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统治一直是个崇高的理想。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用他政界朋友听起来能接受的说法所表达的那样：“精英统治意味着由聪明、富有的人以及出色的人组成一个政府。”

事实上，很难提出任何比“最好的统治”更好的建议。只有一个困难。在一个特定社区常常很难发现谁真正是最聪明的人和最出色的人，最富裕的人倒是很容易找到。但是，在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情绪失控和慷慨激昂的演说暂时蒙蔽了甚至最明智的人们的理智时，这种口号或相反的口号，容易受到认真对待，并且成为当代伦理道德规范的一部分。

现在的我们，认为民主制是所有政治折中方案中最好的一种方案，我们可以客观地回顾我们历史的那个时期，不带偏见地研究当时的事件。这样就清楚了：我们宪法的制定者竭尽全力设计出一种尽可能像立宪君主制的制度，而且他们采取一切措施以免当代君主的职位落入任何一个不能完全胜任这个显要职位的人手中。

他们小心谨慎，他们尽量避免对行政机构的人们施加任何直接影响，虽然他们在理论上热爱但是实际上并不信任甚至有些憎恨这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大胆宣布任何这样的意图。但是他们把这件事交给各个州议会处理。各个州议会，制定出办法和途径，既能使其公民能够借此选举出少数选举团成员，但是又不赋予较穷的阶级太大的权利。这些非常受尊敬的选举团成员聚集在一起，不受他们选民的任何指示的约束。他们会说：“我们认为，那个地方的某某阁下是最适合担任总统职务的人。因此我们请求他在今后四年里担任我们国家的元首。”

1789年的选择当然没有异议。到处都在喊“乔治·华盛顿”的名字。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单独处理一个几乎四百万人的政府的所有具体事情。他需要助手。

华盛顿非常谨慎、睿智地挑选他的部长们，并且不让他的个人偏好影响自己。约翰·亚当斯当选副总统，可是他却不愿意干。托马斯·杰斐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负责处理一连串无效的大陆会议——一个彻底枯竭的国家宝库——留下来的使人非常为难的遗物。

汉密尔顿非常称职。他少年时期住在圣克罗伊岛的亲戚家里。当他的雇主暂时外出时，他就被留下来照料一个生意兴隆的商业公司。他干得很好，引起了几个好心人（不是亲戚）的注意。他们给他足够的钱让他离家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书。如果没有这次好运（好运是他自己的能力带来的），很难说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母亲原籍法国，最早嫁给圣克鲁瓦岛上的一个丹麦种植园主。后来她离开了，成为圣克里斯托弗岛上一个名叫雅姆·汉密尔顿的男人事实上的妻子。她和他移居到内维斯岛，亚历山大及其兄弟雅姆就出生在那里。

1768年，母亲去世，父亲破产。这位少年就多少有点任凭自己随意发展了。

当革命爆发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他主动提出要当志愿者，并在短时间内表现出很强的军事才能。结果，他被任命为华盛顿将军的参谋班子的一名中校。四年后，他当上那位绅士的机要秘书和主要助手。

1780年，他成为纽约州北部一个古老的荷兰家族的女婿，并开始做律师，他开始从事阻止社会陷入地道的民主党人心中非常珍视的那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的工作。他极其适应这样的政策，因为他本人就是移民。因此他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州或国家都没有那种奇怪的忠诚。这种忠诚是，他的多数在当地出生的同代人首先是个田纳西州人或罗得岛州人，然后才是一个美国人。但他没有这种忠诚，对那个他十五岁时就已经离开，并有各种理由憎恶的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小火山岛。其结果就是，他没有受到那种可怕的叫作“地方爱国主义”的烦恼的困扰。而且他很容易把合众国看作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由独立的小公国——它们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比邻居稍微好点——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

汉密尔顿在某种程度上是见过世面的人。对华盛顿来说，他的重要性体现在，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从事国际商务数年，因此他懂得所有商业关系都牢固地建立在被称作“信贷”的相互信任的基石之上。

