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现代诗人认为世界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海面上有无数船只在航行。每当一只船撞上另一只，便产生“美妙的音乐”，人们称它为历史。

在这里我借用海涅[1]提及的大海来做一个比喻，以阐明我的想法。我们在孩提的时候喜欢向水池里扔石子，觉得好玩。石子溅起美丽的水花，漂亮的涟漪形成不断扩大的圆圈，很好看。如果手边有砖头（有时正好有），还能用核桃壳和火柴做成“无敌舰队”，让它陷于壮观的人为风暴之中。沉重的投掷物可别让人失去平衡，不然会把离水太近的小孩摔下去，弄得他事后躺在**，连晚饭都吃不了。

在专门为成人保留的世界里，同样的消遣并不是无人知晓，但结局却远为惨痛。

一切都平静安然，阳光明媚，滑冰者欢快地摇摆着。突然，一个胆大的坏孩子抱着块大石头来了（天晓得他是从哪儿找来的），别人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已经用力把石头扔在池塘中间，接着是一场大乱。大家问是谁干的，该怎样揍他的屁股。有人说：“放他走吧。”其他人嫉妒这孩子，因为他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就也拾起周围的旧东西扔进水洼，大家都溅了一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局往往是一场群殴，几百万人打破了脑袋。

亚历山大[2]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孩子。

特洛伊的海伦[3]美丽动人，是个胆大的坏女人，导致特洛伊战争爆发，这些人分布于历史中。

但从古至今，最坏的肇事者是那些卑鄙的小人，他们怀有自己的目的，把人们一潭死水般的思想上的冷漠态度作为用武之地。头脑正常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旦抓住他们，就非科以重罚不可，我对这一点毫不奇怪。

想一想近四百年他们造成的灾难吧。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首领。中世纪的雄伟城壕反映这样一个社会的影子：它在颜色和结构上都很协调。它并非完美无缺，但人民喜欢它，爱看自己小宅院的红砖墙与昏灰色的天主教堂融为一体，教堂塔楼居高临下，望着他们的灵魂。

文艺复兴可怕地飞溅而起，隔夜间天翻地覆。不过这仅仅是开始。可怜的自由民刚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吓人的日耳曼僧人又出现了。他们带来整整一车特意准备的砖头，扔进教皇的环礁湖中心。这的确太过分了，难怪世界花了三个世纪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研究这段历史的老历史学家常犯一个小错误。他们看到动乱，下定论说涟漪是由一个共同原因引起的，并轮换称它是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

如今我们了解得清楚多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两项运动，都宣称追求同一个目的。不过它们为达到最终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双方经常互怀敌意。

双方都信仰人应享有最高的权利。在中世纪，个人淹没于集体之中。这不像约翰·多伊[4]（这是一种泛指的代称，指无名的普通人）。约翰·多伊是个聪明人，随意来去，任意做买卖，十几个教堂中他想去哪个便去哪个（也许哪个都不去，这要看他的嗜好和偏见）。他一辈子从生到死都遵循经济和精神礼节的僵板小册子行事，这小册子教导他说，身体是从自然之母哪儿随便借来的次品衣服，除用来暂时寄托灵魂外毫无价值。

手册还让人们相信，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个通往来世的中转站，没必要予以重视。正如一个要去纽约的人，根本不会在意中途会经过的昆士敦[5]和哈利法克斯[6]一样。

约翰很安于这个世界，幸福地生活着（因为他只知道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个神仙教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她们说：“高贵的公民，起来吧，从今往后你自由啦。”

约翰问道：“自由能做什么？”她们回答迥然相异。

“自由将带领你踏上发现美的旅程！”，文艺复兴回答。

“自由会引领你走向真理！”，宗教改革告诫他。

“自由去探索过去，那时的世界是真正属于人类的。自由去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曾一心一意追求的理想。自由去把整个宇宙囊括在你的永恒的实验室里，使你知道它的一切奥秘，”文艺复兴许诺道。

