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能力容量不足导致的最大问题，表现在紧急时刻的应对上。如果组织全体的领导能力容量不足，那么在紧急时刻很容易出现严重的问题。

一个成员全都具备领导能力的组织，即便是面对洪水、暴乱、大事故等工作手册上没写应对方法的大事件，绝大多数成员也能够发挥自己的领导能力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总是按照上司的指示工作，完全由没有领导能力的人构成的组织，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则谁都无法自己做出决定，更无法采取行动，只能等待上级的指示。

但在混乱的非常时期，上级往往非常繁忙，而且距离现场很远，无法迅速准确地做出判断。即便如此，在现场的人因为平时没有自己发挥领导能力解决问题的经历，所以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只能（和往常一样）等待上级的指示。

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很有可能上级决策者本身已经遇难，或者无法取得联络。这时如果部下说“这件事没有市长的同意无法决定”，那么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如果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敢于承担责任，并且根据状况做出判断的话，那么当组织遭遇紧急状况的时候机能会立刻陷入瘫痪。

即便是平时看来非常简单的事情，如果平时就没有领导能力的话，在紧急时刻也没有人能够“自己进行判断，敢于承担责任，做出指示”。平时吊儿郎当的员工，在危急时刻忽然像超人一样无所不能，这是只在电视剧中才会出现的情况。

有个说法叫作“自助、共助、公助”。自助指的是每个人凭借自己的努力来保证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活。共助指的是与附近的人互相交流互相帮助。公助指的是国家通过制度，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援。

在贫困的时代，最基本的是自助和传统的共助（居委会和农村合作社之类），但经济发展之后，以自助和共助为基础的关系性逐渐瓦解，而具有各种福利制度的公助变得充实起来。但最近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出现了由于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困难所导致的难以扩大公助范围的问题。这时我们就需要新形式的共助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通过志愿者、NPO，或者网络上具有同样价值观的人所组成的交流会等。

这种“自助与公助”和“共助”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和另外两个比起来，共助要想发挥作用，领导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自助是基于血缘和婚姻的相互扶助关系，公助是公有资金的分配制度。而共助则是通过领导能力运转的互相帮助的系统。

过去从村支部的互助会到城镇内的居委会长，都存在一个关键的领导人。当这些人消失时，传统的共助交流也随之崩溃。要想建立新的共助系统，必须有一个人发挥领导能力，从零开始设计共助的方式，召集参与者，解决共助系统运转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发挥领导能力建立共助系统的人不断增加，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建立起更加和谐的社会。

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如果每当孩子发烧就叫救护车，那么公助很快就会出现财政问题吧。但是，如果家附近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阿姨能够给这对夫妇提供一些建议的话，或者在网络上有人能够提供一些建议的话，那么这对新手父母就会知道孩子发烧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睡一觉就好了。

共助系统越多，公助的负担就越少。反之，一个领导能力总量不足的国家，任何事情都需要公有制度用钱来解决，结果就需要巨额的预算。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地方的重建和经济运营上。因为缺乏领导能力（或者说完全没有），只能申请补助金来建造公共事业，为了招商引资，只能采用保证地方雇佣和资金优惠的政策。

如果对于新的土特产品开发、促进城市居民移居、吸引海外游客、教育改革等问题，地方上都有相对领域具有领导能力的人出现，那么自然就会摆脱“只能依赖补助金”的状况了吧。

今后，能够投入到公助中的资金将越来越少。这样一来，领导能力总量的高低，将是决定一个自治体成败与否的关键要素。

所以说，现在日本所发生的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领导能力总量的不足。日本缺乏的，不是专业知识也不是技术能力。日本不缺乏天资聪颖的人，日本人也没有失去勤勉的意识。日本缺乏的是拥有知识、思考力和勤勉，并且能够发挥领导能力解决眼前问题的人。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与缺乏英语能力的问题不同，领导能力总量不足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可。所以无论是大学还是企业，都没有培训领导能力的体系。

日本最重视生产能力，日本的大学热衷于培养能够直接进行生产的技术者，但对于培养支撑企业管理层的领导却毫无兴趣。

一提起领导，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想到具有卓越能力的明星领袖。日本虽然没有史蒂夫·乔布斯，但任何行业任何时代都会出现一定数量的明星领袖。明星领袖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必然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但关键不在于这极少数的明星领袖，而是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自己的业务领域和身边的交流范围之中，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出的“领导能力的总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