各州议会的议员太容易忽略这个使人为难的事实，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农民，他们习惯于简单的易货贸易形式。从孩提时代，就有人教他们不信任甚至憎恨大城市里的放债人，这些人随时可能取消抵押权使一个家庭破灭。对于他们来说，金钱、汇票和支票的实际作用一直是个谜，它们是非常可疑的东西，是撒旦发明的。他们当然喜欢有钱，喜欢有很多的钱。钱可以使他们买有用的东西。似乎没有它就无法打仗。但是一旦运往美国的作为国家一部分贷款的法国法郎和荷兰弗罗林安全到达他们手中，并且作为付给陆军和海军的付款支票发挥了它们的作用，那么对它们的兴趣就没有了。对那些外国银行家的兴趣也是这样。外国的银行家们，现在仍然对他们称作“他们的风险”的令人伤心的话题滔滔不绝，当他们想到这些忘恩负义的事情时，依然会流下心酸的眼泪。

如果公道地对待玛门[1]的儿子们，他们就会有各种理由感到担忧，甚至会遭人厌恶。当汉密尔顿就任国库部长时，国家的债务高达大约77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庞大的数目。大部分债务是美国公民手中持有的票据，欠外国银行和政府1200万。各州自己另外还有2000万债务。

欠美国人的钱造成的困难最大，因为持有此类票据的人经常需要现金，这样他们就想以其实际价值十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的价格把他们的索还权卖给投机商。如果政府现在要赎回那些票据（正像有人建议的那样），投机商将赚到数百万，并且最初的所有者（当他们把自己的积蓄交给国会保管时，他们受到非常崇高的爱国主义的激励）将沦为赤贫者。

那么，这样就立即出现两派。一派赞成汉密尔顿的计划，完全继承所有未偿还的债务。追随杰斐逊的另一派，反对这样的政策。最后，在喝着一顿丰盛的晚餐中提供的咖啡时，两派达成了妥协方案，这种妥协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杰斐逊先生同意支持汉密尔顿的债务处理计划，而汉密尔顿先生说他将支持杰斐逊先生修建一个新首都的提议。新首都将建在波托马克河边上，远离东部严重的污染。

然而，汉密尔顿对这个初步胜利并不满意。合众国的财政肯定是要建立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之上，新国家不能成为一个负债的公司，否则，共和国永远都别指望维持独立。汉密尔顿无法想象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国家银行。威尼斯因为有了里阿尔托而变得繁荣。英国政府在发生危机时依靠的是英格兰银行。瑞典从十七世纪中叶就设立了瑞典银行。从人们能够记起的时候开始，荷兰就通过阿姆斯特丹银行做生意。但是合众国将成为一个没有自己的银行的国家，只是因为那些不可能明白比一个水果店更复杂的任何一样东西的作用的农民，或者那些不相信“把所有钱放在一个地方”的想法的农民，反对它。

显然这是荒谬的。

1792年，作为华盛顿内阁智囊，汉密尔顿有了他的银行，它建在费城。银行的原始资本不多，却足以满足当时所有的需求。

但是只有一个银行是不够的。

还必须为联邦政府提供某种固定的收入来源。联邦政府现在有责任提供先前由英王陛下的议会提供的多种服务，因此它经常需要现金。

向外国货物征税的观点并不新鲜。源自阿拉伯语的“tariff”一词（最初的意思是“存货清单”）表明，这种制度早在中世纪早期就出现了。

几乎其他所有国家都有关税。

汉密尔顿建议合众国也应该有关税。

建议再度遭到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的强烈反对。农民和种植园主声称，保护性关税只会使沿海地区的制造商受益，并且给农民增加额外的纳税负担。

于是，汉密尔顿自行其是，采取适当措施，向宾夕法尼亚边远地区——那里的人刚刚把过去喝的朗姆酒换成威士忌，他们习惯于蒸馏他们喜欢的任何酒——的威士忌征税。这件事导致很多枪击事件和一起骚乱。华盛顿总统动用了五千民兵才平息了骚乱。

在所有“头脑清醒的人”看来（就像华盛顿总统喜欢称呼他们的那样），合众国现在成了一个独立的有自尊的国家。但是，那些毫不在乎他们是被称作“头脑清醒的人”还是“头脑不清醒的人”的人，很难不严重关注未来，尤其是在看到一个独立国家总联盟转变成一个高度集中的冒牌君主制的时候。

