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宽容而进行的斗争一直都是“组织型社会”与“社会精英分子”这两派长期争斗的一部分。“组织型社会”永远把“集体”的长久安全稳定摆在第一位；而“社会精英分子”则认为迄今为止推动世界进步的功劳应归于个人，并非大众努力的结果。其实就大众而言，他们本质上是反对一切改革创新的。因此，个人的权利远高于集体。

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便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过去，有时会出现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对孩子说：“我坚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们都对别人施以宽容，不然就会白食其果。”

于是，性急的臣民们就赶忙贮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壮丽的几个字：“宽容第一”。

但是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出于对皇家刽子手的畏惧，通常并不会长久。国王只有在恫吓的同时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级教育的明智体系，把它当作每天的政治活动，才能取得成果。

十六世纪后半叶，这种幸运的环境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

首先，这个国家有数千个半自给自足的城镇和乡村。居民大都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三种人习惯于一定程度的独立行动，职业的性质迫使他们做决定时要迅速果断，按照自己的利弊判断出工作中的机遇。

我不是说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心胸更开阔。但是艰苦的工作和不达目不罢休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整个北欧和西欧的谷物鱼类搬运工。他们懂得，天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他们喜欢付现钱的土耳其人，讨厌要赊账六个月的长老会教徒。于是他们成为进行宽容试验的理想国度，而且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寡言的威廉[1]是“欲要统治世界者必先了解这个世界”这个古老格言的光辉典范，他开始时是个着装入时、钱多财广的年轻人，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给当时最大的君王当机要秘书。他在晚宴和舞会上挥霍无度，娶了好几个颇为闻名的女继承人，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不很用功，对他来说对赛马的兴趣远远超过研究宗教。

宗教改革引起的社会动**在他眼里起初不过是雇佣者之间的又一场争吵，只要稍用手腕，再摆出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便可以解决了。

不过，等他了解了国王和臣民之间的争端的本质时，这个和蔼的贵人已经突然变成了卓有能力的领袖。其实，他所要从事的是当时已经完全失势的事业。他在短期内卖掉了宫殿、马匹、金盘和乡间地产（或者立即予以放弃）。这个布鲁塞尔的花花公子成为哈普斯堡的最顽固、最成功的敌人。

然而财产的变动并没有改变他的个性。威廉在仓满囤流的时候是哲学家，住在两三间出租房子里，星期六都不知道如何付洗衣费的时候也还是哲学家。过去有一个主教想建造足够的绞架来处死所有的新教徒，他竭尽全力挫败了主教的企图，如今他同样尽量要刹住热情的加尔文教徒要绞死所有天主教徒的干劲。

几乎毫无指望。

二万至三万人已经惨遭杀戮，宗教法庭的监狱里装满了新的牺牲品，遥远的西班牙正在召集一支军队，准备在叛乱分子还没有扩散至欧洲其他地方的时候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有人说应该热爱刚刚绞死自己父兄、叔叔和爷爷的人，也有人在拼命反对这个说法，在这里无需告诉读者是谁在反对。但是他通过自己的事例和他对反对者的和解态度，已经向追随者表明有性格的人应该超脱摩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

在这场唤醒公共道德和理性意识的运动中，他得到一个杰出人物的支持。至今你都能在豪达教堂看见一条奇特的墓志铭，全由单音节词组成，罗列了那位长眠于此的德克·科恩赫特的美德。科恩赫特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他是富家子弟，年轻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旅行，得到了一些关于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一手资料。他一回国，便爱上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姑娘。他的荷兰父亲处事谨慎，不准他们结婚。他照样义无反顾地与这个女孩结了婚，他父亲一怒之下，按照族里的规定剥夺了这个不孝子的财产继承权。

这使科恩赫特陷入了困境，他只好自谋出路。好在他是个很有才干的年轻人，很快就学会了一门手艺，成了一名铜雕艺人。

哎！一朝成为荷兰人，一辈子便改不了说教的脾性。到了晚上，他就急忙扔下雕刻刀，拿起鹅毛笔，记下一天的大事。他的文风够不上现代人所欣赏的“风趣”标准。但他的书里充满了许多让人倍感亲切的常识，与伊拉斯谟的嬉笑怒骂皆文章不同，这令他交到不少朋友。后来还认识了沉默者威廉。威廉高度赞赏了他的能力，雇他做机要顾问。

当时威廉正忙于一桩奇怪的争论。国王腓力[2]有教皇撑腰，要干掉人类的大敌，也就是他的敌人威廉，他以两万五千金币、贵族头衔和赦免一切罪行的代价，找人去荷兰杀死这个头号异端者。威廉已经五次遇险，可是他觉得用一套小册子驳倒腓力国王是他的职责，这个时候，科恩赫特助了他一臂之力。

