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9月20日，在法国的革命军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暴动的君主联盟军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

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胜利，但胜者不是联盟军。联盟军的步兵在瓦尔密村光滑而无遮拦的山坡上无计可施，因此只能以大量舷炮猛攻，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打得更猛烈更迅速，这样联军就率先撤离战场，傍晚时分向北方撤退了。参加这场战斗的士兵中，有一个名叫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的人，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

若干年后，这位年轻人出版了关于这一天情形的回忆录。当他踏入洛林的又稠又粘的没踝泥浆里的那一刻，他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他的预测是对的。在那个永远值得记忆的日子里，受上帝垂青的君主权力被扔进了垃圾堆。人权运动的参加者们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如同鸡一样逃之夭夭。他们握着枪支，推着炮车，穿过山谷，翻越高山，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欧洲最偏远的角落；把他们的战马拴进整个欧洲大陆的每一座城堡和教堂。

写出这样的句子，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这场革命的领导者离开这个世界也将近一百五十年了，我们可以尽情地嘲弄取笑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感谢他们赠与这个世界许多美好的东西。

但是经历了那些日子的男男女女，却不可能对这场动乱抱有置身度外、坦然超脱的态度。因为，也许他们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树”的下面欢快地舞蹈，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又像城市下水道里的老鼠被追得四处逃窜。他们刚从地下室和阁楼里爬出来，梳理一下假发上的蜘蛛网，就开始想方设法，以避免重演这种可怕的灾难。

但是作为反对者，要取得成功，他们首先必须掩盖过去。这不是广义历史学意义上的那个含混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偷偷摸摸地阅读伏尔泰先生的著作并公开表示对百科全书钦佩的“过去”。现在，人们把伏尔泰先生的著作堆放在阁楼里，把狄德罗[2]先生的书卖给了废品商，把曾经被敬奉为真正理性之光的小册子丢进了煤箱。为了掩盖可能暴露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蛛丝马迹，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唉，就像在类似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洗心革面的人们在小心翼翼地毁灭文字资料时，却常常会忽略一个在表达流行思想上比文字资料更为重要的证据，这就是戏剧舞台。他们曾经为《费加罗的婚礼》敬献了整车的鲜花，却又宣称他们从没有相信过人类权利平等的主张，这未免有些幼稚；他们曾为《智者纳旦》[3]黯然神伤甚至流泪，所以也无法再有效地证明自己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

戏剧本身与戏剧的成功所证明的与他们所说的恰恰相反。

这部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迎合了民众感情的广受欢迎的著名戏剧，它的作者是德国人，名叫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4]。他是一名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是他对以宗教为职业的想法毫无兴趣，经常逃学。他的逃学的消息传到他父亲的耳朵里，父亲把他叫回家，给他两条路选择，要么是马上退学，要么是写一份到医学系学习的申请书。戈特霍尔德当医生的兴趣并不比当牧师大，他答应了父亲的要求。他虽然又回到莱比锡，却继续为一些他喜爱的演员朋友们做借贷的担保人。后来这些人从城里跑得无影无踪了，莱辛为了避免因负债而被捕坐牢，就不得不落荒逃到威登堡。

他的逃跑意味着长途跋涉、饥寒交迫生活的开始。他先来到柏林，在那里的几年，靠给几家戏剧报社写文章的低廉稿酬收入维持生计。后来他又给一个准备做环球旅行的有钱朋友当私人秘书。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刚一启程，“七年战争”[5]就爆发了。这个朋友被迫从军，必须赶回自己的部队，于是坐上第一班邮政马车踏上了回家的路。莱辛再次失业，在莱比锡城里流浪。

但莱辛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不久又结交了一个新朋友，名叫爱德华·克里斯汀·冯·克莱斯特。这位朋友白天做官，晚上写诗，是个思想敏锐的人，他给予这个饥饿的前神学家以洞察力，使他察觉到了这个世界正慢慢出现的新思想。但是克莱斯特在库内道夫战役中被打死了，陷入山穷水尽地步的莱辛，迫于生计，成为一名专栏作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莱辛又成为布雷斯勒（现弗罗茨瓦夫）城堡指挥官的私人秘书。为打发枯燥乏味的要塞驻防生活，他开始潜心研读斯宾诺莎的著作。恰在这个时候，这位哲学家去世一百年以后，他的著作才开始流传到国外。