沿海地区与边远地区之间、放债人和借债人之间、城市和农场之间以及贵族派和民主党人之间原来的争吵，再度全面爆发。只是到这个时候，两派才团结在一个明确的计划周围，并且有了新的称呼。那些站在华盛顿、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一边的人——就是说，那些相信一个强有力的由出身高贵、有教养和富裕的人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人——叫作联邦党人。那些把托马斯·杰斐逊看作其精神领袖的人——即厌恶各州应该将它们的部分传统主权让渡给新成立的联邦政府的观点的人们——那些相信出身低微、地位低下以及被剥夺了合法权利的有优秀道德的人们，叫作反联邦党人。但是，由于联邦党人通常应该赞成恢复一种温和的君主制，反联邦党人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用对比法称自己为共和党人。

1795年，杰斐逊退出内阁之后，两派之间出现的争吵使华盛顿任职的剩余几年非常不愉快。

双方在争吵过程中根本不顾及文明社会的礼节。

那些在纽约、费城、波士顿、哈特福德和查尔斯顿等大城市，希望看到合众国变成世界主要制造大国的人，指责杰斐逊是个危险的煽动家、思想自由的人和自由**主义者，是个在法国生活时间太长并且变得过于迷恋法国思想因而不是一个热爱美国的彻底的爱国者。

边远地区的人们厌恶东部地区所有这些信以为真的恩惠，因为这些恩惠使他们过多地想到他们终于摆脱了那些欧洲的条件。他们以强大的力量和热情进行了报复，给华盛顿及其顾问们取了大量绰号。那些有插图的日报竟敢以破折号和星号刊登其中最具毁谤性的绰号。

所有这些都非常不幸，但是这仅仅是开始。

在法国，那些仅在几年前远渡重洋让他们的宝剑听候美国叛乱者支配的同一些年轻人，现在面临他们自己的一场革命。他们的国王被斩首。他们的君主制被摧毁。他们的国家被宣布为共和国。他们当中没有被杀的人都在国外流浪，试图找到一份教法语、制作糕点或教人礼仪的工作来谋生。

英国的君主制以勉强赞同的态度看待饥饿和被忽视的人们对那些他们视作折磨他们的人施暴。美国殖民地居民的老朋友埃德蒙·伯克走得更远，他鼓动开展一场彻底的运动，反对胆敢起来反对他们的合法君主的那些人，那些人竟然以他们新的理想主义的全部力量**涤了世界上带有中世纪和封建主义味道的所有东西。

两国的关系很快就变得非常紧张，战争不可避免。1793年，法国和英国陷入公开冲突。

对于普通法国人来说，当时落到合众国人民头上的义务非常简单。十年之前，法国以一种崇高的姿态，援助处于困境的美利坚民族，并且向它奉献出了可以使殖民地居民获得独立的大量金子和鲜血。

现在法国四面受敌。当然美国人将急于报答法国。但是，天啊！可怜的法国人非常失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纽约做出的唯一姿态，就是华盛顿轻轻地抬起右手，签署了一份公告，命令他所有的臣民在法兰西政府和乔治国王目前的冲突中保持“严格和绝对中立”，无论在语言上还是行动上都要不偏不倚。

这样的决定似乎有悖于那个非常正式的条约的所有条款。条约不仅宣布美国是法兰西的盟友，而且还给美国人民规定了一个保护西印度群岛法国人财产的义务，并且向法国武装民船及其战利品开放美国所有港口，同时不让它的敌人进入港口。

普通的法国人会认为，这样的中立宣言似乎有悖于古代所有行为守则。但是，正如法国人很快就从他们新近任命的外交代表发回的报告中知道的那样，它是国内法。

这个和蔼的名叫埃德蒙·夏尔·爱德华·热内的年轻人到达美国时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要当类似第二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人，在哈得逊河岸上重温那个著名印刷商在塞纳河畔取得的成功。富兰克林获得了自由活动的权利，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获准可以借钱，向武装民船提供装备，直接向法国人演讲以便为他在美国的朋友赢得他们的同情。