论点直指哈布斯堡内阁，不过要是指望内阁会由此而变得宽容，那才是妄想，然而整个世界都在注视威廉和腓力的争斗，小册子也被译成了不同文字，被广泛阅读，其中许多题目人们过去只敢低声说说，现在却热烈地讨论起来。

不幸的是，争论并没有多久就结束了。1584年7月9日，一个法国天主教徒杀掉了威廉，拿到了两万五千金币的报酬，六年以后，科恩赫特还没有完成把伊拉斯谟著作译成荷兰文的工作，也与世长辞了。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狼烟四起，炮声隆隆，湮没了不同观点的神学家之间的叱骂。最后敌人被逐出了新共和国的边界。但此时却没有威廉这样的人来掌管内部事务。不同的教派本来在大批西班牙雇佣军的压力下暂时很不自然地和解了，现在又要彼此割断对方的喉咙。

他们的争战当然要有个借口，可是，有哪个神学家没有一点要抱怨的事呢？

在莱顿大学[3]里，有两个教授持不同的见解。这本稀松平常。但是，他们在意志自由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这倒是个严重的事。兴奋的人们立即参加到讨论中去，不到两个月，整个国家便分成两大敌对的阵营。

一方是支持阿米尼乌斯的人。

另一方是支持戈马鲁斯的人。

后者虽然出生在荷兰家庭，却在德国度过了一生，是德国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精英分子。他的学问十分广博，却又缺乏起码的常识。他通晓希伯来律学的奥秘，而心脏却按照阿拉米语[4]的句法规则跳动。

他的对手阿米尼乌斯却迥然不同。他生于奥德瓦特，是离伊拉斯谟度过不愉快的少年时代的斯泰恩修道院不远的小城市。他幼年时赢得邻居、马古堡大学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教授的友谊。这个人叫鲁道夫·斯内里斯，他把阿米尼乌斯带回德国，让他受良好的教育。可是这个孩子在第一个假期回家时，发现家乡已被西班牙人劫掠一空，亲戚也都遇难了。

这似乎结束了他的学业，幸亏一些好心的有钱人听说这个年幼孤儿的遭遇，慷慨解囊，送他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刻苦努力，六年以后便学完了所有的课程，又去寻找新的知识源泉了。

当时，出类拔萃的学生总可以找到资助人为他们的前程花几块钱。阿米尼乌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开的介绍信，高高兴兴去南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了。

作为一个颇受尊敬的神学继承人，他首先来到日内瓦。加尔文已经死了，但是他的追随者——博学的西奥多·贝沙接替了加尔文。代他掌管这群温顺的绵羊。他可是位老道的异端猎手，凭借自己灵敏的鼻子在这位前来拜访的年轻荷兰人身上闻到了一丝拉米斯主义的气息，于是阿米尼乌斯的日内瓦之行只好被迫草草收场。

现代读者不清楚拉米斯主义意味着什么。但在三百年前，只要读过弥尔顿文集的人都知道，它由一个名叫皮埃尔·德拉·拉米斯的法国人创立或发明（随你怎样用词）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新兴宗教派别。拉米斯还在读书时，就已对教授们使用陈腐的教学方法现象厌恶到了极点，于是他定下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博士论文题目。名为《亚里士多德的一切学说都是绝对错误的》。

不用说，这个题目肯定没通过。几年以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几卷很有才华的书里，这使他的死成了定局，他是圣巴托罗缪日惨案的第一批受害者。

但是恼人的书并不会随着作者一起被杀掉，拉米斯的书残存了下来，他的惊异逻辑体系也在西欧和北欧受到欢迎。不过真正的虔诚人士却认为拉米斯主义是去地狱的通行证，于是有人建议阿米尼乌斯去巴塞尔，因为自从这座城市不幸中了好揶揄讽刺的伊拉斯谟的咒语后，“浪**子”（十六世纪对自由主义者的口头称呼）就被认为是好榜样了。

阿米尼乌斯，由于事先得到别人的警告，便启程北上。接着他又做出一项颇为反常的决定。他大胆踏入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5]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还去了一趟罗马。等他1587年返回故土时，这段经历使他成为国人眼里的危险分子。可是他似乎既没有长角也没有添尾巴，于是渐渐地他又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还被允许担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牧师。

在那儿，他既证明了自己的才能，还在瘟疫横行的时候博得了英雄的美名。人们很快就真心拥戴他，委托他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1603年，当他作为羽翼丰满的神学教授被调往莱顿时，首都的所有居民还都依依不舍。

