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说：“热饭从来不能出锅就吃。”

没有一个激进的政党，一旦大权在握，还会像在大选之前允诺的那样激进。

在野的杰斐逊曾经反对采取一切形式干预各州和个人的权利。上台后，杰斐逊马上意识到，一个政府，除非它真正实行“管理”，不然就没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去国会山发表演说，是乘着四轮马车，还是乘着汽车，抑或步行，这些毕竟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人是喜欢别人称他“阁下”，还是喜欢较不正规地称他“喂，汤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但是，当美国的总统，说得权威一点，当一个具有总统品质的总统说：“同胞们，这是国家的法律，你们选举的立法机构正式制定了这种法律，我同样庄严地签署了这种法律。”此刻，他要么看到他的意愿得到了实施，要么就成了一个无人理睬的孤家寡人。

杰斐逊总统碰巧是我们国家的总统中受过最好教育的总统之一，一个通晓历史的人、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个具有幽默感的哲学家，他了解美国的普通百姓，一如他了解他自己家的奴隶。他知道——自汉谟拉比以来的每个政治家都知道——制定一些明确的法律，然后全面地加以实施，这远胜于一大堆不切实际的法令和规则——它们自签署之日起便成了一纸空文，因此受到不法之徒和法庭的公开藐视。杰斐逊上台之后，首先做的事就是，他在不会导致国家的全部政治和商业生活混乱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废除联邦主义法律，解雇主张联邦主义政策的官员。

《煽动罪法》理所当然地遭到废止。海军一减再减，最后差不多化为乌有。大凡不是必不可少的公务员，政府鼓励他们另谋职业。尽一切努力减轻这个国家的债务。

总统严格地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范围之内，如果他需要同国会进行联系，他就派信差为他送信。

不过，所有这些措施几乎都同塞缪尔·蔡斯法官的弹劾案一样，最后出现毁灭性的结果。蔡斯是《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他患有高血压，在暴怒之中利用《叛国和煽动反叛罪法》，把他的法庭变成了一个“星空法庭”。

这些事情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杰斐逊是一个积极有为的人物，他不会在失败面前一蹶不振。

然而，当他开始他的重建政策时，有一种现象引起了这个来自阿尔伯马尔县的生活朴素、出身蛮荒、不修边幅、彬彬有礼的农场主的深思。他掌握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总是未能引起其他试图统治这个世界的政治家的注意，这个事实让他明白没有相应的经济改观，政治改善就没有一点价值，也不值得为之伤神。

就拿法国来说吧。

在大革命之前，贵族乘坐漂亮的四轮四座大马车，农民则安步当车。他们都没有不平之感。这名贵族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祖母和他的教堂就已经告诉过他，乘坐四轮四座大马车是他生命中注定的事情，而农民在他还睡在摇篮里的时候，他的曾祖母（农民往往活得时间很长）和他的教堂则已经告诉过他，他们这种人从生到死都得步行。

到了十八世纪，人们对曾祖母和乡村牧师们的智慧产生了怀疑。

伏尔泰们、狄德罗们、卢梭们开始发问：“为什么一个社会的阶层总是乘坐四轮四座马车，而其他阶层总是在泥路上跋涉？”

贵族本来可以避免随后发生的危机，如果他们愿意做出妥协，时不时地让农民搭乘他们的马车，让他有足够的钱买一辆属于他自己的小马车。但是，贵族在他们祖母和精神顾问们的学校里学得时间太长，他们无法学习新的东西。他们的阶层中一些比较聪明的先知先觉者警告其他一些人，可他们却因此被称为“令人生厌的激进分子”，而且还被扫地出门。因此，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一场革命爆发了。立法机构颁布法令，农民获得了与贵族平等的地位。

但是，这样就可以乘坐四轮马车了吗？

不，不是的。

法令告诉他，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乘坐四轮马车，这块土地上没有一部法律说谁应该乘坐马车，谁不应该乘坐马车。但是，一个人为了乘坐马车，他首先必须能够买得起马车。贫穷的农民尽管在理论上拥有这种权利，但是，他缺乏购买和养护一个小小的马车所需的实力。

