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在改革开放之后，吸取以前不重视知识、专业的教训，高度地强化自己的专业性，但他们又有一个严重的自我矛盾，既追求高度的专业性，又追求上流的生活。比如说在植物学研究方面，中国的植物资源70%在西部，但80%的植物学家都生活在东部。西部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但那里又离“上流社会”的生活很远。而对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知识有限、通道有限，没能力施展，但有能力施展的人又不去。这就形成了一种断离。

芸芸众生，很多人的精神方面很局限。诗人波德莱尔跟朋友在一个咖啡馆里，他出神地看着外面的人，朋友问他看什么，他说我看到累累白骨。他看到的活着的人其实跟死了的人差不多，没有灵魂，没有自由的思想。这也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特别欠缺、特别需要去追寻的——能以孤独为光荣，能在孤独中跟历史建立深度的对接，而不是在一个消费的表面、流行的表面生活。这是一个选择问题，也是一个思想性的问题。

你有孤独的能力，才能造福大众。一个人不孤独很难造福大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能在社会现实里跟大众争夺，争夺更多的物质、更多的资源，一个人只有在他自己独立的选择里，才能为社会探索新价值，打开新通道，让万千生命都能获得自己的幸福，获得自己真正的价值。这个价值不是跟大众对立的，它是在真正为大众谋求更好的生活。

我很敬佩法国摄影师尤金·阿杰。19世纪，摄影还是非常奢侈的事情。阿杰只有一个很笨重的照相机，拍照很费劲，他家里非常穷，他把自己挣来的、为数不多的钱都投入到摄影里，他一生只想干一件事，就是记录社会。记录的行为就暗含了崇高的价值。阿杰看到19世纪末法国的变化——欲望的释放、社会的变迁，所以决定要为社会做记录。福楼拜发表于1856年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写女性面对世界时充满了性的欲望，故事主人公生活在法兰西北部的小镇，却一切以巴黎的流行为标准，结果造成自己人生的大悲剧。阿杰看出整个社会在剧变，他要记录它。他辛苦拍了一万多张照片，终生只卖出去一张。但这个人多不简单，他是那么执着、孤独地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美国摄影家薇薇安，她知道自己是顶级摄影家，但宁愿做家庭保姆，自由自在。她胸前整天挂着双镜头的相机，咔咔咔地拍。她拍的照片那么好，但一生都没有发表，只是把它存下来。她甘愿过这种生活，又穷又没什么朋友，她自觉地知道她当保姆可以自由地拍照，一辈子拍了将近十万张照片。在她死后，她的摄影作品才被人发现，惊动世人。

我们做不到百分之百像阿杰、薇薇安这样，但可以学一点儿，让自己的生活打开一点儿，尝试做一点儿自己执着的事情，这样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你就开始有点儿孤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