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首诗，在某个地方流传，大意是，上帝在神秘地活动，在创造奇迹。
对于研究过大西洋沿海地区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是很明显的。
十七世纪上半叶，一群虔诚的追寻基督教《旧约》理想的人落户美洲大陆北部，他们的狂热，使得不知情的访客，把他们当作摩西的追随者，而不是基督的信徒。浩瀚无边、波涛汹涌的寒冷海域把他们与欧洲国家隔断了，这些开拓者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种恐怖的精神统治，这在对马瑟家族的大规模搜捕和政治迫害的狂潮中达到了顶峰。
现在，乍一看，似乎不大可能把这种宽容的倾向和这两位令人起敬的绅士联系在一起，而这宽容倾向在英国与其从前殖民地之间的敌对情绪爆发前的《美国宪法》以及其他许多文件里又讲得明明白白。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十七世纪的镇压非常残酷，这势必导致支持更加自由的思想的强烈反弹。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殖民主义者都会突然派人去收集索兹尼的文集，不再用罪恶之地和罪恶之城的故事来吓唬孩子们。但是，他们的领导者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新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而且都是些颇有能力和智谋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宽容思想写进羊皮纸宣言，新的独立民族的大厦就要在这上面拔地而起。
如果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或许不会这么成功。但是，美洲北部的殖民化一直是件很复杂的事情。瑞士的路德教会已经开辟了部分领域，法国派来了一些胡格诺教徒，荷兰的阿米尼教徒也占领了大块土地。而英国的各个宗派都曾经试图在哈德逊湾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蛮荒地带建立自己的小天堂。
这有利于各种教派的共同发展。不同宗教之间如此完美的平衡，使得一些殖民地的人们，被迫保持一种最原始的初级的互相忍耐形式；若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非拧断对方的脖子不可。
对于那些坐收渔利的体面绅士来说，这种局面当然不受欢迎。自新的仁慈思想出现数年之后，他们仍然在为维持旧的正直理想而战斗。虽然收效甚微，却成功地使年轻人疏远了一种信条，而这个信条里的仁慈、善良的概念似乎是从比它野蛮的印第安人那里借用来的。
对我们美国来说，幸运的是，在这场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中，首当其冲的是一批人数虽少但却勇气十足的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
思想的传播异常轻快，即使一艘八十吨重的双桅小帆船装载的新思想，都足以颠覆整个大陆。十八世纪的美洲殖民者没有什么雕塑和大钢琴，但他们却不缺乏书籍。十三个殖民地中的聪明人士开始明白，在这个浩大世界中，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在蠢蠢欲动，而这是他们在星期日的布道中从未听过的。那时的书商成了他们的先知。尽管他们没有公开与现有的教会脱离，表面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马上就表示自己是古老的特兰西瓦尼亚[1]王储的最忠实信徒。这位老王储没有对“一神论”教派的臣民实施迫害，原因是仁慈的上帝已经明确地给了他做三件事的权力：“创造新事物，预知未来，支配人的良知。”
当需要为将来治理国家，制订一个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纲领时，这些勇敢的爱国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写进文件里，并将其呈现在公共舆论这个最高法庭面前。
假如弗吉尼亚善良的公民知道，他们带着万分崇敬的心情去聆听演讲，是由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由思想者——直接操纵的话，他们一定会惊恐万分。然而，他们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2]本人就是一个有着极度自由思想的人，当他声称只能用理性和信念，而不是强制或暴力来统领宗教，又或者，当他主张所有的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良知和意愿，平等地从事宗教活动时，他只是在重复伏尔泰、拜勒，斯宾诺莎以及伊拉斯谟已经思考过并写在著作里的思想而已。
后来，人们又听到如下邪说：“在美国，无须把信仰声明作为谋求公职的条件”；“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干涉宗教的建立，或者禁止宗教活动的自由行使”，美国的反叛者对此默许，并予以接受。
就这样，美国成为第一个宗教和政治明确分离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公职候选人在接受任命时无须出示主日学校毕业证的国家；成为第一个人民在法律范围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国家。
但是，在这方面，美国与奥地利（或在这方面的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平民百姓远远落后于他们的领导人，只要与惯常做法稍有偏离，他们就跟不上趟了。不仅许多州继续对主流宗教以外的人施加种种限制，而且像纽约、波士顿或费城等地的公民，在他们的私人权利范围内，仍然不能容忍与自己的信仰不同的人，就好像他们从未读过一句本国宪法一样。所有的这些，不久就在汤姆·佩恩事件中表现出来了。
汤姆·佩恩为美国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宣传家。
他生于英国，职业是水手，天赋与教育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反叛者。
他造访各殖民地时已经四十岁了。在他去伦敦的途中，他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相识，并接受了“西行”的建议。1774年，他带着本杰明亲笔写的推荐信，启航前往费城，并帮助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贝奇创办了《宾夕法尼亚公报》。
作为一个老练的业余政治家，汤姆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了考验灵魂的重大漩涡之中。不过他的头脑非常清晰，有条理。他把有关美国人不满情绪的零散资料收集起来，编写成小册子，篇幅不长，内容简介而通俗。这些小册子通过对一般性问题的阐述，使人们相信美国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应当得到所有忠诚的爱国者们同心同德的合作。
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传到了英国，传到欧洲大陆，那里很多人生平头一次知道有一个“美利坚民族”，而且这个民族还有向自己的宗主国开战的充分理由和神圣使命。
独立战争刚一结束，佩恩就返回欧洲。他告诉英国人，统治他们的政府是何等的荒唐，展示了政府那些充满种种假象的蠢行。那时，塞纳河沿岸正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体面的英国人开始满怀忧虑地注视着海峡对岸的情况。
一个名叫埃德蒙·伯克的人刚刚发表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这篇文章令人惊恐。愤怒的佩恩以他的《人的权利》立即进行回击。结果，英国政府通令，以叛国罪对佩恩进行审判。
与此同时，他的法国崇拜者们选他进入国会。佩恩对法文一窍不通，但由于生性乐观，他接受了这份荣誉，来到巴黎。他一直在法国生活，直到罗伯斯比尔对他产生疑心。佩恩知道自己随时有可能被捕或砍头，于是草草地写就了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这本书名叫《理性时代》，第一部分是在他行将入狱时发表的。第二部分是他在狱中的十个月里完成的。
佩恩认为，真正的宗教（他称之为“人性的宗教”），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无神论，另一个是盲信主义。但是他在表达这个思想时，受到了所有人的攻击。1802年，他返回美国，遭到了人们的极大仇视，以至于他那“又肮脏又可鄙的无神论者”的名声，直到他去世之后还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他没出什么事，这倒是真的。他既没有被绞死或被烧死，也没有在轮子上被分尸。只是大家都不理睬他，他被孤立了。当他壮着胆子出门时，小孩子在大人的怂恿下对他吐舌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遭人唾弃、被人遗忘的人。他撰写了一些反对独立战争英雄人物的愚蠢的小册子，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对于辉煌的开端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最不幸的悲惨结局。
但这也是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反复发生的典型事件。
一俟公众不宽容的愤怒发泄殆尽，个人的不宽容便又开始了。
官方死刑一结束，私刑便开始操刀。
[1] 特兰西瓦尼亚，旧地区名。位于欧洲东南部，东喀尔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1867年后，成为奥匈帝国的属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根据《凡尔赛条约》为罗马尼亚所领有。
[2]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十八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