“你可以自由地研究上帝的箴言！这样你的灵魂将获得救赎，罪恶也会得到宽恕！”，宗教改革警告道。

说完，她们便扬长而去，留下可怜的约翰·多伊独享新的自由。但是，和过去的束缚相比，这新自由却更令他难受。

不管是万幸还是不幸，文艺复兴很快与既定的秩序携手和好了。菲狄亚斯[7]和贺瑞斯[8]的后继者发现，对上帝的信仰和表面上对教会法规的顺从大相径庭，一个人要是既想作异教的画，写异教的十四行诗，又不想受到惩罚，就必须先把赫拉克勒斯说成是施洗者圣约翰，把天后赫拉叫做圣母玛利亚。

就像去印度观光的游客，只要遵守一些当地的规章制度，即使这些规则在他们看来毫无价值，就可以自由进出当地的寺庙，自由自在地旅行，也不会扰乱当地治安。

但在路德的真诚追随者眼里，最小的细节也会成为无比重大的事。《申命记》[9]中错了一个逗号便意味着流放。要是在《启示录》里用错了一个句号，就会立即处死。

这种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的轻松的折中精神是懦夫的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手了，再也没有联合。

于是宗教改革单独抵挡整个世界，穿上“正确”的铠甲，准备保卫它最神圣的财产。

开始时，反叛的军队几乎全是日耳曼人。他们骁勇善战，负隅顽强。但是，相互嫉妒是灾祸之根，北方各国间的争吵很快抵消了他们的努力，最后被迫接受停战。导致最后胜利的策略是由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才提出来的。路德让位给了加尔文。

早该如此。

就在那所让伊拉斯谟度过不少郁闷时光的法国大学，有个蓄着胡子的年轻西班牙人（指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军人和天主教士）。他的腿有点儿瘸（拜高卢的子弹所赐），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率领一支主的新军，铲除所有异端分子。

只有极端分子才能对抗极端分子。

也只有像加尔文这样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打败罗耀拉[10]的计划。

我很高兴没有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不过同时，我也深感庆幸十六世纪有日内瓦存在。

没有它，二十世纪的世界会更为糟糕，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锒铛入狱。

这场光荣之战的英雄，著名的约翰·加尔文，比路德年小几岁。出生日：1509年6月10日。出生地：法国北部诺扬城。出身：法国中产阶级。父亲：低级的圣职人员。母亲：酒馆老板之女。家庭成员：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少年受教育的特点：敏捷、单纯、做事有秩序、不吝啬、细致、有效率。

约翰是二儿子，家里本打算让他当教士。父亲有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好教区。他没满十三岁就在城里的教堂做事，有一小笔固定收入，这笔钱被用来送他在巴黎的好学校读书。这孩子很出众，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留神这个小伙子！”

十六世纪的法国教育制度能够培养这样的孩子，尽量发挥他的才能。十九岁时，约翰被批准布道，他做一个称职的副主祭的前程似乎注定了。

但是家中有五儿两女，教堂的晋升又很缓慢，而法律却能提供更好的机会。况且那正是宗教动乱之时，前途难测。一个叫彼尔·奥利维坦的远亲刚刚把《圣经》译成法文。约翰在巴黎时经常与他在一起。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异教徒就无法相处，于是约翰便拿起行李前往奥尔良，拜一个老律师为师，以便学会辩护、争论和起草辩护状的业务。

在巴黎发生的事在这里也发生了。到了年底，这个学生变成了老师，教那些不够刻苦的同学补习法学原理。他很快掌握了所需要的一切，可以出师了。他的父亲高兴地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成为著名律师的对手，那些律师发表一点意见就能得到一百个金币，还能坐着四轮马车到遥远的贡比涅[11]去接受国王的召见。

