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5年，假如对美洲殖民地的情况多一些了解，英国政府就能省去很多麻烦。本来，他们可以利用放债的城镇和借债的乡村之间存在的矛盾，以此克彼，获得商人或农民任何一方的好感，建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同盟。

然而，英国官员没有这样做，这对美洲的自由事业是件幸运的事。由此，倒使沿海和山区结为同道（至少暂时），忘记了彼此的经济差距，而这种差距曾使扬基银行家在农村几乎像国王陛下钦定委任的“敲竹杠者”和“税收员”一样不受欢迎。

我曾在我的另一本书中说过，革命通常是按照以下模式构成的：

10%的人愿意为自己的原则而献身。

10%的人也能献身，但并非心甘情愿，因此，他们希望了解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否必须采取剧烈的方式才能够达到。

40%的人（他们自称为“务实”者）抱着观望的态度，直到他们看到哪一方必胜无疑，就会加入胜利者的队伍。

以上这些人共占60%。其余40%的人笃信“法律和秩序”。其结局就是，要么他们的前邻居举事失败，被他们处死；要么他们推测失误，自己被吊死。

也许，此章节未免有些血腥。对此，我很遗憾。但是，任何一个读过这一时期（大西洋两岸印刷的）文献的人就会知道，绞刑架不仅存在于反叛者的头脑中，而且浮现在仍忠于英国王室的人们的脑海里。

对那些羞于提起“革命”这两个字眼的人，以及那些议论坐在英国王位上的恶毒的日耳曼统治者闲话的人，据说在1778年的普通英国人眼里，乔治·华盛顿简直就是列宁，对于那些参与战争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可能令人更为震惊。然而，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我可以坦诚地说，就革命而言，这是一场最温文尔雅和最体面的革命——没有巴士底狱受到猛攻，没有冬宫受到洗劫，没有大批平民囚犯被处决、没有秘密法庭负责建立恐怖统治。

相反地，非常善良的人们参加了起义。每当战争的运气，迫使一位将军向另一位将军投降，这种事件就变成了以礼相待、互致友好祝愿的仪式，这会让兴登堡和福熙[1]热泪盈眶。

究其原因，也可能是在十八世纪，战争是绅士的职业，而且会遵循一套明确的规则。没有人能够预言谁将赢得下一场战斗。因此，胜利者有必要谨慎行事，善待对手，就如同自己一旦败北，希望受到的对待那样。

况且，这里面很少存在个人恩怨。个人恩怨曾使很多场欧洲战争成为了灭绝性的斗争。几个英国总督及其下属曾经让人非常恼火，他们头脑迟钝，奸诈挑剔，视殖民地的所有居民为低等人。他们对待其美洲臣民，要么显示出一种伪善的爽朗和友善，诱发我们中最胆小的人去杀人；要么迫使其在阴冷黑暗的前厅站着等好几个小时，直到这些官府老爷喝完第三瓶葡萄酒。

这种人在恐慌时刻也许会很残忍，但他们很少是残酷无情的。在美洲大陆犯下的种种暴行，皆是由于殖民地居民自己的宗教狂热造成的，跟英国官员没有关系。

因此，英国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些美洲人之所以会奋起反对母国，是因为他们担心英国将来可能的做法，除非殖民地居民的权利受到充分保护，免受王室和牧师的侵犯。

这一切，反叛的领导者都知道。因此，他们愿意偶尔对那些“乌合之众”放任自流（不打破几个鸡蛋就别指望做煎蛋饼）。但是，这群“乌合之众”（商人以及身为反叛领导人的种植园主是贵族，但对于他们本阶级以外的人几乎无用），这群小人物，这群普通百姓，必须很好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便一切按照秩序，根据自由独立的自由民社区悠久而令人尊敬的法律，体面地进行。

本章虽然冠以约翰·亚当斯及其堂兄弟塞缪尔的名字，但是，不要由此就认为，仅此二人引发了导致宣告独立的骚乱。约翰和塞缪尔，虽然在很多方面与众不同，然而他们都是那种挺身而出的典型爱国者，就像我眼下能够想到的任何其他两个人一样，他们将为我们的目标而奋斗。

亚当斯兄弟系英国后裔，其家族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从德文郡迁到了马萨诸塞。他们成了农民，为了生存拼命劳作。哈佛学院一成立，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习，并选择了一种职业。约翰（1755年自哈佛毕业）经过学习成为了律师。他不是一个惹人喜爱的邻居。我们会说他是“一个充满信念的人”。但是，在不安定的时期，他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他是一个死板、毫无幽默感和离群索居的人，对于王室的不满或大众的赞同，他漠然置之。

他的堂兄弟塞缪尔却大不一样，塞缪尔比他早十五年毕业，他认识小镇中的每一个人，当听说有小小骚乱的机会，就会兴高采烈地锁上酿酒坊的门。他是一个聪明的领导人，不论是在波士顿港的茶会上，还是在马萨诸塞镇政府的正式会议上，他都能谈笑自如。

殖民地的人民，尽管已经读了很多东西，但他们是英国人，而且打算仍然做英国人。他们相信人类理智的力量。他们希望那些在大西洋彼岸的同胞了解，美洲发生了什么，而且一切都会更好的。

与此同时，为了启蒙他们的英国同辈和子侄辈，他们打算撰写传单，起草决议，召开由来自不同的殖民地代表参加的“大陆会议”（定于1774年9月5日在费城召开），成立警戒会（即所谓的通讯委员会，随时向所有爱国者通告官方暴政的举动），提出完善的法律论点，说服英国托利党中的最顽固者，承认美洲的要求是正义的。

这是1775年4月。

第二次行动的舞台已经搭好，帷幕即将拉开。

[1] 福熙（1851—1929），法国陆军统帅。“一战”末期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英、法、美等国军队对德军发起总攻，迫使德国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