现在，不是一个社会阶层步行，另外一个阶层乘坐马车，而是两者跋涉在被人遗忘的泥泞的大路上。一个阶层失去了一切，另外一个阶层什么都没有得到。

杰斐逊知道，只有一种途径可以让政治上获得自由的人享受新近得到的尊严带来的真正好处，那就是通过提高“产量”，直到有足够的产品可以提供给那些愿意购买的人。

当然，生产意味着努力工作。但是，它也意味着一个普通的人会得到比以前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

杰斐逊不是一个喜欢机械装置的人，他担心制造体制会导致出现一种反常的、危险的城市优势。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寄托在农民身上，这块土地的真正力量是在边疆。

只要无人打扰，只要没有战争的威胁，他比联邦党人更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他会兑现他的承诺，集中共和党人的全部力量支持他的改善农业状况的计划。

他似乎一直是好运当头。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到了外部环境的大力帮助。如果他是一个固执己见的基督教徒，他可能已经在命运的问题上接受了加尔文博士的观点。实际情况却是，他默默地接受了命运给他带来的一切好的东西，在马克·奥勒利乌斯和堂吉诃德那里寻求慰藉。

追根溯源，需要讲讲1100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古老的波拿巴家族离开佛罗伦萨，开始了一次奇特的旅行。在此次旅行中，这个家族中的一员经由萨尔扎纳和阿雅克肖来到塞纳河的两岸，继承了恺撒和查理曼传统的衣钵。这段历史太长，人们对法国革命战争的情况了如指掌，对1803年欧洲的局势非常熟悉，因此略过不提。

三年前，拿破仑与西班牙国王达成一项秘密协议，重新得到了那个叫作路易斯安那的广袤的法国殖民地。十八世纪，帝国和皇家在争夺土地的过程中钩心斗角，这块土地在1762年割让给了西班牙。虽然拿破仑对于他移居的那个国家的语言说得还不怎么利落，可他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法国人。

他的阅读军事地图方面的素养告诉他，新奥尔良这个城镇具有重要价值，如果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就可以切断西部腹地的农产品运输。但是，路易斯安那这个名字并没有让他狂喜不已，一如加拿大当初没有引起路易十四那代人的重视一样。过了十八个月之后，他才想到秣马厉兵，准备占领这块新的土地。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早餐之前推翻了一个千秋帝国，在午餐和晚餐之间，三次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版图。

与此同时，巴黎和马德里之间的交易走漏了风声，圣詹姆斯宫的贵客鲁费斯国王在伦敦听说了这个消息，把这个传言报告给了杰斐逊的国务卿麦迪逊。麦迪逊又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杰斐逊，总统深感不安。阿勒格尼山以西数百万英亩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着他深爱的拓荒者。他们全靠密西西比河向外出口他们生产的粮食和毛皮。如果是西班牙这样一个弱小国家控制新奥尔良，问题倒不大。如果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那些开疆拓土的边民会进攻那个被人遗忘的堡垒，将西班牙的贵族扫地出门。但是，假如是那个可怕的拿破仑——他可是所向披靡——控制了这个宝贵的港口，整个西部就会永远受到抑制。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样的话，又无法向联邦主义者伸出同情之手。他们不相信西部。他们的真正兴趣是在大洋的彼岸。每当他们的同僚辩论这个问题时，“兹决议美国购买更多的西部领土是一种愚蠢的行径”，最后的裁决注定是“赞成”。

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党人，一个质朴、单纯和正直的人，杰斐逊并不赞成秘密外交。但是，这个问题非常棘手，他认为还是小心谨慎为好。他请求他的朋友詹姆斯·门罗——也是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威斯特摩兰县——前往巴黎，看看可以采取什么措施，看看是否可以拿大把的黄金说服法国人把他们在美国的利益卖给他们的华盛顿的朋友。与一切好战的国家一样，法国人永远觉得钱不够用。门罗接受这一使命，乘船出发。

但是，在他到达巴黎之前，这笔买卖已经做成。

这一次，一个合适的人碰巧用到了合适的地方。

美国驻法国使节罗伯特·利文斯顿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商。他早就鼓动把新奥尔良和周围的地区卖给美国，然后通过广泛的密谈活动（如果可以用“密谈”这个词来说明法国沙龙里那种轻率谈话的话），指出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一旦发生冲突，法国殖民地注定会遭受损失。

