历史可写了。

西班牙王国政府在同南美洲的属地恢复接触之后，也曾想努力恢复十七世纪那些美好的旧时光。但是，毕竟时过境迁，人们慢慢注意到，一种新的社会影响开始在世界的一部分地区出现。这种影响似乎代代相传，就像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

我指的是克里奥耳人的问题。

克里奥耳人是白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许多年前，甚至是许多世纪之前，就在殖民地定居下来。他们自己是白人，然而，他们出生在殖民地，这个事实给他们带来了永远摆脱不掉的社会耻辱。他们是白人，在法律面前，他们和来自卡斯蒂利亚和加泰罗尼亚的西班牙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一旦涉及实际政治，他们就发现，他们完全无权参加当地各省的政治事务。简而言之，他们是纳税人，但没有投票权，只能受邀站在一旁，而一个又一个总督通过剥夺他们的劳动成果富了起来。

显而易见，他们对此是不满的。但是，他们没有受过政治训练，没有政治组织。他们分裂成不同的宗派，彼此之间极度地仇视。因此，没有任何办法来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仍然是我们的英国朋友所称的那种“殖民地居民”。

年轻的玻利瓦尔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之中。他集中了这许许多多的缺点和美德于一身。他勇敢、慷慨，他能够忍受肉体上巨大的痛苦，他刚刚遭受毒打，一天之后，他又准备进行另外一场战斗。但是，他缺乏成功地进行一种极其复杂的反抗活动所必需的那些品质；此外，早年间，他受到的是省内的贵族似的训练，习惯于在混血儿和驯服的印第安人庞大的军队面前摆官架子。所有这一切都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因此，他不是一个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理想人物。

在北美，弗吉尼亚州拥有土地的绅士们和波士顿商业阶层的利益，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与绝大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不谋而合。其结果就是，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他们各自阶层的典型代表）能够有一个为之奋斗的共同事业。然而在南美，西班牙官员、克里奥耳人、混血儿和土著居民，他们彼此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实现自由、博爱和平等理想的机会，就像在格陵兰岛上让荠菜生根发芽一样。

尽管有着如此之多且非常可怕的障碍，玻利瓦尔在北部，圣马丁在南部，成功地发起了一场争取政治独立的运动。这场运动席卷了整个南美大陆，政府的权力落到了长期定居的世家的手中。

这场争取独立的运动，开始于1811年，委内瑞拉人发动起义，结束于1823年，当时墨西哥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这段时间的跨度很长。当然，西班牙政府也没有无所事事地坐在一边，等着误入歧途的孩子重回祖国的怀抱；相反，波旁王朝尽其所能收复丢掉的省份。但是，他们在拿破仑战争中损失了大部分船只，在这个家族的金库里一个比索也没有剩下。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可怕的游击战，造成了法国人力资源的耗竭。

就在这个时候，当一切似乎都已失去的时候（包括荣誉），一个意想不到的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

经过三十年不间断的战争，欧洲已经对战争产生了厌倦情绪，疲惫不堪。

“不惜一切代价建立和平与秩序”成为滑铁卢战役后幸存下来的一代人的口号。建立和平与秩序总是需要付出代价。一般说来，这种代价包括自治政府的丧失以及一位专业警察取代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权力。不过，当情况变得极其混乱，一切事务完全停滞不前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大多数社会阶层不约而同地愿意做出牺牲。这就是发生在1815年的情形。

他们的帝国，皇家和尊贵的殿下仍然掌握政府的大权，不受任何干扰。那些以前的激进分子，会努力忘记他们曾在会客室的墙上悬挂过罗伯斯庇尔的画像。他们表现出榜样般的忠诚，成功地让自己成为极其高雅、令人尊敬、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社会中有用的和装饰性的成员。

诸如此类，无不带有一点幽默的味道。在拿破仑倒台之后发生的规模宏大的反抗运动中，俄罗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喜剧性的宽慰。

那个曾经给莫斯科的帝位增光添彩的，是亚历山大·保罗的儿子。自他父亲不幸遭到暗杀的那天起，这个年轻人就成了这个粗俗世界新生的“罪恶良心”的牺牲品。此刻，他迷倒在一个感伤的男爵夫人的魔力之下，善于接受“新思想”。然后，这位全体俄罗斯人的专制君主，宣称自己是上帝意愿的奴仆。他还以救世主自居，成为神圣同盟这个奇特的政治主张的精神之父。

根据这项动听、严肃的协议条款的规定，俄罗斯沙皇、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感到了他们唯一信任并寄予厚望的上帝对这些国家赐予的大量祝福。他们不仅依靠圣教的规诫，即正义、基督教的博爱与和平的规诫——来指导他们对各自国家的统治，他们还提供彼此之间的互惠服务。他们宣称自己是他们的臣民和军队的父亲。于是，他们邀请所有其他的君主同他们一道享受真正生活的伟大荣耀。

