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中世纪的城市氛围成就了自由。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可以大胆地表达对男爵和牧师们的鄙视而不必担心会受到任何的惩罚。

在那以后不久，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样就为国际贸易的再次发展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开始彰显。

用三个双字词组表示就是：商业促进宽容。

你在一个星期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日，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证实这个论点。

俄亥俄州的温斯堡可以容忍三K党[1]，但是纽约却不行。如果在某一时刻，纽约也掀起一场运动，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其他所有外籍人，那么，整个华尔街就会陷入一片惶恐之中。经济混乱、员工罢工，这场骚乱将会导致这个城市彻底毁灭，没有丝毫恢复的可能。

中世纪后半期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当时，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领地，可以对异教徒滥施**威；但是位处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冒犯那些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2]商人，从而把他们赶到维斯比[3]去。

一个纯农业国，可以毫不费力地用一整套完善的火刑来“款待”那些农民异教徒。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或者布鲁赫[4]人，也在其领土上开始一场针对异教徒的大屠杀，那么所有外国公司和商业机构的代表就会马上撤离，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这些城市顷刻之间就会崩溃和破产。

有些地方，譬如西班牙、罗马教皇管辖区和哈布斯堡[5]王室的一些领地等，根本不知道汲取教训，却依然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的豪情驱使，无情地将那些有“真正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化为乌有，就是沦为第七等骑士的小国[6]。

然而，商业国家或者城市的管理者通常都是那些尊崇既定事实，深知自己利益所在的人。这些人在精神信仰方面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因而，那些在其统治范围内的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以及中国主顾就可以照常安心地经商，并仍旧忠诚于自己特有的宗教信仰。

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那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因为“十人内阁”已经向那些执行警察仔细地交代过了，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太认真，让那些异教徒自行其是吧，除非他们企图攻占圣马可教堂，并把它变成自己的礼拜场所，否则就不用太管他们，让他们保留自认为适合他们的信仰。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个礼拜天，新教的牧师们都会严厉谴责那些“罗马天主教徒”[7]（scarletwoman）的罪孽。然而就在附近的街区，那些可怕的天主教徒们则在某个不显眼的小屋里悄悄地做着弥撒，而当时新教的警长则站在门外警戒，以提防那些“日内瓦教义问答集”的狂热崇拜者闯入这个犯禁的场所，吓跑了那些给他们带来利益好处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

这并不意味着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广大民众已经不再是他们自己的可敬教会的忠实教民了。他们仍然和从前一样，仍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牢记这一点，十个来自汉堡[8]、吕贝克[9]或里斯本的可以为他们带来利润的经商的异教徒，要比十个来自日内瓦或罗马的寒酸教士更有价值。于是他们便宜行事了，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

将蒙田开明的思想和自由的见解（这两者并非总是完全相同）和他那经营鲱鱼生意的父亲与祖父以及有着西班牙与犹太人血统的母亲，这两者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然而在我看来，这些经商的前辈对蒙田观点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作为战士和政治家，他整个一生对宗教狂热者的盲信和偏执深恶痛绝，我想这一切都起源于离波尔多[10]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这样说，他大概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们家早年做贩鱼买麦的历史都被从华丽的家族徽章中小心地抹去了，看不到一点痕迹。

他的父亲得到了“蒙田”这项产业，如获至宝，并不惜投掷重金要将其培养成绅士。蒙田刚刚学会走路，他的父亲就给他请了家庭教师，便在他那可怜的小脑瓜里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六岁的时候，他被送往中学读书，十三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法律。因此他还不到二十岁，便正式成为波尔多市议会的成熟议员了。

接着他参军了，后来又在法庭供职了一段时间。直到三十八岁时，他父亲死了，他停止了手中的工作和一切外界活动，在他一生中最后的二十一年里，除去有一段时间违心地涉足政治外，其余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他的马匹、狗和书上面，并从中收获了不少东西。

蒙田是那个时代了不起的人物，但也免不了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情感和礼仪，这个鱼贩子的孙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他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不能释怀。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坚持说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称自己是一个乡村绅土，只是偶尔在某些无聊的冬日，才草草记下一点略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聊以打发时间罢了。所有这些全都是无稽之谈。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能和不朽的达达尼昂[11]匹敌的开朗的绅士。

因为这心、这灵魂、这美德和缺陷都属于这个豁达大方、有涵养又和蔼随和的人，所以蒙田的作品远远超出了文学作品的范畴，这些作品已经构成了一部真实明确的生活哲学，它们以人们的常识和实际的日常礼仪为基础。