可是这些梦想从未实现，约翰·加尔文根本没有当过律师。

相反，他卖掉了法律文献和法典，回到自己最初的爱好上。他费尽心思收集了成套的神学著作，专心致志地搞起了研究。就是这项工作让他成为过去二十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不过那几年学的罗马法典为他以后的活动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再让他用感情看问题是根本不可能了。他对事物很有感受，而且入木三分。请读一读他写给追随者的信吧，这些人后来落入天主教会手里，被判处用火活活烤死。在无望的痛苦中，他们依然把他的信视为世间最优美的佳作，信中表达了对人的心理的入微理解，致使那些可怜的受害者在临死前还在为一个人祝福，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使他们陷入危境。

可加尔文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他只是把生活看为一种神圣的职责。

他竭尽全力对上帝和对自己诚实，因而他必须把每一个问题化简为基础的原则和教义，再把它交付人类感情的试金石检验。

当教皇庇护四世[12]得知他的死讯时说：“这个异教徒的力量在于他视金钱为粪土。”如果这句话是称赞他毫无个人的私欲，那教皇就说对了。加尔文一生清贫，并拒绝接受最后的一笔季薪，因为“疾病已经使他无力完成与薪金相匹配的工作了。”

但是他的力量却表现在另一方面。

他只怀有一个信念，一生只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认清《圣经》中体现的绝对的真理，当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已经能够经得起所有的争辩和反对时，他就把它纳入到自己的生活准则中。从此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无视自己的决定会引起的后果，成为不可战胜、不可阻挡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许多年后才表露出来。在转变信念后的前十年，他不得不竭尽全力对付一个平庸的问题：谋生。

“新学”在巴黎大学获得的短暂胜利，关于希腊文词尾变化、希伯来文的不规则动词和其他受禁的知识的几次授课，全部引起了反响。连坐在著名的博学宝座上的教区长也受了有害的日耳曼新教义的污染，于是人们采取措施，清洗那些现代医学会称为“思想传播者”的人。据说加尔文曾经把几篇最会引起异议的讲演稿交给教区长[13]，于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犯名单的前列。他的房间被搜查，文章被没收，还有人签署了逮捕他的命令。

他闻讯藏到了朋友家里。

诚然，小小学院里的风浪不会持久，但在罗马教会里供职已经不可能了。到了做出明确决断的时刻。

1534年，加尔文与旧信仰绝裂了。几乎与此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几个学生也庄严起誓，誓言没多久就被写进了了耶稣会的章程中。

接着，他们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往东而去，但一想到自己第一次进攻耶路撒冷时的不幸遭遇后，便折回罗马，在那里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使他声名远扬（又或许臭名远扬吧）。

加尔文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的理想抱负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局限。他四处漫游，希望能找到一席安静之地，用余下的时间阅读、思索和平静地宣讲他自己的观点。

不巧的是，在通向斯特拉斯堡的路上，一场战争在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间爆发了。这迫使他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受到威廉·法洛尔[14]的欢迎，他是法国宗教改革中的海燕，是从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的牢笼里逃出来的杰出人物。法里尔张开双臂迎接了他，告诉他在小小的瑞士公园里可以完成的业绩，并请他留下。加尔文要求有时间考虑，然后他留下了。

就这样，因为一场战争，新天国就注定要修建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那是个奇怪的世界。

哥伦布本想去印度，缺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

加尔文只希望找到一块适合读书、研究和冥想的清静之地，却阴差阳错地晃**到了一个三等的瑞士小镇，使之后来成为新教的精神之都。新教徒受其影响，不久便把大部分天主教管辖下的领土变成了庞大的新教帝国疆土。

读历史既然能达到包罗万象的目的，为什么还要读小说？

我不知道加尔文家里的那本《圣经》是否仍被保存着。如果有，人们会发现，载有但以理[15]的书的第六章磨损得特别厉害。这个法国改革家是个有节制的人，但他常常要从一个坚定不移的上帝仆从的故事里获取安慰，那个人被扔进狮穴，后来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没有悲惨地过早死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个令人起敬的小城，居住着体面的瑞士裁缝。他们严肃地对待生活，却比不上这位新宗教领袖，他像圣彼得一样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布道。