当然，热内要年轻得多，不能指望那位和蔼可亲的费城老人拥有的个人追随者。但是合众国政府还欠法国数百万美元。因此热内说，这笔钱现在可以交由他领导的法国使节处理，用以针对英国和西班牙的一场小小的秘密战争，而且美国将变成法国在西方的一个补给基地，正如十年前法国变成了那些把战争打到欧洲水域的美国人的补给基地一样。

开始的时候，事事进展顺利。

热内从查尔斯顿上岸。那个地区的人在英国入侵者手下遭受巨大痛苦。他们强烈表明了对法国的忠诚和感激之情。热内的费城之行就像一次胜利游行。但是，他一踏上联邦临时首都的土地，麻烦就开始来了。

中立宣言并没有取消。当他询问他的国家与合众国之间签署的那个神圣条约的情况怎么样了时，他被告知条约是合众国与法国国王签订的，由于法国人民决定杀掉他们的国王，条约也就中止生效。

当他要求得到美国仍然拖欠法国的部分“他可以用到西印度群岛奴隶起义中的受难者身上”（事实上，他可以武装几支未经批准的针对英国和西班牙远征队）的款项时，汉密尔顿先生断然拒绝了他。

当他的武装帆船载着战利品进入美国的一个港口时，英国公使赶紧找律师得到法院禁令，阻止他们入港。在极其绝望之际，他直接致信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在他看来，他们是民意代表），国务卿给他写了一封措辞非常唐突粗鲁的回信，并且给巴黎捎话，要求督政官召回他们的特使。

这还没完。第二年，按照法国人解释的条约义务，应该与英国交战的美国政府派遣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杰伊到达伦敦，受命商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签订一个友好、商业和通航条约事宜，并且允许往日的敌人变成忠诚的朋友。

当欧洲报纸报道了此事以后，不仅巴黎咖啡馆里充满对这个见利忘义的无耻的共和国的辱骂声，而且美国也出现自独立战争之初那些让人惊慌的日子以来从未见过的愤怒浪潮。

众议院甚至走得更远。要求得到这个据说几个月前已经在伦敦拟定好的罕见的文件的副本。结果它被告知，签订条约的权力超出了众议院的管辖范围，而且在那个令人敬畏的机构的成员被提请讨论其执行条款时他们就能看到它，但是提前一天也不行。

汉密尔顿以及总统的其他顾问们徒劳地想使公众相信，签订杰伊条约是件绝对必要的事情，如果没有它，欧洲大战的复杂化和影响可能导致英美之间爆发敌对行动。共和党人绝对不满意，公众的激动情绪一直持续到1796年新的选举到来之时。

有人请求华盛顿连任第三届总统，但是他拒绝了。并非是因为他认为任何公民三次连任总统是不合适的，而是因为他累了。他想回到自己家里，睡到自己的**，在自己的饭桌上吃饭，享受一下与家人在一起的已经不多的天伦之乐，要不就太晚了。

他已是六十四岁的人了。在过去二十年里，他从没有休息片刻。这二十年里，充满了无休止的战斗、辩论、会议、误解和辱骂。

就在他放弃那著名的四轮大马车以及他担任的四个高级职务之前，他发表了一个公开告别辞，这有点像一种政治声明——为了他非常热爱的以及（力所能及地）为之做出巨大牺牲的那个国家的利益而发表的。

他敦促朋友们少考虑各州自己的利益，多考虑一点共同的国家。

他恳求他们不要让十足的党派偏见影响他们所有的决定。

他接着告诫他们，要警惕那个广袤的欧洲大陆的人们。他从未相信过他们，他也没指望他的国家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

“欧洲，”他这样写道，“有一系列与我们没有或者只有非常遥远的关系的基本利益。这样，它必然经常陷入争议之中，争议的原因对我们来说基本上都是陌生的。如果是这样，根据这种人为的关系，我们就会使自己卷入它那日常变化无常的政治或者那些分不清楚的友谊与敌意之中。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免与外部世界的任何一部分结成永久联盟。”

1797年3月14日，马萨诸塞州的约翰·亚当斯就任总统。华盛顿出席了就职仪式。仪式结束后，他跟在总统和副总统身后步出大厅，乘马车赶回弗农山庄。

两年后他死了。他死得安宁、平静，几乎与他活着的时候一样从容。

[1] 玛门（Mammon），古迦勒底语，意思是财富。这里指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