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简明牛津词典》的解释，“revolution”一词意为：“一场彻底的变革，倒转，形势的大转变，根本性的重建，尤其指一个新的统治者或政府的臣民强制性取代旧的统治者或政府。”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定义，那么美国在1775—1783年间以及法国在1789—1795年间经历的就都是一场正式的革命。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彻底变革，形势出现巨大转变，开始一场根本性的重建，一个新的统治者或一个新政府的国民强制取代了一个旧的统治者或一个旧政府。

因此，指望这两个姊妹共和国迅速变成朋友就成为一种很明智的做法。

他们生活在世界上两个不同的地方。

他们并非商业上的对手。

在美国起来反对宗主国的日子里，法国向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服务。

但是，出现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大洋两岸的双方领导人必须明白，一场革命可能只是一场革命，但是也可能是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当这样的重大事件发生时，当时的观察家难以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像战场上的军人，周围一片混乱，到处是烟雾和乱糟糟的声音。如果他们很幸运能够幸存下来，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后，可能某个称职的历史学家会告诉他们那场战斗的具体情况。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法美之间的令众多诚实的法国人和美国人迷惑不解的那种敌意的根源，我们已经释然。

在美国，革命意味着统治权发生了变化。这使财产拥有者、贵族派和上层阶级掌握了新国家的权力。

在法国，革命意味着统治权发生了变化。这使被剥夺了应享权利的群众、民主人士、从贫民窟出来的贫苦大众掌握了新国家的政权。

在美国，新政府由诸如华盛顿、亚当斯和汉密尔顿这样令人尊敬和有很强偿付能力的公民组成。

在法国，执掌国事的人中，一个是出生在地中海一个半蛮荒的小岛上、身无分文的人，其父是个破产的公证员；一个是一贫如洗的工程师总管；一个是后来变成投机商的破落贵族；以及其他几个没有特殊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政治家，这些人都稍微有点精力不足。

在方式上，两场革命之间也存在惊人的差别。

美国人有三千英里长的水域作为屏障，使他们免遭敌人的进攻。法国人则和他们的敌人是邻居。

美国人一旦打赢了头几场战斗，就能放手去干。要么没有武器要么没有军队的保王分子都逃到了很远的地方。他们逃往新斯科舍和英格兰，而且几乎立即就不再被看作是个现实的危险因素。

然而，在法国，国王、贵族、神职人员和农民玩弄的阴谋导致出现一种恐慌状态。在此期间，人们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的袭击，一直对那些可怕的暴行深怀内疚。

两国都吹嘘进行了一场非常彻底的大变革。然而，它们相距如此之远，因此它们不可能指望能够相互理解。

美国新政府搬进了殖民时期一个宏伟大厦的前厅。而法国统治者，有一半人因疲惫和睡眠不足已经死了。他们在一个破旧皇宫的几间地下室和阁楼上处理国事。

上午喝咖啡的时候，约翰·亚当斯先生和他尊贵的妻子——娘家姓阿比盖尔·史密斯，仔细阅读着美国驻巴黎公使古弗尼尔·莫里斯先生的来信，得知那位绅士试图使国王和王后摆脱郊区那些暴徒和流氓的努力是怎样失败的，国王和王后以前的臣民怎样像对待普通罪犯那样对待他们，这些以前的臣民——他们穿着时髦但滑稽可笑的裤子，根本不戴假发，但是他们的枪上佩着长长的闪闪发光的刺刀——现在怎样横行于整个文明的欧洲。他们宣扬那些极端荒谬的“平等”和“博爱”原则，那个不幸的杰斐逊先生一直都在念叨着的“平等”原则。然后他们可能只是摇摇他们那高贵的头，对往日一个令人尊敬的民族目前堕落成几乎与支持那个卑鄙的上尉丹尼尔·谢斯领导的起义的那群人一样卑劣和肮脏而深感遗憾。

不久，亚当斯先生搬进总统大厦，之后他便发现，他的数百万同胞事实上正在为这些现在统治着贫穷和受到**的法兰西的杀人犯、窃贼喝彩叫好；拥护共和政体的雇佣文人写的关于法国宪法的优点、法国军人的勇敢、法国妇女的忠诚的冗长文章充斥报纸。他因此比以往更加坚信，这个国家濒临内战边缘，按照新闻界的说法，到了该做件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是什么，总统和他的顾问都说不清楚。但是命运给了他们一个彻底的惊喜，他们非常敏捷地抓住了机会。

热内在美国的冒失以及莫里斯对波旁家族的喜爱，使得两国之间相互没有了外交代表。约翰·亚当斯清楚地知道，美国在经历漫长和精疲力竭的独立战争之后，多么需要休息。他断然拒绝卷入战争。为此，他做出一个“好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的讨人喜欢的姿态，派遣约翰·马歇尔、埃尔布里奇·格里和查尔斯·平克尼组成一个肩负和平与善意使命的普通使团出使巴黎。他不指望他们能够满载而归，但是一种表面上的亲密关系比目前半敌对和非正式的争吵对两国都更有好处。

这三个美国人到达了巴黎。此时，法国因丧失海军力量深感痛心，而且对传说中的美国港口官员允许载有法国战利品的英国战舰入港感到非常愤怒。更有甚者，正如法国人没有忘记给他们大西洋彼岸的访问者指出的那样，美国似乎对英国人使用一种原则，而对法国人则使用另一种原则。因为只要法国人一接触开往英国或英国一个殖民地的美国船，他们肯定就会接二连三地收到来自华盛顿的愤怒的信件。但是无论英国抓获多少美国商人，美国政府甚至都从不提抗议。美国驻伦敦公使反而继续与英国外交大臣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且，人们还会经常看到他与那位傲慢的显贵友好地在一起喝茶。