然而，所有这一切还是解决不了日常生活的问题。莱辛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他想要组建自己的家庭。他的朋友们建议他应聘皇家图书馆管理员一职。但是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已经使莱辛成了普鲁士宫廷不受欢迎的人。那是在莱辛首次到达柏林的时候，他结识了伏尔泰。这位法国哲学家是个极为慷慨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毫无“章法”的人。他允许这个年青人借阅当时已经准备出版的《路易十四世纪》的手稿。不幸的是，莱辛匆匆忙忙地离开柏林时，仓促间意外地把这本手稿装进自己的行李箱。伏尔泰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廷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很是恼火，便马上大喊大叫，说自己被盗了，那个年青的德国人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必须严守边境，等等，那样子完全像一个客居外国的激动万分的法国人。没过几天，邮递员带回了他丢失的稿件，但与稿件一同送达的还有莱辛的一封信，这个直率的年青德国人在信中对敢于怀疑自己品行的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发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风波应该很容易就被人们淡忘了，但是十八世纪是一个巧克力罐在男人女人的生活中都起着很大作用的时代。即使在将近二十年后，弗雷德里克国王仍然不喜欢他那位爱找麻烦的法国朋友伏尔泰，所以也就不许莱辛踏进宫廷门槛半步。

无奈的莱辛告别了柏林，来到汉堡。听说在汉堡即将修建一座新的国家剧院。但是这项规划未能实现，失望中，莱辛接受了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当管理员的工作。那时他居住的沃尔芬布泰尔城算不上是大城市，但是大公爵的图书馆在德国却是数一数二的。它存有一万多部手稿，其中部分手稿是历史上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文献。

生活的枯燥乏味免不了会制造流言蜚语和恶意中伤。在沃尔芬布泰尔城，当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者的人，自然会引起人们的高度怀疑。不久，莱辛就又遇到了麻烦。这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而是有人怀疑他曾经做了什么事，即他出版过一些抨击老一派路德教会神学学派正统观点言论的文章。

这些布道（因为它们是以布道的形式出现的）文章实际上是由一位汉堡的前任教长撰写的，但是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唯恐在他的领地里会爆发一场宗教战争，于是便命令他的图书馆管理员谨慎行事，避开一切争论。莱辛遵从了他雇主的命令。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旗帜鲜明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于是莱辛开始工作，通过戏剧形式重新阐述他的观点。

在小城娱乐室里诞生的这部戏剧，叫做《智者纳旦》。主题非常古老，之前我在书中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可以在薄伽丘《十日谈》中找到这个故事（如果萨姆纳先生允许的话），在《十日谈》里它被称为《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故事内容如下：

很久以前，有一位伊斯兰王子，想要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儿榨取一大笔钱财。但是他苦于无正当的理由剥夺这个可怜人的财产，于是想出一条诡计。他派人把这个受害者找来，对他的学识和智慧大加恭维，然后问他，在土耳其伊斯兰教[6]、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三种流传最广的宗教教派当中，哪个教派最正确？这个令人尊敬的老人没有正面回答王子，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一个有钱人，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戒指。他在遗嘱里写道，他死的时候，哪个儿子手上带着这个戒指，哪个儿子就能继承他的全部财产。他的儿子后来也立了同样的遗嘱，孙子也一样，如此好几百年来，戒指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完美无缺。但是最后，这个戒指的主人，他有三个儿子，他都很喜爱，简直无法决定哪一个应该享有这无价之宝。于是他到一个金匠那里，让他做了两个和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样的戒指。他临终时躺在**，把三个孩子都叫来，为每个人祝福，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那个戒指的继承人。父亲的葬礼完毕后，三个孩子都宣布自己是继承人，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戒指。这导致了许多争吵，最后这件事被提交给法官处理。由于这三个戒指一模一样，连法官也无法确定哪个是真的，所以这个案件就拖了下来，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的末日。阿门！”

莱辛用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来证明他的信念，那就是，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人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更有价值，因此人们有责任互爱互助友好相处，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来崇拜，更无权把自己放在一个自命不凡的宝座上高喊道：“我高于他人，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

但是，这个在1778年曾备受推崇的思想，在三十年后的小诸侯国里却不再受欢迎。这些小诸侯们，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都极力设法保住残存的财产和牲畜。为了恢复他们往日的声望，他们卑微地把土地拱手交给警察管辖，并期望那些依赖他们谋生的神职人员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协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虽然这场纯粹的政治反动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是，那些试图按照五十年前的宗教宽容的模式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却以失败而告终。不会有其他的结局。诚然，各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厌倦了革命和暴乱动**，厌烦了议会和那些毫无意义的讲演，被那些彻底破坏了工商业的各种税收形式弄得焦头烂额。他们渴望和平，为了和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们想要工作，想要坐在自家的客厅里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不再被迫喝那些难以下咽的从橡树上挤出的液汁。只要能享受这种幸福愉快安宁的生活，他们宁愿忍受一些细小的不便，譬如，向每一个穿黄铜纽扣制服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鞠躬，并用“先生”来称呼官方打扫烟囱的助手。

