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标志着贵族的荣耀和平民的痛苦的大厦——法兰西王国，在1789年8月的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上，轰然倒塌了。

在那个酷暑闷热的晚上，集聚了一星期的日渐高涨的怒火之后，国民议会沉浸在真正的兄弟般博爱的狂欢之中。直到这个群情激昂的时刻，特权阶层终于交出了他们经过三百年的努力才获得的古老权力和特权；并以平民的身份宣布赞成人权理论，这便为以后的民众自治奠定了基础。

就法国而言，这意味着封建制度的消亡。一个贵族阶层如果真的由社会上最具有进取心的人组成，勇敢地承担起领导使命，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那它就得到了继续生存的机会。原来的贵族们都甘愿退出公职，在政府的不同部门里做着有名无实的案头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们现在只适合在纽约的五号街上喝茶或者在二号街上开饭店。

旧的法兰西就此消亡。

这到底是福还是祸，不得而知。

但是它就此灭亡了。伴随其一起灭亡的还有一种无形的最残暴的统治。自黎塞留时代以来，教会一直把这种统治强加在涂了圣油的圣·路易斯的后代身上。

毫无疑问，人类又获得了一次机会，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那段岁月，在所有诚实的男男女女们身上迸发的冲天的热情，更是不言自明。

太平盛世近在咫尺，甚至可以说已经到来了。

独裁政府所固有的专制及其种种邪恶都要干净彻底地从这个美好的地球上永远清除掉。

前进吧，祖国的孩子们，暴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它的后果可以有许多说辞。

然后，帷幕落下来了，社会上许多不公正的事被**涤得一干二净，新一轮的牌局已经洗好，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我们又看到了“不宽容”这位老朋友，它穿上了无产阶级的马裤，梳着罗伯斯比尔[1]式的发型，与检查官并肩坐在一起，安享它罪恶的晚年。

十年前，如果有人说“当权者只是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时也会出差错”，那么，“不宽容”便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现在，谁要是坚持认为“人民的意愿不一定总是上帝的意愿”，“不宽容”也会把他们推向毁灭。

多么可怕的玩笑！

然而这个玩笑（大家还都欢迎它）却是一百万无辜旁观者的鲜血换来的。

遗憾的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不是我的原创。你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用不同的语言但更文雅的词句，对这些观点进行的表述。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一直明显地存在着、而且很可能会永远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有一些人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对不朽灵魂的认真寻求，他们将会悟出某些恰当的哲学结论，从而让自己超脱人类的普遍烦恼。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满足精神上的“淡酒”，他们想找些能刺激精神的，能在舌尖上燃烧的，能刺痛喉咙的，并让人精力充沛且精神亢奋的东西。那“东西”具体是什么，无关紧要；只要它具有上述功效，并且以直接、简单的方式不限量供应即可。

历史学家似乎对这样一个事实知之甚少，这使许多人大失所望。愤怒的民众刚刚摧毁了过去的堡垒（当地的希罗多德和塔西提之流及时而又热情地报道了这件事），他们就马上变身为泥瓦匠，把旧城堡的废墟运往城市的另一端，在那里重新建起一个堡垒，它和旧堡垒一样卑鄙、暴虐，也同样是为了执行镇压和恐怖的目的。

恰在此时，妄自尊大的民族终于摆脱了“一贯正确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但他们却接受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的指使。

是的，就在“旧掌权人”装扮成仆人骑着马向边境狂奔出逃的同一天，“自由”就进入了这座被遗弃的宫殿，他们穿上被人丢弃的皇袍，立刻重蹈前任之覆辙，陷入了那些导致前任被放逐的错误和残酷之中。

这一切很令人沮丧，但却是我们故事里真实的部分，并且必须得讲出来。

毫无疑问，那些直接引爆法国大动乱的人最初的意图是好的。《人权声明》制定的一条规则，那就是，不得干预公民以和平的方式追随自己的主张，“即使是宗教主张”，只要他的主张不扰乱由各项法令和法律制定的社会秩序即可。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新教从此以后得到容许，新教徒不会因为不和天主教徒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而遭到任何麻烦；但是，天主教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国教。