美国使节本来可以对此做出各种各样的回答。他们本来可以回答说，没有海军的美国政府会更直接地受到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的摆布；美国驻伦敦公使一直都在抗议英国海军在公海采取的非法行动，即使他偶尔与外交大臣共进晚餐时也是这样；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但是由于他们是作为和平先驱来的，他们聪明地避免开始一场可能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结果的争论，并且带着某些可能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难题的计划去找各个局长。

假如在这个不恰当的时刻，他们能够不去关注被法国人称为“巨额融资”的东西，那么他们可能就已经成功了。

“巨额融资”是与普通银行业和典当业不同的某种东西。它几乎是依赖于战争而兴盛起来的。各国政府突然发现，自己急需大笔资金。一大批一大批的国际骗子赶到他们的首都，带着荒谬的援助提议，缠住他们的部长们，用这样一个阴谋网包围这些可怜的官员。只有那些非常坚强和机智的官员，才有可能躲过这个阴谋网而不会受到牵连或其名誉不受损害。

美国的三位代表发现，自己被四个非常顽固的“巨额融资者”缠上了。这四个人向他们保证说，他们有内幕消息，能向美国人提供重要服务——当然要给报酬。这非常符合十八世纪后半期人们玩弄的外交游戏规则。偶尔给外国公使送点小费是习惯性做法。几乎任何人都可以用饰有花边的袖套和花手帕包一个当时的鼻烟盒送人。如果盒子里碰巧塞满金币——那很好，因为那时受礼者可以给自己买些上等的“哥本哈根鼻烟”，甚至还能余下点钱付车费。

按说，他们早就应该给巴拉斯几个美元。巴拉斯是个很有影响的人，据说他花钱大手大脚。但是除了这份私人贿赂，督政官们还暗示，美国应该向法国提供一笔数百万美元的贷款，他们断然拒绝。这样一笔交易本来意味着破坏中立，这可能导致英美之间发生战争。而且，一个没有自尊的政府可能会使自己受到非常粗鲁的讹诈。

迄今为止，人们仍不知道整个阴谋的细节。但是，当美国特使与法国中间人之间的信函到达费城后，联邦党的领导人认识到，督政官们免费提供给他们一种绝好的政治武器。他们出版了所有信件，去掉了写信人的真实姓名，用X、Y、Z来代替法国官员的签名。然后他们找到共和党人说：“看看，你们那里的朋友就是这种人！这些就是你们深为赞赏的人！”

他们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时刻通过了很多避免共和党人对这个国家产生进一步不满的法律。这些措施中的第一个措施，即所谓的《外侨法》，延长了一个人要成为美国公民必须在美国居住的年限，并且将这段时间由五年延长到十四年。它赋予总统逮捕或驱逐他认为不合适的外国人的权力，而且它允许联邦当局逮捕或流放任何一个属于美国正在与之交战的国家的人。

第二个法律，即著名的《煽动罪法》，将那些出版虚假、诽谤或恶意地反对合众国政府、总统或众议院的书面材料的行为，或者那些煽动反对国会或总统的任何合法行为的行为，或者那些帮助任何外国势力反对合众国的行为，统统定为犯罪，将受到囚禁或罚款处罚。

这些法律给很多爱尔兰流亡者在美国报纸上责骂大不列颠政府提供了借口，但是这些责骂过于极端，使很多人产生了失望的情绪。七年里，摧毁中央政府独裁权力的全部工作似乎都是联邦党人大笔一挥来完成的。新的法庭颁布的法令上的签字是“约翰·亚当斯总统”而不是“乔治国王”。除此以外，显然什么都没有改变。与宪法条款规定相反，共和国公民现在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权，新闻界将失去它所大力吹嘘的自由。

好管闲事的联邦法官开始在很多地方将激烈批评政府的无辜公民判刑；以出版批评总统某个法令的社论为由，判处编辑监禁。此时，由于这个国家的比较民主的部分人的愤怒，国家感到了一种威胁，一种**的威胁。

反对派的核心人物是托马斯·杰斐逊。自从退出华盛顿内阁后，他一直平静地生活在他位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附近的庄园里。他那几乎基督教徒的苦行生活，使他远离他所喜欢的政治游戏。

这位精明的老先生酷爱写信。他写信时带有十八世纪很多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风格。他每天都与共和党内所有的杰出人物写信。他影响着每一个行动。他授意在共和党人的报纸上发表社论。每当他的党的领导人不知道奉行什么政策时，他们周末就聚到蒙蒂塞洛，一边喝着波尔图葡萄酒，一边讨论迫使他们的贵族派对手就范的种种办法和途径。

因此，当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州议员通过正式决议，宣布《煽动罪法》因直接违背宪法条款而无效时，人人都认出那些语言流畅但非常危险的“拒绝执行”文件中有杰斐逊那一手漂亮的字体。很多人说，这是共和党人为消除这个国家日益增强的集权趋势而进行的拼死努力，而这种集权恰是联邦党人极为珍视的。

很难说清楚，这两个法律和有关拒绝执行的分歧，对未来的选举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政治领域似乎也像自然界和时装界那样存在季节变化。冬天过后是春天，短裙子穿罢就时兴长裙子，一届富人政府之后就是一届由穷人组成的政府。无论农民、裁缝或政客们如何努力，他们都永远无法改变这种事态发展的正常进程。

在1800年的选举中，联邦党人被击败，共和党人取得了胜利。

有产阶级预言，一个无政府时代即将到来。

边远地区的居民燃起篝火来庆祝“富豪恐怖统治”的结束。

亚当斯先生回到了波士顿，而杰斐逊先生打好旅行包，给位于华盛顿市著名的康拉德寄宿饭馆的经理写了一张便条，请求他们在第二年3月初给他保留一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