但是这种谦卑的态度完全是出于需要，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动**年月之后需要一个短促的喘息的机会。那段时间，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的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的条例，以及新的统治者，既有属于上帝，也有属于平民的。然而，单从这种普遍的谦卑顺从的态度、对上帝任命的统治者的高声欢呼声中，就断定人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曾经撞击过他们的头脑和心灵的格朗中士的鼓声忘得一干二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就像所有反动统治者所固有的道德犬儒主义思想一样，政府主要要求的也只是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内心世界丝毫不予理会，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他们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圣经》去教堂做礼拜，一周中剩余的时间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保持缄默，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发表言论和见解之前要仔细观察周边的环境，先要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有藏着暗探。他们尽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当天发生的事情，而当他们从那些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严格消毒的报纸上得知统治者为了邦域的和平所采取的某种新的愚蠢措施和方法，把人们带回到公元1600年的世界时，他们就又会凄惨地摇头叹息。

他们的统治者所做的，正是自从公元元年以来所有对人类不甚了解的同类统治者在类情况下一直做的事情。这些统治者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木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抨击政府的激烈言词，以为这样就能彻底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演说家送进监狱，从严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监禁），使这些可怜的人得到先烈的名声。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过是些轻率浮躁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他们根本看不懂的书和小册子而已。

受到这种例子的警示，人便远离公共场所，躲到偏僻的酒馆里或拥挤不堪的城市公共旅店里发泄不满。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更谨慎的听众，而且他们的影响也比在公共讲台上的大得多。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些人少许的权力，而他们又因害怕失去权威与声望而时时刻刻担惊受怕，提心吊胆，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悲了。一个国王失去了王位，他可以对自己的这种际遇报之一笑，并且把它当作打断他枯燥无味生活的一个小插曲。无论他是戴着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着他祖父的王冠，他都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来说，一旦被剥夺了官槌和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平头百姓，一个曾经自以为是的、现在受人奚落的可笑家伙。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那么就势必会大祸临头。

而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但不低头，还用博学的地质学、人类学、经济学的书本和手册公然质疑现有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就更加悲惨。

他们立即就会被剥夺了生计，且手段极不光彩；然后又被从他们散布的有毒教条的城镇里驱赶出去，留下妻儿由好心仁慈的邻居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许多真挚的原想根除社会弊病的人带来很大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清除干净了。如今，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之所以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伊曼纽尔·康德[7]的学说。这位危险的激进分子教导我们，我们行为的准则要具有变成普遍适用之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报道，他的教导只受到那些“嘴上无毛的年轻人和无所事事的饶舌者”的青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长时间臭名昭著，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国王时，流放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人在一份《国王陛下非法取缔国家宪法》的抗议文件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不好，那是因为他把怀疑之手伸进了音乐领域，审查过舒伯特[8]的音乐作品。

可怜的老奥地利！

现在，奥地利已经消亡了，不复存在了。对于这个“快活帝国”的逝去，，整个世界都感到如释重负，而且都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有一些东西远远胜过了秩序有趣的乡村集市上的那些物美价廉的葡萄酒、烈性雪茄，以及由约翰·施特劳斯[9]本人作曲和亲自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十八世纪，奥地利在宗教宽容思想的发展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改革运动结束后不久，新教徒就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作为他们活动的地方。但是在鲁道夫二世登基成为皇帝以后，这一切就都发生了改变。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国化身，在这个统治者看来，与异教徒签定条约没有任何意义。尽管鲁道夫受的是耶稣会士的教育，但他懒得不可救药，这反而使他的帝国避免了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这种剧变在费迪南德二世当选皇帝时发生了。他当君主的主要资格是，在整个哈普斯堡家族中唯独他有好几个儿子。在位初期，他去朝拜过著名的天使报喜馆。据说，这个天使报喜馆是由一群天使在1291年从拿撒勒[10]搬到达尔马提亚，并最后搬迁到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建筑。在那里，费迪南德爆发的宗教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他发誓，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国家。

他言出必行，践行誓言。1629年，天主教再一次被宣布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唯一官方宗教信仰。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怪的家族建立了婚姻关系。每个新娘都给他带来了大片欧洲土地，作为嫁妆。费迪南德试图将新教徒从马扎尔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赶出去。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一神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匈牙利仍然保持独立。而这时，奥地利内部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会的忠实子民，但是最后就连这些思想最迟钝的人也对教皇的不断干涉产生了厌倦，打算冒一次险，制定一项违背罗马意愿的政策。

