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而且很有根据）世界大战是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无人光顾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光亮，盯着数英尺长的地图沉思，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使他们能得到半英里的领土（以三千人丧生做代价），而与此同时，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在聪明下士的帮助和鼓动下，做着所谓“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防线的全面崩溃。

为精神世界的独立进行的伟大征战与它相差无几。

没有投入几十万人的正面交锋。

也没有孤注一掷的冲锋，给敌人的炮手提供活靶子。

我还可以说得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会不时驱使人们寻问早晨烧死了谁，明天下午又会把谁绞死。然后他们也许会发现，有几个亡命徒还在继续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从心底赞成的几项自由原则而抗争。但是我想，这消息只会使人们轻叹惋惜而已。下过，要是自己的叔叔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场，亲戚们一定会痛不欲生。

情况大概只会如此。殉道者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的业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和马力的概念表示。

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学生会仔细阅读乔达诺·布鲁诺[1]作品集，然后耐心地收集所有充满感情的话语，如“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和“社会不可以惩治那些对公认教义表示异议之人”，写出以《乔达诺·布鲁诺和宗教自由的原则》为题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论文，然后就能顺利毕业了。

但是，不再研究这样重要课题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我们在最后的分析中说过，有一批虔诚之士，他们对当时的宗教狂热深感震惊，也震惊于人们头上的枷锁，各国百姓被迫在枷锁下生活。于是他们起来反叛。他们真是穷鬼，除了背上的披风以外几乎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保证。但是圣火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穿梭在大地上，演讲，写作，把高深学府里的高深教授拉进高深的争论里。在普通的乡间酒馆里与普通的乡巴佬进行普通的辩论，并且一如既往地宣讲要善意、理解和仁慈地待人。他们拿着书和小册子，穿着破衣烂衫，四处奔走，后来患肺炎死在波美拉尼亚[2]的穷乡僻壤的小村里，或者被苏格兰小村里的醉醺醺的村民私刑处死，要不就是在法国的大道上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如果我提到乔达诺·布鲁诺的名字，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中唯一的一个。不过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因自己认为正确合意的东西而产生的永不消逝的热情，确是所有先驱者的典型，是很好的例子。

布鲁诺的父母很穷，他们的儿子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没有什么天资，只是按照一般惯例来到修道院。后来也成为多明我会僧人。他与这个团体格格不入，因为多明我会教徒支持一切形式的迫害行为，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们都很机警。不用看到异端思想的印刷品就能觉察别人是否有异端倾向。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耸肩动作就足以让这些探子看出端倪，并把人们送上宗教法庭。

布鲁诺成长在一切都要俯首听命的环境中，他是怎样成为叛逆、丢弃《圣经》而捧起芝诺[3]和安那克萨戈拉[4]的著作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这个奇怪的新手还没有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赶出了多明我会，从此成了一名浪迹天涯的人。

他翻过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人冒险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在罗讷河和阿尔沃河交汇处的新教大本营（指日内瓦），以求得到那真正的自由！

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他们发现到处都一样，只有内在的精神才能指引人的心灵，光靠教义的改变起不了什么作用。

布鲁诺在日内瓦住了不足三个月。城里挤满了意大利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了套新衣服，还找了个工作，当校对员。到了晚间，他就读书写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米斯的书，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德拉·拉米斯也相信，中世纪教科书所宣扬的暴政不打碎，世界便不能进步。布鲁诺并没有像他的法国名师那样极端，不认为希腊人教诲的一切全都错了。但他始终不明白，十六世纪的人的言行举止为什么还要受到早在基督出生前四个世纪写下的字句的束缚呢？究竟为什么？

“因为一直都是这样”，正统信仰的支持者回答他。

“我们与祖先有什么关系，他们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死去的人死去吧，”这位年轻的反传统观念者答道。

很快，警方便来找他，建议他最好打起行李到别处碰运气去。

布鲁诺以后的生活一直过得颠沛流离，想找个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安全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却从未如愿。他从日内瓦来到里昂，又到图卢兹。那时他已经开始研究天文学，成为哥白尼的热情支持者，这是危险的一步，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在狂吼：“世界围绕大阳转动？世界是绕太阳转动的普通行星？呸！谁听说过这种胡言？”

