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帝国的身后总是散落着许多被废弃的规章制度。是啊，无论是在个人生活或者是在社会生活中，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没有创新，没有进取，一味地恪守某种严刑峻法或行为规范，必然将导致失败。而且情况通常会是，体制的效率越高，最后的失败就越惨重。

在大英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说，一切顺利。那些为了抗击西班牙对宗教和经济的垄断，而被派到世界各地的人，没有受到来自母国政府太多的约束。他们被允许充当独立的代理人，做一些切实可行的事情。如果他们有点操之过急，办事不当，或许可能成为国王陛下的替罪羊，也可能会因闯祸被绞死或被砍头。在当时，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并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热情。

十八世纪中期，缔造帝国的艰苦工作业已完成。集权化、组织管理、分门别类和（作为必然结果的）税收的时候到了。罗利家族功成身退，当大幕再次拉开时，人们看到了扮演“爱国男孩”角色、身穿海军上将制服的乔治·格伦维尔的高贵形象。

现在就让格伦维尔的名字出现，好像这个可怜的乔治要对美洲殖民地的丧失负有责任，这看起来很不公平。但是，格伦维尔是当时那种官方思想——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比其他任何已知的人类智慧的力量造成更大危害——的典型代表。因此，他必须扮演这个渺小的角色。别认为这将是一场传统的喜剧。这是一场包含在“徒劳”两字中的悲剧。

乔治作为国王一丝不苟的聪明仆从——财政大臣，总是早起晚睡，事必躬亲。

若是在贝斯女王时期，他会像绅士冒险家公司的记账员一样大有用武之地。

而在乔治三世时代，作为受命通知美洲的殖民地居民交纳支撑该帝国份额的人，他却是一个十足的危险人物。

查尔斯·汤森德认为，殖民地居民是“英国抚养的子女，受到母国的宠爱，直到他们长大成人，财大气粗”。但是老上校巴雷却道：“我们抚养的孩子？不，根本不是！是我们的压迫使他们扎根美洲，是我们的麻木不仁使他们长大成人。”美洲人听到这样具有煽动性的言论，会一致起立鼓掌。对此，他又会作何感想呢？

尽管新英格兰人、弗吉尼亚人和卡罗来纳人深受那些古代法律的束缚，这些法律要求对国王绝对地臣服。他们不会幻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有正当的理由来抱怨。他们之所以远离故国，就是为了摆脱某些有伤于他们个人自由意识的不公平待遇，为了获取足够的黄油面包以养家糊口。然而，一旦他们自由了，母国又将触角伸过了大西洋。这些开拓者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令其讨厌的政府罗网，他们当初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航行到马萨诸塞的波士顿，就是希望永远逃脱这张网。

不论他们愿意与否，他们必须在英国的市场上，并通过英国的中间商，出售他们生产的产品，虽然在荷兰或西班牙市场上的商人可能会给出更好的价钱。除了一些自己可以制造的工具和农具外，他们还必须购买英国产的商品。

进出口贸易中，都必须使用英国船长指挥、配备着英国水手的英国船只。

以往半个世纪，英法战争期间，若要想逃避这样的规定，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些。而今和平时期，乔治·格伦维尔受命筹措足够的税收，用来支付英国因举债而产生的数千万英镑的利息。

格伦维尔不乏政治敏锐和务实的本能，如同他本阶层的多数成员一样。他宁愿进行一场相距三千英里的争吵，也不愿让争吵这件事发生在家门口。他断定，增加美洲殖民地居民（他们都是头脑简单的农民，生活在世界的另一端）的税收，比招致自己周围的人不满要好办得多。若是得罪了周围的人，他们会在议会中嘘叫着轰他下台，杀其妻，并阻止他的儿子从事体面有益的工作。为保护自己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的子民免受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残酷无情的侵犯，母国所做出的巨大牺牲，成了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查尔斯顿和费城的财务代理的税收，以最终帮助英国收回所消耗财富的一个借口。

首先，旧《航海法》将得以严格实施，尽管自克伦威尔时期以来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纸空文。走私者将交海军法庭审判，不再由那些走私者同伙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审判，因为他们认为被告受控的罪行是最高的爱国行为。

其次，刚刚从法国人手中夺取的西部大片土地对移民关闭了，以便母国政府能够清查它的新领地，并决定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他们刚刚占有的印第安臣民的利益。

最后，一大批生活必需品，如糖蜜和食糖（后来是茶叶），也要征税；甚至所有的官方文件、报纸、扑克牌、契约、合同、抵押等，也都要打上漂亮的印花。国王陛下的财务代理，准备以一个便士到两个英镑的不等价格出售印花。

与现在我们最低微的公民也必须向华盛顿联邦政府交纳的大笔税款相比，从早期移民的钱包中抽出的这几个硬币似乎微不足道。但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原则性问题。殖民地的职业演说家提到这些大胆的措施就火冒三丈，他们谈到了自由、死亡和令人惊骇的“无代表不纳税”原则。他们忘了，如果他们继续待在国内，他们在议会享受到的“代表权”会和他们移居佐治亚或新泽西后一样少。因为在那些日子里，走近投票箱的英国人不到全部英国人的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九十的是没有发言权的合伙人。他们拿钱填补赤字且闭口不言。美洲反对派领导人深知这一点。当然，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根本不愿纳税，之所以强调“无代表不纳税”，是因为这个口号冠冕堂皇，并且还意味着逃税人正在为一个高尚无私的政治公正原则而斗争。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发生。

母国政府继续通过新的法律和规定。

殖民地居民依然不执行。

乔治·格伦维尔彻夜不眠地“研究这个问题”，接着进行了口头汇报。但是，由于汇报太高深、太庄重、太乏味，乔治三世最终解除了他的职务，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喋喋不休，令人无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