况且，有一个叫尼布甲尼撒[16]的人，他是萨沃依公爵[17]。被恺撒征服的阿珥罗卜若革斯人[18]的后裔，正是在与萨沃依家族的无休止的争吵中决定和瑞士的其他地区联合起来，加入宗教改革运动。日内瓦和威登堡的联合犹如相互利用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不是相互爱慕基础上的结合。

但是，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一传开，所有热衷于各种新的千奇百怪的教义的传教士——它们不下五十个——都涌到了莱蒙湖[19]畔。他们干劲儿十足，开始宣讲迄今活人所能想出的最怪诞的教义。

加尔文打心底憎恶这些业余预言家。他深知他们只会对自己所标榜的事业带来危险，他们是热情的战士，但走错了路。他休息了几个月后，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尽可能准确、简练地写下他希望新教民能够掌握的对与错的界线。这样，谁也不能挪用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呀。”他和朋友德里尔亲自把日内瓦人分为十人一组进行检查，只有宣誓效忠这个奇怪的宗教法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力。

接着，他为年轻人编写了一本庞大的教义问答手册。

他又说服了市议会，把所有仍然坚持错误的旧观点的人赶出城去。

为下一步行动清扫了道路之后，他按照《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规范，开始建立一个公国。加尔文像其他许多大改革者一样，不是现代基督徒，倒更多像个古典犹太人。他嘴上崇拜上帝耶稣，但心里却向往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感情压力很大的时候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耶稣这个卑贱的拿撒勒木匠对仇恨和斗争的看法明确无误，以至于在他的见解和暴力办法之间不可能找到折中物。两千年来，各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想以暴力达到目的。

所以战争一爆发，所有有关的人便都默许了；人们暂时合上福音书，在血泊和雷鸣中兴高彩烈地打滚，沉迷于《旧约》的以眼还眼哲学之中。

宗教改革的确是场战争，而且很凶残。没人乞求生命保障，也没有饶恕，加尔文的公国实际上是个军营，任何个性自由的表现都逐一被压制了。

当然，这一切的取得并非没有阻力。1538年，社会上倾向于自由的势力压倒了加尔文的统治，他被迫离开了日内瓦。但到了1541年，他的支持者又一次掌权。在一片钟声和教土们响亮的赞美声中，乔安尼斯行政长官又回到了罗讷河的城堡。从此他成为日内瓦没有王冠的国王，在以后的二十三年中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这自从以西结[20]和以斯拉的年代以来还没人见过。

按照《牛津大辞典》的解释，“纪律”一词意为：“使受控制，训练服从和执行。”它最好地表达了加尔文梦想中的整个政治宗教结构的实质。

路德的本性和大部分日耳曼人的一样，是感伤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话才足以向人们指出通向永恒世界的道路。

但这实在太模棱两可了，根本不对这位伟大的法国宗教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可以是希望的灯塔，但是道路漫长黑暗，还有能使人忘记自己目的的各种**。

然而这个新教牧师却不会走弯路，他是个例外。他知道所有陷阱，也不会被收买。如果偶尔要走出正道，每周的教士例会就很快能使他认清自己的责任，在会上，所有名副其实的正人君子都可以自由地相互批评。因此他是所有真切追求拯救的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我们爬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导游偶尔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一堆岩石的险处，了解一块看起来很平坦的雪地的危险，他们对自己所照顾的旅行者有完全的命令权，哪个傻瓜胆敢不听命令，批评的话便会劈头盖脸泼下来。

加尔文的理想公国中的教士也有同样的责任感。对那些跌倒了、要求别人扶起来的人，他们高兴地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一意孤行的人只要想离开已经开辟好的道路，要做迷途羔羊，那么牧师伸出去的手就会先缩回来，再立马变成拳头，给予他又快又狠的一击。