一份措辞聪明的宣传材料这样问道：“现在把几平方英里的蛮荒之地卖掉，换一点钱用，与到后来失掉它们，什么都得不到相比，前者不是更好吗？”

美国人对占有新奥尔良非常重视，他们中许多人愿意为得到这座城市而战斗，这本来也是他可以利用的一点。但是，他对法国人了如指掌，这是一个非常高傲的民族，因此，重点突出这个问题的商业方面，而军事方面则没有提及。非常幸运的是，拿破仑的财政部长是前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儿子，他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这个大名鼎鼎的人名叫马尔布瓦，他当时正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筹集足够的资金用于下一场战争。当他听说门罗的船只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听说这位美国的全权代表还带着整船的美钞，他匆匆忙忙跑到他的主人拿破仑的面前，陈述了他的种种计划。两人见面之后，拿破仑第二天便派他的外交部长——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老朋友塔列朗，亚当斯总统发现的×先生——来找利文斯顿，开始就出售路易斯安那问题进行谈判。

利文斯顿问塔列朗先生，新奥尔良索价多少。

塔列朗反问道，利文斯顿愿意出多少钱买下整个路易斯安那。

这个提议多少让人有点吃惊，甚至对像利文斯顿这样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来说也是如此。他要求让他仔细想想。与此同时，门罗带着华盛顿的最新消息到了巴黎。这两个美国代表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然后他们出去吃晚饭，可巧的是，马尔布瓦当时正在那里喝咖啡。他非常高兴地结识了名闻遐迩的门罗，并且暗示说，如果这两个美国人那天晚上去他的办公地点，他可能会告诉他们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消息。

他们如约而至，马尔布瓦告诉他们，前一天他和波拿巴将军在圣克拉德宫进行了磋商，他说，美国拿出1亿法郎就能买下整个路易斯安那。利文斯顿回答说，要价太高，于是往回杀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路易斯安那以6000万法郎即1500万美元的价格被美国买了下来。

杰斐逊总统交了一次好运。他以每英亩4美分的价格让美国的面积增加了一倍。甚至对北方佬来说也是一笔不错的买卖。但是，北方佬那些根深蒂固的联邦主义者还是对整个交易多方指责。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蒂莫西·皮克林阁下是美国参议院的一名议员，他甚至谈到了脱离出去的问题，建议成立一个由新英格兰各州组成的新的邦联，免受南方民主党的腐败影响，他建议时任美国副总统的阿伦·伯尔任命他为这个新的国家的行政首脑。

不过，这种鼓噪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共和党人从他们的联邦党人朋友那里学会了如何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国会通过不得人心的法案，与此同时，汉密尔顿对伯尔的品德进行了批评。伯尔的确是一个十足的恶棍，一个不可救药的无赖，这件事情导致两人发生决斗，在这场决斗中，伯尔开枪击中了汉密尔顿的心脏，他自己余下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结束。

1803年12月20日，在新奥尔良，法国的三色旗从旗杆上缓缓落下。

第二年的春天，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梅里韦瑟·刘易斯和住在同一个城镇的威廉·克拉克——两人具有丰富的野外知识——开始启程考察这片不管是在哥伦布时代还是今天都无人涉足的蛮荒之地。他们考察了密西西比河，越过落基山脉，沿着哥伦比亚河乘船而下，过了两年多，他们到达太平洋。这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惊的航行之一。伤亡的比例——在危险重重的三年里，二十三个人中仅一人丧生——表明这些淳朴的弗吉尼亚男孩是多么胜任他们干的这一行。国家意识到他们服务的价值，刘易斯被任命为负责路易斯安那领土北部地区的州长。他现在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像往常一样满怀工作**，签署各种文件。直到有一天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于是，他重操旧业，与他的印第安纳朋友一道过起了无忧无虑的打猎生活。

在刘易斯和克拉克徒步考察美国北部的同时，另外一名战士、新泽西州的泽布伦·蒙哥马利·派克正在调查密西西比河的源头，对一块广袤的地区进行首次勘测，这块地区当时还属于西班牙，仍被认为是一片没有任何价值的土地。

杰斐逊时代开疆拓土的边民并不十分爱读童话故事。

他们也不需要。

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故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