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似乎陷入一个僵局。英国忙得不可开交，它正与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加盟以期重新得到直布罗陀海峡以及它在地中海的岛屿的所有权）交战。它对中立国在公海上的权利毫不在乎，这样就迫使它的几个较为强大的竞争对手结成一个防御联盟，这就是所谓的“武装中立”，并且使它们成为《国际法》那部笼统的道德法典的提倡者。

经过三年的战争，世人开始明白，美国人正在获得一个盟友的帮助。这个盟友在介入军事冲突时，就在一成不变地传播着灾难。他就是“距离准将”。

以往，似乎只有罗马人，在与这个坚持不懈的敌手对阵时，才有可能毫不退让。

当这个可怕的武士率领着它的冷酷无情的同伙，即著名的英里和公里上尉，出现在现场时，中世纪的军事领导人总是惨遭失败。现在，“距离老人”加入了乔治·华盛顿的参谋班子。从此以后，无论英国人怎样努力，无论他们作战多么勇敢，他们发现，在各个战场上自己的行军速度都被敌人超过，远远地被甩在后面。迄今为止，他们在所有战争中都能依赖其海军。但是舰船在阿勒格尼山脉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没有战士会满有把握地希望驶过伊利诺伊州的“沉没地带”。步行将成为这场遭遇战中的决定因素。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步行逐渐变得令人厌倦，并且破坏了最训练有素的军队的纪律。

即使快乐的诺思勋爵也开始谈论妥协，暗示宗主国和它的有过错的孩子们可能会捐弃前嫌，在一个新的更为坚实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个信息没有被当作耳旁风，美国人民普遍开始感觉到三年商业停滞的后果。他们的财政处于无望的混乱状态。国会过于软弱和缺乏效率，无法把国家所有的各种力量聚拢到一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取得胜利。

亲英分子（即使在总人口中不占明显比例，他们也是一大部分）一如既往地愿意倾听从伦敦传到他们耳朵里的和平与善意的甜美声音。总而言之，一种确切无疑的“失败主义”浪潮席卷了全国。

一位美国将军甚至走得更远，试图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借此来终结叛乱，为乔治国王保住美国。幸运的是，那位负责谈判的英国军官落入一帮随军的杂役手中。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位年轻绅士藏在靴子里的神秘文件有问题，就把他们的俘虏交给正规部队的一名军官。

阴谋就这样被发现了。正如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可怜的中间人，一个安德烈少校，被处以绞刑。而试图将祖国出卖给敌人的阿诺德少将——位置非常重要的西点要塞的一名指挥官，成功地逃走了，后来在英国平静地死去，作为一名英国准将。

那个可怕的令人震惊的事件被证明是美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不久之后，“距离将军”当真开始出现。在整个战线上，走得脚疼的英国军队开始大致朝着大西洋海岸的方向缓慢移动。

然而，他们的进展受到跟随其后望不到尽头的逃兵的阻碍。亲英分子开始明白游戏结束了。他们下错了赌注，或者就像在一场鹰与狮子的竞赛中，他们情愿支持四足动物，而这个可怜的野兽却悄悄地溜回家去了。他们将能够带走的物品都装到马车上运往新斯科舍或新布伦瑞克，但是他们留下的马匹、花园、农场以及祖传遗产现在都落到来自西部偏僻地区那些取胜的小伙子手中。在几个州里，在1775年到1787年间，似乎不到一半的现成的不动产所有权易手。新主人当中的较大部分人，属于边远地区被剥夺了合法权利的农民阶层。他们的横财大大增强了民主党人的影响，而亲英分子的被迫离去削弱了贵族派的事业。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还用其他方式增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他们现在获得一个机会，解决该谁拥有西部边远地区广袤旷野的问题。法国人走了，但是他们的要塞落入英国人手中，这同样很糟糕。因为参加革命的新英格兰人、纽约人、弗吉尼亚人和宾夕法尼亚人似乎对生活在边界上的农民的未来漠不关心，他们被要求直接同守卫要塞的英军交涉。他们对那些遥远的同胞的感受就像我们对爱达荷和怀俄明的人们的感受一样。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他们遭遇水灾或地震，我们感到很难过，因此说“必须为此做些事情”。有时我们甚至会送他们一张支票。但是他们生活得距我们自己的小后院太远，因此他们的苦难很少引发比出于礼貌的不打折扣的学术兴趣和一封吊唁信更为认真的东西。

拓荒者们知道这些。

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受法国王室专员或耶稣会神父或英王陛下的军队军官们的控制。王室专员和耶稣会教父都走了，乔治国王的军队留下来了。当战争接近尾声时，边远地区那些不重要的官员逐渐被召回，最后，边远地区的人们就获得了自由。

对于这些荒蛮地区的当地居民来说，这是悲哀的一天。受某种尚不明晰的自我保护本能的驱使，他们站到了英国人一边，而且当他们喝饱英国人的朗姆酒后，对无助的美国农民犯下了令人憎恶的暴行。

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了。

印第安人开始受到攻击，不同种族一个接一个地被消灭，或被迫向西迁徙。居住在纽约州北部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印第安人群体——他们建立的一种联邦式的政体曾被富兰克林向他在大陆会议的同僚誉为美国可以效仿的榜样——试图进行某种类似抵抗的行动。但是他们被新罕布什尔州来的由约翰·沙利文领导的一支庞大的美国军队打得惨败。为了取得彻底胜利，沙利文甚至摧毁了他们所有的果树以及他们的玉米地，使那些幸存者注定要被饿死。很多人对这种判决的野蛮和残酷提出抗议。但是大陆会议像对待英雄那样欢迎沙利文归来，并且对他表示感谢。

这就是具有威胁性的印第安人的结局。从那时起，对美国来说，就再也不存在任何来自后方的进攻的危险。在东部，美国人也获得了成功。在“距离将军”的支持和帮助下，法国军人、德国教官、波兰志愿者以及荷兰的金钱，逐渐耗尽了乔治国王陛下有战斗经验的军团。

1781年，英国人使出最后一招。他们撤出波士顿，在北部的战役以失败而告终。伯戈因在萨拉托加的失败，使得他们试图通过占领哈得逊河谷地分割东西部的努力也付之东流。

现在他们打算把部队集结到南部，然后开辟一条北上的道路。

这次远征的结局是灾难性的。1781年10月19日，康华里勋爵和他的全部军队在约克敦投降。

消息传到伦敦后，乔治国王说“没关系”，还说在英国没有人会认为即使最严重的灾难能丝毫改变过去指导他的行为准则。但是诺思勋爵很长时间表情严肃，非常沮丧地低声说完了，已经完了。随后他辞去职务，把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谈判工作交给其继任者罗金厄姆侯爵以及几年前被他开除职务的那些辉格党人。

1782年春天，在巴黎开幕的和会几乎持续了两年，它变成了某种地理和经济方面的争论。在争论中，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表现得远远比他们的对手优秀。

1783年9月3日，大不列颠与美利坚合众国终于经过所有必要的正式手续签署了和约。

两年后，亚当斯被任命为驻英国宫廷公使。在他面见国王之际，新生的共和国代表的举止，带有那种在他那个圈子里叫作“诚实表现的心灵和行为上的粗野”。

陛下发表了一个简短但值得记住的演讲。

他说：“先生，我希望你相信（并且我想让我说的话由你转达给你在美国的同胞），在后来的竞争中，我只是按照我对我的人民的责任做了我认为自己必定要做的事情。我要坦率地告诉你，我最不愿意分开。但是已经分开了，而且分开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我总是说，就像我现在说的一样，我可能是接受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合众国友谊的第一人。”

宗主国最后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