在其他许多宗教组织里，教士也喜欢使用同样的权力。但是地方长官嫉妒他们的特权，极少允许教士与法庭和行刑官抗衡。加尔文知道这些，在他的管辖区，他建立了一种教会纪律，实际上超过了法律。

大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怪异的错误历史概念，还流传甚广，但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说法国人（与它毗邻的日耳曼族相比）是热爱自由的民族，憎恨所有的管辖。数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在官僚体制的统治之下，很庞杂，却比战前普鲁士[21]政府的效率低很多。官员们上班迟到早退，领子也系得不周正，还抽着劣等纸烟。要不然他们就乱搞一顿，引起人们反感，像东欧的政府官员一样，而公众却很温顺地接受官员们的粗鲁，这对于一个醉心于反叛的民族来说真是使人惊讶。

就热衷于集权这一点来看，加尔文是个典型的法国人。他在某些细节上已经接近了拿破仑成功的诀窍。但他不像那个伟大的皇帝，缺乏个人的雄心大志，他的胃口很差，也没有幽默感，只是个严肃得可怕的家伙。

他为了寻找适应于他那个耶和华的词句，翻遍了《旧约》，然后让日内瓦人接受他对犹太历史的解释，把它作为上帝意愿的直接体现。一夜之间，罗讷河的这座迷人城市变成了悲哀的罪人云集之地。由六个教士和十二个长者组成的城市宗教法庭日夜监听着市民的私下议论。谁被怀疑有“受禁的异教观点”的倾向，就会被传讯到长老会法庭，他的所有论点将被检查，他要解释是从哪里、怎样得到那些向他灌输有害思想使他迷失路径的书的。被告如果有悔过表示，使可免刑，判处他到主日学校[22]旁听。如果他固执己见，便要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城市，不许再在日内瓦联邦管辖区内露面。

但是与所谓的“教议会上院”发生矛盾，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一点正统感。下午在邻村玩一玩滚木球，如果被控告（常常会这样），便有理由被狠狠责骂一番。而开玩笑，不管有用没用，都被认为是极恶劣的行径。婚礼上搞一些智力题目就足够锒铛入狱了。

渐渐地，这个新天国里充满了法律、法令、规则、命令和政令，生活变得无比复杂，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玩扑克牌，当然也不许赌博。不许举办生日宴会，不许举办乡间市场，不允许有丝绸和所有外表华丽的装饰品。允许的只是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个思想主张鲜明的人。

胡乱的禁止可以免除罪孽，但不能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来源于内心的启迪。于是建立了优秀的学校和第一流大学，鼓励一切治学活动。还建立了有趣的集体生活，以吸引大家的剩余精力，使人忘记苦难和限制。加尔文的制度如果完全不考虑人的情趣，就不能存在下去，也就不会在近三百年历史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所有这些要归功于一本论述政治思想发展的书。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事业做了些什么，结论是，新教徒的罗马一点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强。

我在前面几页历数了可以减轻罪孽的情况。那个时代有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23]，不少荷兰城市被夷为平地，所以，不必指望一方（而且还是弱势一方）能实行宽容政策，那无异于自取灭亡。

但这并不能开脱加尔文煽动法庭杀害格鲁艾和赛尔维特的罪责。

在第一个人的案件中，加尔文尚且可以说，雅克·格鲁艾有重大嫌疑煽动市民暴动，是图谋推翻加尔文主义的政党。但是，塞尔维特[24]很难说是否对社会安全，也就是对日内瓦构成了威胁。

若参照现代护照的规则，他只是“过境者”，再过二十四小时就离境，但他误了船，为此丧了命。这是个耸人听闻的故事。

麦格尔·塞尔维特是西班牙人，父亲是受尊敬的公证人（这在欧洲有法律依据，不只是拿着盖章机看人家签了字便索取两毛五的年轻人）。麦格尔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被送到图卢兹[25]大学。那是个幸福的时代，所有课程和国际接轨，都用拉丁语教学，只要掌握了五种词尾变化以及一些不规则动词，就可以把全世界的知识都收入囊中。