他要是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我敢肯定他不会去。他到达的时候，莱顿大学的堕落后预定论派和堕落前预定论派正吵得不可开交。

阿米尼乌斯无论从本性还是受教育方面来看，应属于堕落后预定论派。他本想不带偏见地对待同事——堕落前预定论者戈马尔，可这实在是太难办到了。两派之间的冲突如此激烈，根本不容调和。最后阿米尼乌斯被迫宣布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堕落后预定论者。

读者当然会问我，这两派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好像也无法了解这些玩意儿。不过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一派（如阿米尼乌斯）认为，人们某种程度上有意志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派以索福克勒斯[6]、加尔文和戈马鲁斯为代表的人均认为，在我们出生前一切早已经注定好了。命运取决于造物时圣骰的一掷。

一直到公元1600年，北欧的大部分人都是堕落前预定论者。他们愿意听布道说除了自己以外的大多数人已经命定要进地狱，如果有那么几个牧师竟胆大包天，敢于宜讲善意和仁慈的福音，他们便立即会被怀疑患有罪恶的软弱症，像心慈手软的医生一样，不忍心给病人开猛药，结果却以他们的软弱心肠把病人置于死地。

莱顿的许多饶舌老妇一发现阿米尼乌斯是堕落后预定论者时，这便意味着他的作用也就终止了。他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大肆攻击咒骂他，把他折磨至死。继而，两派都介入政治，这在十六世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堕落前预定论派赢得了选票。于是堕落后预定论者被宣判为叛国者。

这场荒诞无稽的争战还没有结束，共和国的奠基人——奥登·巴尔内夫继沉默者威廉以后，也去世了，他的头落在了两脚之间。还有格劳秀斯[7]，他的中庸之道使他成为鼓吹国际法公平体系的第一人，但其结局也不过是躲在瑞士女王的庇护之下，仰人鼻息。于是，沉默者威廉的事业似乎彻底后继无人了。

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荷兰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由几百个颇有势力的家族统治着。这些绅士对平等和博爱毫无兴趣，却信仰法律和秩序。他们承认并支持已有的教会。每逢星期天，他们就满怀热情来到四壁洁白的圣物存放地，这里过去是天主教堂，现在是新教徒的布道厅。可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前往拜见市长大人和议员们，在人们生气地想说这人不行那人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开会”，不能接见这些虔诚的人。如果虔诚的人坚持不懈，召集好几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前“示威”（这种事常常发生），官员们也会彬彬有礼地垂顾，接过虔诚的人抄写整齐的诉苦书和建议书。可是，大门在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后面关上以后，官员们就会用那些文稿点烟斗。

他们已经采纳了实际有效的格言：“一次足矣，下不为例。”堕落前预定论者掀起的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内战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坚定地压抑宗教狂的发展。

后代并不总是夸赞这些贵族。他们无疑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也不能持之以恒地把祖国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区分得一清二楚。他们在管理国家上缺乏远见，因此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值得我们发自内心的推崇。他们把国家变成了国际交换站，持各种思想的人物在这里都有最广泛的自由，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

我并不想描绘得太动人。不时在内阁否决的威胁下，市议员也会被迫镇压天主教的一个秘密协会，或没收某一本过于嚣张的异端派印发的小册子。不过一般说来，只要不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高声诋毁宿命论的宗旨，只要不把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公共餐厅里，或是公开在哈勒姆市[8]南方卫理公会教堂否认圣灵的存在，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上的太平无事。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许多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会因为思想而受到迫害，而荷兰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副其实的天堂。

很快，荷兰“重新变成为天堂”的消息四处传开了。并且，在随后的两百年里，荷兰的各大印刷所、咖啡馆等总是聚集着形形色色的狂热主义分子，他们是全新的精神解放的先锋人物。

[1] 寡言的威廉，指威廉一世（1533—1584），领导荷兰反抗西班牙国王，被西班牙刺客暗杀。

[2] 腓力，指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3] 莱顿大学，荷兰最古老的大学，建于1575年，分布于莱顿市的各区，拥有8个学院，154个系，是一所综合性大学。

[4] 阿拉米语，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在西亚地区广泛使用的一种闪米特语。

[5] 帕多瓦，意大利北部城市。

[6]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年—前406年），古希腊剧作家。代表作有《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

[7] 格老秀斯（1583—1645），荷兰法学家、人文学者和政治家。他的法律著作为现代国家法奠定了基础。

[8] 哈勒姆市，荷兰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