米拉波[2]凭借其对政治生活本质准确无误的直觉本能，他清楚地知道，这个美名远播的让步只是一个中庸之举，不够彻底。他试图把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变成一个人的革命，但壮志未酬就身先死了。许多贵族和主教对他们在八月四日晚上所表现的慷慨姿态后悔不已，便通过妨碍议程的阻挠政策，开始采用设置障碍的方法，这给他们的国王主子造成了致命的后果。直到两年以后的1791年（整整两年，这对于实现任何实际目的来说都太迟了），所有宗教派别，包括新教和犹太教在内，才获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自由。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反转过来。法国人民的代表给这个前途无量的国家制订了宪法，宪法要求，任何教派的教士，无论具有什么信仰，都必须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严格视自己为国家的仆人，就像他们的同胞，譬如那些学校的教师、邮局的雇员、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新宪法对神职人员的规定，直接践踏了1516年法国和罗马教廷签订的各项正式协定。但是国会可没有时间考虑先例或条约这类不足挂齿的小事。教士要么宣誓效忠宪法，要么辞职等着饿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这个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执行了宣誓仪式。但是，大多数忠诚的教士拒绝发伪誓，便效仿被他们迫害多年的教徒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做弥撒，在猪圈里发圣餐，在乡村的树篱笆后面传教布道，并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以前教民的家里进行秘密拜访。

总的来说，他们的境遇比在类似情况下的新教徒的境遇要好得多，因为那时法国的秩序已散乱不堪，对那些违反宪法的敌人，连采取敷衍了事的措施都顾不上。由于他们似乎觉得不会有上断头台的危险，所以那些杰出的神职人员——人们一般称他们是拒绝宣誓的倔强分子——很快就壮着胆子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派”，并要求得到特权。而在过去的三百年里，也正是他们坚决拒绝把这些特权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

这样的情形，对于我们如今处在没有这方面风险的1925年这样的时代来回顾，难免觉着又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当时并没有就他们的要求做出明确的决定，因为议会很快就被极端的激进分子完全控制了。另外，由于法庭的背叛，加上国王陛下愚蠢地与外国结盟，结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滨的惊恐慌乱，从而导致了自1792年9月2日至7日一系列大规模的屠杀。

从那一刻起，这场革命注定要堕落为一种恐怖统治。

当饥饿的民众开始怀疑他们的领袖正在策划一场大阴谋，要把国家出卖给敌人时，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循序渐进的手段取得成功的努力便成了泡影。紧接着发生的剧变在过去的历史中并不罕见。在如此巨大的危机之中，处理事务的权力势必落入一群残暴无情的领导者手中。这种情况，所有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都很熟悉。但是这出戏的主角，竟然是个一本正经的正人君子，一个公民的楷模，一个百分百美德的化身。这的确出人意料。

等法国开始了解她的新主人的真正本性时，已经太晚了。那些走上协和广场[3]断头台上的人本可以作证，但他们的警告来得太晚，完全是徒劳的。

迄今，我们都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这几个角度研究革命。但是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历史学家时，我们才能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在极度痛苦和艰难时期决定国家命运的暗黑力量。

有些人认为，世界是由美好和光明统治的；有些人认为，人类只尊崇一样东西，那就是暴力。几百年后，我们或许可以在这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在社会学的试验室里，法国革命是所有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对暴力神圣化的典范。

那些想通过理性来建立一个更具有人性的人类世界的人们，要么寿终正寝，要么被那些在他们的帮助下赢得荣耀的人处死。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退出历史舞台，那些新至善论的无知倡导者，则变成了国家命运的无可争辩的主人。可是，他们把这项崇高的使命，变成了多么可怕的一场混乱。

在他们（新至善论者）统治的最初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中，出于某些原因，他们憎恨一切基督教的象征。在教士专权时代，他们曾默默地忍受了很多痛苦，以致看到教士穿的法袍就愤恨不已，闻到薰香味道就脸色惨白，勾起早已忘却的愤怒。还有些人认为，可以通过数学和化学方式来否认上帝的存在。他们联合起来，开始动手摧毁教会和它所有的一切。这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充其量是一场徒劳无功的工作。但这是革命心理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把正常的变成不正常的，把不可能的事变成每天都发生的事。于是，一纸法律公文就废除了基督旧历，废除了万圣节，废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废除了星期和月份，把一年重新划分为十天一期，每十天有一个异教徒的安息日。接着，又出现了一纸声明，禁止对上帝的崇拜，使得这个世界无主可依。