塞尔维特在法国大学里认识了胡安·德·金塔那。金塔那不久成为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教父。

中世纪的皇帝加冕很像现代的国际展览会。1530年，当查理在博洛尼亚[26]举行加冕仪式时，金塔那把塞尔维特带去做秘书。这个聪明的年轻西班牙人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他像当时的许多人，有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在以后的十年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有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个很有潜力的医生，在研究神学时产生了血液循环的想法。这可以在他的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第十五章中找到，检查过塞尔维特著作的人竟没有看出他的这样一项最伟大的发现，这充分说明十六世纪神学思想的偏执。

塞尔维特要是坚持医学研究该有多好啊！他可以活到老年平安死去。

但他简直不能避开那时被激烈争论的紧要问题。他认识了里昂的印刷厂，便开始对形形色色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今一个慷慨的百万富翁可以说服一所学院把“三位一体学院”改成一种流行烟草的商标，而且还安然无事。宣传机器说，“丁古斯[27]先生如此大方解囊，难道不好吗？”大家便说：“阿门！”

今日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再对亵渎神明这种事情感到震惊，因而要想描绘过去的情况——在那时，仅仅怀疑一个市民对三位一体说了些不敬之言，便足以使整个社会陷入惊恐——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要是不充分体会这些，就不能理解十六世纪上半叶塞尔维特在善良的基督徒心目中所造成的恐怖。

他根本不是激进派。

他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自由派。

他抵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认的三位一体旧信仰。由于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正确，便给加尔文写信，建议到日内瓦和他进行私人会晤，彻底讨论整个问题。他写信是犯了极大的错误。

他没有被邀请。

其实他也不可能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大法官已插手此事，塞尔维特入狱了。法官早已风闻这个年轻人的亵渎行为，因为他秘密收到了受加尔文指使的日内瓦人送来的一封信。

不久，又有一些手稿证实了对塞尔维特的控告，也是加尔文秘密提供的。看来加尔文并不在乎谁绞死这个可怜家伙，只要他被绞死就行。可是宗教法官玩忽了圣职，赛尔维特跑掉了。

他首先想穿越西班牙边境，但他的名字人所共知，长途旅行穿过法国南部很危险，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和地中海。

1553年8月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他来到日内瓦。他本想搭船到湖对岸去，可是在安息日将近的时候是不开船的，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日，当地人和陌生人都不许逃避宗教礼拜式，否则便是不端行为。塞尔维特也去教堂了。他被人认出来，遭到逮捕。塞尔维特是西班牙国民，没有被指控违反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但他在教旨上是自由派，不敬神明，胆敢对三位一体发表异端言论。这种人要想得到法律的保护才是荒唐哩。罪犯或许可以，但异教者却不行！他不由分说被锁进肮脏潮湿的小洞，钱财及一切个人物品全被没收。两天后，他被带上法庭，要求回答问题单上的三十八个不同问题。

审判延续了两个月零十二天。

最后，他被控有“坚持反对基督教基础的异端邪说”罪。在谈到他的观点时，他的回答使法官暴跳如雷。对这类案件的一般判处，尤其是对外国人，是永远赶出日内瓦城，而赛尔维特的案子却是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国法庭也重新开庭审理这个逃亡者的案子，与新教徒达成同样结论，判处塞尔维特死刑，并派出司法长官到日内瓦，要求把罪犯交给他带回法国。

要求被回绝了。

在日内瓦也能执行火刑。

走向刑场的路程确实很艰难，一队牧师跟着这异教者走完最后的旅程，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服。极度的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人们出于对可怜牺牲者的同情向火焰里扔出一把刚采集的柴枝为止。对于喜欢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来倒是有意思，不过还是略过不谈为好。死刑多一个或少一个，在宗教狂热、放肆、无忌的年代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塞尔维特案件不会事过境迁，它的后果实在可怕。业已**裸地表明，那些新教徒虽然口口声声地叫嚷“保留己见的权利”，实际上不过是伪装的天主教徒，心胸狭窄，对待不同意见者像对敌人一样残酷；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建立他们自己的恐怖统治。

