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四十年前，在爱尔兰梅奥郡的一个庄园，总管查尔斯·博伊科特招惹了那里的农民，陷入了麻烦。结果他被宣布“出局”。没有人跟他说话，没有人从他那里买东西，没有人卖给他东西，没有人供养他，没有人给他发信，没有人给他的牛挤奶。总之，对他的爱尔兰邻居来说，他已经不存在了。

自此，这种给某人或某个群体施加压力的特别做法，就被称为“boycotting（抵制）”，一旦付诸行动，定会造成很多麻烦。

首先，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是极大的羞辱。往往过不多久，就会令其心烦意乱。

其次，抵制行为会激怒那些被抵制者，因为他们没有合理的补救办法。

譬如，如果中国人拒绝吃美国的菜豆，拒绝穿英国的棉布，简言之，如果他们决定抵制美国或英国的产品，那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此就毫无办法，因为这不能强迫任何人。但是，这些被抵制的“受害者”往往会怒不可遏，去干蠢事。他们大声疾呼出动炮舰，并致信报刊，要求其敦促立即开战。

美洲反叛组织的领导人深知这一点。费城的大陆会议通过了所谓的“权利宣言”，列举了殖民地许多的冤情怨言，这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民众很少阅读到正式的文件。好的情况，就是一些官员有所警惕，他们会说：“呸！这是煽动闹事。我们必须对此采取行动！”或者，另一种糟糕的情况，就是干脆被忘记了。

这个大陆会议在被驱散前通过了一项决议，可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代表们宣称，从此以后，自由的真正朋友不会再进口英国制造的产品，不会消费这种产品，也不会向英国出口产品。

遗憾的是，这一措施，在殖民地造成了深重苦难。仍然有很多商人打算继续效忠母国，他们认为，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与谁打交道，是他们的合法权利。这些人现在却交给了私刑法处置。他们的商店被破门而入；他们的商品被捣毁；就连他们自己，也经常被爱国者和暴徒组成的乌合之众，涂上沥青、粘上羽毛驱逐出自己的出生地。

在英国，这些情况也被感觉到了。英国商人和制造商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制伏那些叛道的殖民地。

英国报纸充斥着母国人民反殖民地的情绪。当英国报纸运抵美洲时，波士顿、费城和诺福克[1]的反对派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了局势的严峻性。他们预料，母国政府随时都可能采取报复政策，派军队开赴马萨诸塞，宣布对整个美洲海岸进行封锁。于是，他们未雨绸缪。活跃在各地的通讯委员会（负责进行这次革命的非官方机构），开始到处购买火药，清点可使用的明火枪的数量，寻找隐藏武器的合适地窖。据说，他们乔装出行，到处游走，而人们对他们的存在深信不疑，这是骚乱不断发生的根源。

这一说法，虽然是基于道听途说，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在波士顿坐镇指挥的托马斯·盖奇中将的情报部就是干这一行的。这位阁下，不仅知道殖民地居民在康科德村藏有大量武器，而且知道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这两位反对派中最精明的领导人当时正在米德尔塞克斯县煽动闹事。于是，决定派大批军队捣毁敌方的军火，并顺便捉拿遭禁的爱国者，将其押往伦敦受审。

但是，在这种群情激昂的时期，情况错综复杂，有暗中监视间谍的间谍，也有其他间谍在暗中监视监视间谍的间谍，因此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

在史密斯上校远征军北上的前十二小时，波士顿的安全委员会派出三位年轻的美洲人威廉·道斯、保罗·里维尔和塞缪尔·普雷斯科特飞奔莱克星顿，向米德尔塞克斯的人民报警，以便汉考克和亚当斯能够脱身逃走。

因此，当次日早晨，第十步兵团的分遣队开赴莱克星顿公地时，他们发现自己遇到了一群坚定而激愤的农民。

当时，谁打响的第一枪，永远是个秘密。

但第一枪打出去了。

接着，在和平的绿色田野上，一阵枪响，八位美洲人倒下了。

似乎整个乡村已经在等待着这些致命的枪响。

英国人成功地到达了康科德，但是在回波士顿的途中遭到了伏击，直到盖奇派珀西伯爵带着两门野战炮前去保护他那败北的军队，将其残兵败将和伤员护送回营，战事方休。

如果，殖民地居民拥有比其祖辈的猎枪更加厉害的武器，那么，英国兵恐怕连一个也不会生还。实际上，英国人最终到达查尔斯敦渡口并撤回波士顿的堡垒之前，已经损兵折将，死伤、失踪二百七十三人，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这场战斗的消息，如同野火般蔓延开来。通讯委员会的信使们东奔西走，将这一喜讯带给那些在是否投身殖民地事业问题上，仍然犹豫不决的人。瘦骨嶙峋、饥肠辘辘的拓荒者，从西部以及南方最偏僻的角落，正朝着马萨诸塞州进发，他们可能会赶上下一次的遭遇战，为康科德的死难者报仇。

盖奇突然发现，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被切断了。原本是想将反叛者从邦克山高原赶尽杀绝，结果自己损兵折将一千五百多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努力失败了。

但那并不是最坏的。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

这次，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全部出席。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历史上，所有美国人民的冤情怨气，第一次有机会在同一个房间里发泄出来。严峻的局势，让这些相互嫉妒的独立小邦，忘记了相互之间的猜疑和对立。

事成定局，无法挽回。

让殖民地居民大为吃惊的是，他们突然就融进了公开反叛的行列。也许，他们不是特别喜欢他们的长老派、贵格会或荷兰改革派的邻居，但是，如果不“抱成一团”，就会被各个击破，因此，可能被送上绞刑架的危险，驱使那些陌路者结成同盟，成为战友。

所以，一旦有了合作的迫切愿望，海滨的银行家、当铺老板以及放债人等众所周知、遭人厌恶的“贵族”，准备同落后边远地区的不修边幅的劳苦大众携手行动。他们以往通常被称为“民主人士”，大城市衣冠楚楚的公民对他们往往敬而远之。虽然反叛行动始于新英格兰的商人，但是没有波托马克河两岸烟草种植者，以及在俄亥俄河谷地驱赶印第安部落的人们的由衷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1775年6月初，约翰·亚当斯提议，为捍卫美洲事业而招募的所有部队的总司令，应该由他们杰出的代表、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县的乔治·华盛顿阁下担任。

这个动议被临时批准了。

这个动议得到了执行。

那天晚上，这位美洲最大的庄园主，给自己做了一支新笔，然后给他的妻子写了如下一段话：

“亲爱的帕齐，我郑重地向你保证，我非但没有谋取这项任命，还尽力避免接受此任命，因为我不愿离开你和家人，而且深感这项重托非我能力所及。对此，你可以相信我。”

他收拾好行装，飞马奔赴纽约。

万人空巷去看华盛顿阁下。

当地一队民兵担任保镖。

几天后，全城以同样的热情出来看刚刚从英国伦敦抵达的新总督。

同一队民兵担任保镖。

1775年7月2日，华盛顿到了坎布里奇。

他口袋里装着官方的委任状。这个小小的羊皮纸文件是美国大革命唯一的有形财产。

[1] 诺福克，美国弗吉尼亚第一城市和港口，位于伊丽莎白河畔，与普茨茅斯、汉普顿、纽波纽斯三城隔河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