但这种局势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在雅各宾党派大楼空阔的房间里，无论人们如何口若悬河地进行解释和辩论，这些不着边际、空洞无物的思想还是让大部分民众厌烦不已，两个星期后终于忍无可忍。旧的神再也满足不了民众了，那为什么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创造出一个合于时代要求的新的神灵呢？

于是，理智女神出现了！

她确切的身份还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在当时，一个标致的女演员，穿着得体的古希腊服装，完全符合人们的要求。她是从以前国王陛下的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中被挑选出来的，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她被人们很隆重地送到了旧宗教信徒早已遗弃的巴黎圣母院[4]的高大祭坛上。

至于圣母玛利亚，好几个世纪以来，她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善解人意的、容忍的目光，温柔地注视着那些灵魂受到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不见了。在她被送进石灰窑变成灰浆之前，被一双怜爱的手勿忙地藏了起来。她的位置被自由女神的塑像[5]取代。这尊用白色的石膏潦草随便涂刷而成的雕塑，是一位业余雕塑家的得意之作。但还不止这些。巴黎圣母院还见证了其他方面的革新。在唱诗班席位中央，有四根大柱子和一个屋顶，它们象征着“哲学神殿”，在国家的重大日子，就成为舞蹈女神的宝座。当这个可怜的女神不再主持仪式、不再接受追随者的朝拜时，哲学神殿就会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这火焰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的时刻。

但“最后的时刻”不到六个月就来临了。

1794年5月7日早晨，法国人民被正式告知“上帝又重新确立了”，灵魂的不朽再次被确认成为公共的信仰。6月8日，新上帝（那是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6]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忙塑造出来的）在他迫不及待的信徒面前正式亮相了。

罗伯斯比尔穿着崭新的蓝色马甲致欢迎词。他已到达了他事业的巅峰，这位来自三流城市、默默无闻的法律执事，成了法国革命的高级教士。更有甚者，一个名叫凯瑟琳·泰奥特的可怜的精神错乱的修女，竟被千百万人拥戴为真正的圣母；因为她刚刚宣布救世主将再度降临，还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这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穿着自己设计的奇异制服，正在妄自尊大地大讲一番，他在演讲中还向上帝保证，从今以后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会完善起来。

为了双保险，两天后，他又通过了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凡涉嫌犯有叛国罪和异教罪的人（二者又一次被视为一体，就像古宗教法庭时代一样）将被剥夺所有自卫的权利。这项措施非常奏效，在之后的六个星期内，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在断头台倾斜的刀下掉了脑袋。

剩下的事情是大家熟知的。

由于罗伯斯比尔认为自己是所有“美好“事物的完美化身，在他本质上的狂热状态之下，他不可能认同其他那些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罪恶”的憎恨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使法国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

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安全，“美德”的敌人终于开始反击。经过一场短暂的殊死搏斗，他们摧毁了这个可怕的“公正使徒”。

随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的力量很快消失殆尽了。法国人民当时通过的宪法承认了不同宗派的存在，并赋予它们以平等的权利，至少就官方而言，共和政体不再干预宗教事务。那些希望组建教会、公理会和联盟的人可以放手去做，但是必须在支持自己的教士和牧师的同时，承认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个人选择的完全自由。

从那时起，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和平共处。

事实上，天主教会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它仍然反对政教分离的原则（见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于1864年12月8日颁布的教令），并且支持那些希望颠覆共和政体、恢复君主制或帝权的政党，以图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但是这些战斗通常都是在大臣夫人的会客厅里，或者是退伍将军加上一个野心勃勃的岳母在打兔子的山林小木屋里进行的。

他们只是为趣味报刊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但这愈加证明了他们的枉费心机与徒劳无功。

[1]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革命家，法国大革命重要领袖人物，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之一。

[2] 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早年多次遭监禁。1789年他以第三等级代表的身份入选三级会议，尽管个人反对三个等级联合开会，但他支持新建的国民议会的合法性，并于法国大革命初期在其中成为核心人物。

[3] 协和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岸。

[4] 巴黎圣母院，法国天主教大教堂。

[5] 自由女神像，法国著名雕塑家巴托尔迪历时十年完成的雕像。女神的外貌设计来源于雕塑家的母亲，而女神高举火炬的右手则是以雕塑家妻子的手臂为蓝本。

[6]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