蒙田生来就是一个天主教徒，到死都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曾是“天主教贵族联盟”的积极分子。这个联盟由一群法国贵族所组成，旨在将加尔文教驱逐出法国。

然而在1572年8月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当蒙田听到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欢庆成功地处死了三千名法国新教徒这一消息的时候，他便永远地离开了天主教会。但是他也绝对没有加入另外的教派。为了避免别人的饶舌也继续参加某些重大仪式。然而自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2]的血腥之夜以后，他写的那些作品就如同马可·奥勒留[13]、爱比克泰德[14]或者其他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一样的好。有一篇令人难忘的名为《论良知的自由》的文章，他在文章里使用的语气就好像是古时伯里克利[15]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16]的一个忠实的仆臣，他还以“叛教者朱利安”为例，阐明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业绩。

那篇文章非常简短，只有区区五页纸，你可以在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中找到。

蒙田见过许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所鼓吹倡导的绝对自由，事实上按照当时的情况，这种自由只会导致新的内战。但是一经条件允许，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睡觉时不再把匕首和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了，那么明智的政府就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所有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获得幸福的方式来爱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想法并且大胆将此观点公之于世的法国人。早在1560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多所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被怀疑与再洗礼教有染）就曾经说过，对异教徒只适宜用文字论战。他提出这一令人惊讶的观点的理由就是，“良知就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靠武力可以改变的”。两年以后，他还促成了皇家《南特赦令》的产生，该法规定：胡格诺教派[17]有权召开自己的集会，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宗教的事务；俨然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教派，而不是寄人篱下的小派别。

让·保丹，法国巴黎的一个律师，是一个令人非常尊敬的公民（这个人捍卫个人财产权，反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18]一书中表现出的共产主义倾向），他的观点与次类似，认为君主无权用武力强迫他的臣民信仰这个教派或者信仰那个教派。

无论是大臣们的演讲，还是那些政治哲学家们用拉丁文写的论文，极少有人问津；然而蒙田的书却大有市场，人们读他的书，并将其译成各种文字和语言予以出版。社会的文明人士也常常聚集在一起，对蒙田的书进行阅读并展开讨论，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达三百多年之久。

正是因了他的业余身份，以及他只为乐趣而写作的说法，使得他的作品深受大众的喜爱；否则人们决不会去买一本或者借阅一本被正式列为“哲学”范畴的图书。

[1] 三K党，美国最悠久、最庞大的种族主义组织。

[2] 佛兰芒，历史上西北欧的一个地区。

[3] 维斯比，瑞典东南部港口城市，位于哥特兰岛西岸。

[4] 布鲁赫，比利时西北部城市。

[5] 哈布斯堡王朝，又称奥地利王朝，因1020年斯特拉斯堡主教维纳尔和德拉波特伯爵在今瑞士阿尔高州建哈布斯堡而得名。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统治和控制范围包括现在的西欧和中欧的大多数国家。

[6] 第七等骑士的小国：封建等级分为七等，一等是国王，二等是教会大贵族，三等是世俗大贵族，第七等则是骑士。

[7] 指异教徒的罗马天主教（极端派新教徒咒骂罗马天主教的话），源自《圣经》。

[8] 汉堡，德国西北部一城市。

[9] 吕贝克，德国西北部一城市。

[10] 波尔多，法国城市，孟德斯鸠和蒙田的故乡。这里盛产葡萄酒，特等“波尔多红葡萄酒”被誉为世界“葡萄酒皇后”。

[11] 达达尼昂，大仲马小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主人公。

[12] 圣巴托罗谬大屠杀，1572—1585年，这一阶段以著名的“圣巴托罗谬之夜”开始。1572年8月23—24日夜间，胡格诺派的重要人物正聚集巴黎，庆祝其领袖波旁家族亨利的婚礼。亨利·吉斯（吉斯公爵之子）以巴黎各教堂钟声为号，率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杀死胡格诺教徒2000多人，由于24日正值圣巴托罗谬节，因此这一血腥的夜晚在历史被称为“圣巴托罗谬之夜”。

[13] 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皇帝兼斯多葛派哲学家。

[14] 爱比克泰德，公元前一世纪时的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教师。

[15]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年—前429年），雅典执政官。在波西战争以后，他领导重建雅典。他的时代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最辉煌的时代，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名思想家。

[16] 凯瑟琳·德·美第奇（1519—1589），法国皇后。在天主教和新教胡格诺派之间三十年的战斗中，她是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同时是圣巴托罗谬大屠杀的煽动者。

[17] 胡格诺教派，是法国加尔文教派的别称，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于法国并长期遭受迫害的新教教派。

[18] 《乌托邦》，作者在书中既批判了旧世界，又描述了一个新世界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