当中学生的联谊会或三K党隐蔽的秘密回忆沉溺于这种胡说八道之中的时候，造成的危害并不是很大。但是，当全体俄罗斯人的沙皇，三百万骑兵卫队、近卫军、卫兵和哥萨克人的总司令开始甜蜜地谈论兄弟之爱的时候，正派的人拿起枪杆的时候到了。

当时，唯一一个对这种帝国贸易联盟可能出现的危险持怀疑态度的政府是英国。由于英国不受成文宪法的限制（因为他们没有），因此他们做的许多事情其他国家无法做到，这些国家处处受到清规戒律的限制。比如，他们让一些特定的家庭把持对外事务的管理，因为这些家庭在这种领域内受过长期的训练，与其他国家中渴望从事这种工作的外行相比，这些人更加适合担任这种职务。

我并不是想说，所有英国的外交大臣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但是，不管他们的口才多么不尽如人意，他们的地理知识多么有限，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了解许多对外和国内政策的真正性质。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些政策一直是大不列颠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基础。也许除了克里米亚战争以外，他们从来没有让感情上的考虑影响他们对英镑、先令和便士的追求，这一点尽人皆知。

因此，神圣同盟美妙动听的愚蠢言行，不会对那些居住在唐宁街上的聪明人产生什么影响。当有人极力要求他们加入其中的时候，他们便口授一封礼貌但又婉辞的书信，这封信由摄政王正式签字。信中告诉亚历山大皇帝，大不列颠虽然完全赞同陛下神圣的行为准则，但是，更愿自己能够超然事外。

至于美国，当初沙皇是否考虑过给华盛顿寄送一份文件的抄件，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有一点必须记住的是，美国人不是叛逆者，就是叛逆者的后代，像亚历山大这样一个非常自尊的统治人物，会直截了当地拒绝认可他们是人类平等的成员。

这种态度是相互的。也许有些人隐隐约约地听人说起过神圣同盟，但是，它除了引起一点转瞬即逝的好奇之外，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在人们看来，这仅仅是欧洲愚昧无知的又一种表达形式。

接下来的情势非常糟糕。西班牙国王的军队失去了在南美洲内陆的立足之地，被迫躲在沿海的十多个堡垒之中。屋漏偏逢连阴雨，天主教国王陛下本人也被他的长期遭受苦难的臣民赶出了首都。对于这些干预天道正常习惯的行为，神圣同盟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法国国王受邀越过比利牛斯山，重新登上他先辈的宝座。据说，大功告成之后，有人竭力主张法国国王陛下张帆远航，漂洋过海，重新征服南美、中美和北美桀骜不驯的殖民地。

这个小小的计划本身足以引起人们的不安。

但是，它仅仅是个开始。

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在阿拉斯加建立起殖民地的俄罗斯人，开始逐渐向太平洋的西海岸踏足。他们在旧金山附近海域的费拉隆群岛上安顿下来，在距离金门桥几英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小城堡，当时，这块地区还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因此，严格说来，莫斯科人在殖民地运动方面的经历并没有让华盛顿感到担心，但是，当沙皇突然禁止所有外国船只——包括所有美国船只——驶进他在美国殖民地的一百英里领海之内的时候，纽约和费城许许多多的人开始觉得这个玩笑可能开得太大了，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要么一笑了之，要么奋起力争——后者更加可取。

时隔不久，报纸报道说，英国人也对这种局势持有相同的观点。在智利和秘鲁的敌对斗争爆发之后，英国取代西班牙，承包了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如果这些现在悬挂黄、绿、紫三色旗的桀骜不驯的各州再次受到母国征服，那么，英国商人就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失。因此，如果有个人能够直截了当地告诉神圣同盟的创建人，叫他断了这个念头，这样明显符合大不列颠的利益。不过，由于国家的原因，这种警告似乎最好不是由伦敦直接发出。美国国务卿乔治·坎宁越过大洋窃窃私语（他是大声地窃窃私语，到处都可以听到），他说：“你们放手去干，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阻止西班牙人再次征服他们以前的领地，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将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支持你们。”

美国总统门罗，在同他的内阁同僚进行充分的研究之后，于1823年12月的第二天写给国会的一封“正式”信件中警告所有欧洲国家，搜捕心怀不满的美国臣民的时期已经结束；同时还警告说，只要在美国的权力之内，这个时期就将永远保持下去。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

美国没有能力实施这个严厉的“禁止”标志。

如果俄罗斯或法国当真希望借着大炮的威力挑战这项决定的合法性，结果怎样，不得而知。

与担任华盛顿最受信赖的中尉以及担任杰斐逊政府特命全权大使的资格相比，门罗总统还有其他方面的资格。

很早之前，他就懂得不动声色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