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居民需要很多东西，只要能够从国外得到。

要购买那些东西，他们必须有钱。

为了弄到钱，他们必须将某些产品销往国外。

这听起来很简单，而实际上也很简单。当然，条件是你能够获得制造产品的原材料，并能按照你的希望，以略高于最终产品成本的价格出口。另一方面，如果你被迫在某个市场上购买原材料，而且必须按照那个市场定的价格购买，那么你就会有破产的风险。

十八世纪的美洲人，与同世纪的其他人一样，消费大量我们祖先所称的“烈性酒”的东西。在新英格兰，他们喝朗姆酒；在纽约，他们爱喝杜松子酒；在加拿大，他们仍然对古老的白兰地情有独钟；不论在哪里，他们都要喝酒。是的，他们喝很多酒。在有些国家，朗姆酒是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为了酿造朗姆酒，清教徒酿酒商必须有大量的食糖和糖蜜。这些必需的原料，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从附近的西印度群岛进口。然而，那些岛屿多数属于法国或荷兰。根据当时的英国法律，那些岛屿是“不准进入的”，新英格兰人被迫从母国购买食糖和糖蜜。母国的商人们利用政府授予他们所支配的垄断权，大发横财。

问题：作为乔治国王陛下的顺民，新英格兰人会渡过大西洋到伦敦或布里斯托尔，以一百美元一吨的价格购买食糖吗？

回答：不会。作为乔治国王陛下温顺而聪明的臣民，他们航海到达卢佩或圣欧斯塔修斯，以每吨三十美元的价格购买食糖。

问题：乔治国王陛下的政府喜欢这样吗？

回答：不喜欢。

问题：这会阻止新英格兰的船长们继续走私朗姆酒或食糖这种不法行为吗？

回答：可以肯定地说，不会。

这样，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即使追溯到巴比伦人，也可以发现只要政府不干涉人们的吃喝，他们几乎可以忍受任何形式的虐待。有时，我甚至怀疑，啤酒难道不比神学更能引发流血。当英国政府同某一派异议分子发生争吵时，总有其他一派异议分子站在国王一边，对敌手的不幸感到幸灾乐祸。但是，议会一旦对朗姆酒、茶叶或咖啡征税，就会处于危险境地，因为它触及了对浸礼会执事、贵格会修女以及那些最强硬的不可知论者来说，同等重要的东西。税很轻，每磅仅征三个便士，但却让人讨厌，因为每次一个平和的公民为自己泡上一杯好茶时，就会感到自己在支持一个似乎并不公正的法律。

最终，这些不起眼的茶杯（谚语中所说的很多暴风雨发生的背景）引发了一场风暴，不仅仅是震撼了一个大洋。究其原因，却是由一个预计每年仅能征收二十万美元的税收所引发的。

谁能预料到会出现这种结果呢？

——没有人。

起初，美洲殖民者果断地决定不喝茶了。但是他们一向是喝茶的。这种饮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必须要喝茶。

“很好，”来自楠塔基特和普利茅斯的船长们说，“我们可以走私茶叶，就像走私食糖一样容易。”于是他们向库拉索进发了，回来时满载茶叶，价格便宜，是直接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这使得人们可以像往常一样喝茶，同时又不感到没有忠于自己的原则。几个月后，新英格兰沿海的仓库堆满了荷兰茶叶。这对英国茶叶交易商来说意味着严重损失，他们非常愤怒。愤怒的英国商人是很危险的。议会决定采取措施。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种植的大量茶叶被倾销到了美洲海岸。由于有政府的补贴，这种茶叶销售给公众的价格大大低于荷兰茶叶。

诚实的走私者（他们属于社会中最有影响的阶层）认为，政府低价倾销的行为，严重践踏了商业道德和规则。他们的宣传机构忙碌起来了，报纸文章谴责所有喝英国茶的人为“叛徒”。

把那些具有清教主义倾向的人们的情绪煽动起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们养成了压制自己真实感情的习惯，因此，他们欢迎一切可以引发一场“正当**”的机会。民众群情激昂，烧毁了那些装载英国茶叶的船只。在波士顿，一群年轻人（也是很好的年轻人）假扮成野蛮的印第安人，登上三艘刚刚抵达的来自英国印度公司的商船，不顾船上正暴发天花，勇敢地钻进船舱，为了大批热情的“观众”，他们把所有茶叶都扔进了港口的水中。在马萨诸塞，他们成了受人欢迎的英雄。而在英国，他们则被斥为卑鄙的强盗土匪，应该送交法官，并予以处死。

但是，英国法官什么都没有做。以爱国的名义，采取暴力，且不会受到惩罚，当这一情况习以为常时，就会突然冒出来一大批“职业爱国者”。

时不时地，会有一些不走运的卖印花税票的公务员受到一帮暴徒的袭击，他们的房屋里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印花税票被付之一炬。那些崇尚遵纪守法的公民，不管是否赞同这种做法，却依然会感到局促不安，因为，事实上，他们已经购买了印花税票并贴到他们的法律文件上，他们冒着遭受严厉惩罚的风险，指望法院向他们提供保护，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母国政府是不可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丧失“统治”的政府，即容忍那些乌合之众蔑视法律的政府，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要么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推行它的意志，要么彻底放手不管。

但是，如何实施这些法律呢？在那遥远的地方。

美洲的殖民地有法庭。是的，有法庭，而且一应俱全。但是那些法庭跟母国的法庭一样，陪审团决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辜。陪审团是由被告的亲朋好友组成的，他们同情囚犯犯下的所谓罪行，往往会宣布他无罪。不管国王陛下的律师收集到的证据多么有说服力，被告依然可以逍遥法外。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通过一项紧急法案，宣布将某些案件（后面将列举）送往英国审判？可以做到！但是，这会引起人们很大的反感。因为，英国法律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原则（以最积极的字眼），即声明，谁都不能在其所在辖区之外的地方受到审判。

假设政府通过了另一项紧急条款，中止生来自由的公民由自己邻居审判的权利，这也能做到，但是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实际上是用一种不公正取代另一种不公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除非爆发革命，否则就不应考虑。

与此同时，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因为殖民地居民很关注这个问题，他们忘记了自己内部的小纠纷，派代表前往纽约市的一个国会抗议母国的非法政策。显然事情在迅速转变成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捐弃前嫌，一切重新开始。议会可以体面地抽身，一边坚持说它一直拥有而且打算继续拥有为英国及其殖民地立法的权力，一边可以明确说它无意做非法的事情，且愿意服从理智。

但是，议会没有这样做，它全然不再服从理智，而且开始发出含糊其词的威胁，意欲倾其权力来恢复秩序。现在，“权力”在政府看来意指两种东西：警察和士兵。这把我们带到了独立战争发展的第二阶段。

大批军队被派往骚乱地区，受命在税官受到攻击的城市和乡村巡逻。然而，巡逻是一项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即使是最守纪律的士兵，在敌视的人群中，也很容易爆发坏脾气。此外，他们带着枪，可以开枪射击。当一群调皮的波士顿小孩子开始向他们投掷雪球时，他们就一阵扫射，排泄积压的愤怒。这一阵扫射杀害的是手无寸铁的公民，这就使得整个城市陷入恐慌之中。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

结果，很多历史学家开始怀疑，过去绝不会教给任何人任何东西，每一代人必须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悲观主义。”也许你会这样说。

对不起，朋友，我没有缔造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