图卢兹也使他感到不快。他横穿法国，步行到巴黎，接着作为法国大使的私人秘书来到英国。但是等待他的又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大陆的强。也许他们更实用一点，譬如在牛津大学，他们并不惩处犯有违反亚里士多德教诲错误的学生，而是罚他十个先令。

布鲁诺变得好讽刺挖苦人了。他开始写一些文采勃发却又颇为危险的短篇散文和以宗教、哲学、政治为内容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将当时的社会秩序搅得一团乱，对时事剖析得细致入微，毫不留情。

他还讲授他喜爱的科目：天文学。

但是学院的当权者对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是极少给笑脸的。布鲁诺又一次被请离开。他回到法国，又到马尔堡。不久前路德和茨温利还在这里，在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城堡里，就化质论[5]的实质展开过虔诚的辩论。

他的“自由派”大名早已先他而行。他连授课都得不到允许。威登堡应该好客一些，可是这座路德教派[6]的堡垒刚开始被加尔文大夫的教徒把持，从此，布鲁诺这类带有自由倾向的人也不再有容身之地了。

他向南行，想到约翰·胡斯的地盘——捷克斯洛伐克碰碰运气。结果新的失望在等待着他。布拉格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哈布斯堡王朝和自由一直以来水火不容，只要哈布斯堡王朝前脚踏进大门，自由立马就从后门溜之大吉。于是他又继续流浪，千里迢迢来到苏黎世。

在苏黎世他收到一个意大利年轻人乔瓦尼·莫塞尼戈的信，邀请他去威尼斯。我不知道什么使布鲁诺接受了邀请。大概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农民意识作祟，被这样一个古老的贵族姓氏所具有的荣耀打动了，为这个邀请而受宠若惊。

然而，乔瓦尼·莫塞尼戈却没有他的祖先那种胆敢蔑视苏丹[7]和教皇的气魄。他是个十足的懦夫。当宗教法庭的官员到他家要把客人带到罗马时，他居然吓得动都不敢动。

威尼斯政府一贯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布鲁诺如果是个日耳曼商人或荷兰船长，外来势力胆敢在其管辖的地盘上把人抓走，他们一定会强烈抗议，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维权。但是布鲁诺只是一介流浪汉，何必为了他招惹教皇生气呢？何况这个流浪汉除了自称有思想外，也没能给威尼斯带来任何其他好处。

布鲁诺称自己为学者，这没错。威尼斯共和国深感荣幸，但它并不缺少学者。

和布鲁诺告别吧，愿圣马可[8]对他的灵魂赐予仁慈。

布鲁诺被关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长达七年之久。

1600年2月17日，他在火刑柱上被烧死，骨灰随风飘散。

他是在鲜花广场[9]被处死的。那些懂意大利语的人或许能从中得到些许灵感，写出一则还不错的小寓言故事吧。

[1] 乔达诺·布鲁诺（1548—1600），出生于意大利诺拉城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受时代的影响，15岁时被家人送进了那不勒斯修道院，22岁时，成为一名牧师，并获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读了《天体运行论》之后，他成为科学真理的布道者。为此，布鲁诺被革除教籍。

[2] 波美尼西亚，旧德国东部州名。

[3] 芝诺，约公元前490年生于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埃利亚，古希腊数学、哲学家。另以芝诺悖论著称，即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运动的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由于量子的发现，这些悖论已经得到完善的解决。

[4] 安那克萨戈拉（公元前500—前428年），希腊数学家，被认为是第一个把哲学引入雅典的人。

[5] 化质论，又称圣餐的变体论。基督教认为，圣餐的饼和酒从本质上变成基督的临在，也就是他的肉和血，尽管饼和酒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形态。这个变体成为耶稣来到参拜者面前的文字依据。

[6] 路德教派，新教主要宗派之一，是以马丁·路德（1483—1546）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的总称。在教义上主要强调因信成义，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不在于遵守教会的规条，而在于对上帝的信心；不在于个人的功德或善行，而在于上帝给人的恩赐。

[7] 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8] 圣马可，《圣经·马可福音》的作者，被威尼斯人奉为护城神，其坐骑是狮子。当威尼斯摆脱拜占庭的控制，成为一个城市共和国后，元老院决定让圣马可成为城市的新守护神，以代替狄奥多尔，所以威尼斯的城徽是一只巨大的狮子抱着福音书。

[9] 鲜花广场，罗马中心一个大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