在本书前面篇幅里我已经说过，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体制是完全错误的。这些批评家认为，在殉道者时代，教会才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为它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而这些人又是由教区居民推选的。他们愿意承认罗马大主教的地位，因为他（主教）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有权在教会委员会里占有显著的优越的位置。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因此教皇就不应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主教，并且不得把影响延伸到自己的管辖领地之外。

教皇从自身利益出发，与所有的投机分子、被教会诅咒或驱逐出教的人在一起，全力反对这种思想，好几个勇敢的改革者由于大胆地倡导教会分权而丢了性命。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解决，到了十八世纪中期，有钱有势的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人再次提出这一思想。这位主教代理人名叫约翰·冯·霍特姆，但他的拉丁文笔名弗布罗纽斯更为人熟知。他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他在卢汶大学学习几年以后，暂时离开家人，到莱顿大学读书。他到达莱顿的时候，恰逢这座纯粹的加尔文主义的古老城堡被怀疑内部有自由主义倾向。等到法律部成员杰拉德·努特德教授进入神学领域，发表推崇宗教宽容思想的演说的时候，这种怀疑就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至少可以说，努特德的推理方法还是极具独创性的。

“上帝是万能的。”他这样说道，“上帝可以制定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适用的科学定律。所以，只要上帝愿意，他就可以很容易地引导人们的思想，使所有人在宗教问题上持相同的观点。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这么做。因此，如果我们用武力迫使别人相信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那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意旨。”

很难断定霍特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但是从霍特姆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与伊拉斯谟理性主义思想相似的东西，他在他的著作中就主教权威和教皇制度分权的问题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著作立刻受到罗马教廷的谴责（在1764年2月）。但这时玛丽亚·特蕾莎支持了霍特姆，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费布罗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它继续在奥地利繁荣起来，最终形成了实用的《宽容特许权》，玛丽亚·特蕾莎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1781年10月13日将它赐予了自己的臣民。

约瑟夫是他母亲的大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的一个软弱的翻版，他有一项惊人的天赋，那就是能在错误的时刻做出正确的事情。两百年来，奥地利的小孩子上床睡觉前，大人会吓唬他们说，如果不赶紧入睡，新教徒就会来把他抓走。这样一来，要让孩子们再把新教徒（他们知道的样子是长着角和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的人）当作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可怜、诚实、勤奋、易犯错误的约瑟夫，总是被那些高薪厚禄的主教、红衣主教以及女执事的伯父、伯母和堂兄妹包围着，因此他能这样做，实在是勇气可嘉。他是所有天主教统治者中第一个大胆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理想而实用的财富的人。

三个月之后，他所做的事更加令人震惊。公元1782年2月2日，他颁布了一部有关犹太人的著名法令，法令把当时只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赋予犹太人，因此当犹太人可以和他的基督徒邻居呼吸相同的自由空气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幸运儿。

我们应该在这儿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样的好事还在继续，奥地利现在已经成为那些希望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的人们的天堂。

我希望这是真的。约瑟夫和他的大臣或许在观念上来了一个飞跃，但是奥地利的农民，自古以来就一直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故，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所以他们不可能克服这个根深蒂固的偏见。

杰出的《宽容法令》已经公布150年了，可是天主教会外面的人的地位仍然和十六世纪一样不利。理论上，犹太人和新教徒都有望成为首相或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但实际上，他们连和皇帝的擦鞋匠吃一顿饭的机会都没有。

关于这份纸上的法令，就讲这么多吧！

[1]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伟大的德国作家。

[2]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

[3] 《智者纳旦》是莱辛与路德正统派牧师戈茨进行宗教论争的产物，该剧表达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人道主义理想。

[4]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剧作家、美学家、戏剧理论家。生于劳西茨地区的卡门茨，父亲是牧师。

[5] 七年战争，1756至1763年间，第一次影响加拿大历史进程的英法战争，历时七年，故称“七年战争”。

[6] 土耳其民族源于中亚西突厥乌古斯人的游牧部落联盟。七世纪中期至八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后，一部分突厥人归信了伊斯兰教，十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实现了伊斯兰化。

[7] 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

[8] 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最能代表舒伯特艺术的还是他的六百余首歌曲，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最大，被称为“歌曲之王”。

[9] 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的轻音乐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演奏家。创作了不朽的名作《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10] 拿撒勒，巴勒斯坦北部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