这个指控是严肃的，不能只耸耸肩膀说“咳，你还能期望什么”便一了百了。

我们有关于这次审判的大量材料，也详细知道外界是怎样看待这次判决的，读起来的确令人痛心。加尔文曾经出于一时的慷慨，倒也建议过不烧死塞尔维特，改为砍头。赛尔维特感谢他的仁慈，却要求另一种解决方法。他要求获释自由。他坚持认为（道理全在他这一方）法庭对他没有裁判权，他只是探求真理的正人君子，因此有权利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对手加尔文大夫辩论。

但加尔文不要听这些。

他已经起过誓，这个异教徒一旦落入手中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信守誓言。他要给塞尔维特判罪，就必须得到头号大敌——宗教法庭的合作，但这无关紧要，如果教皇有可以进一步给那个不幸的西班牙人加罪的文件，他甚至也可以与教皇携手。

还有更糟的事情。

塞尔维特临死的那天早上求见加尔文，加尔文便来到又黑又脏的牢房。

此时此刻，他应该大度一点，也要有点儿人性。

他全都没有。

他站在这个两个小时后就要去见上帝的人的面前，争辩着，唾星四溅，脸色铁青，大发雷霆，却没有一句怜悯仁慈的话，一个字都没有。有的只是恶毒和仇恨：“活该，顽固的流氓。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

塞尔维特死了。

尽管人们为他建了雕像和纪念堂，但这不可能让他死而复生。

加尔文也死了。

尽管人们写下了上千卷的诅咒，但这也不会惊扰到孤坟里的他了。

他们都已作古。那些狂热的宗教改革家们在审判时战战兢兢，生怕亵渎神明的流氓逃掉；教会的坚定支持者在行刑后赞美欢呼，相互写信道：“日内瓦万岁！恶棍终于死了！”

他们全都死了，也许最好也被人们遗忘。

我们只需要留心一件事。

宽容就如同自由。

只是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永远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

为了子孙后代中的新的塞尔维特，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吧。

[1]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代表作有《诗集》《新诗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论集《论德国的宗教和历史》《论浪漫派》等。

[2]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前323年），马其顿王国国王。他统一了因敌对交战而分裂的希腊诸城邦，又征服了波斯、埃及和许多王国，直至印度边界。

[3] 特洛伊的海伦，希腊传说中的美女，原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后被特洛伊国王的二儿子帕里斯拐走，因而引发特洛伊战争。

[4] 约翰·多伊，这个名字常常和理查德·罗伊一起出现，最初是不成文法诉讼中假想的原告与被告的名字。现在法律中常用他们指身份不明的一方，且更常用约翰·多伊这个名字。这里仅仅作为假想人名。

[5] 昆士敦，又称皇后镇，新西兰的一个被南阿尔卑斯山包围的美丽小镇，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美丽城市。

[6] 哈利法克斯，加拿大诺瓦斯科迪亚省首府，一个海港城市。

[7] 菲狄亚斯（约前490年—前430年），古希腊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

[8] 贺瑞斯，罗马抒情诗人、讽刺作家。

[9] 《申命记》，《圣经·旧约》第五卷，一般认为是摩西作品。

[10] 依纳爵·罗耀拉（约1491年—1556年），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出生于西班牙，后从军，1521年被法军炮弹击伤右腿，终生残疾。1528年至1535年在巴黎大学深造，在此期间邀集一批同道，创建了耶稣会。

[11] 贡比涅，法国中北部城市。

[12] 教皇庇护四世，罗马教皇，1499—1565年在位。

[13] 1533年，加尔文的挚友尼古拉斯·科布出任巴黎大学校长，加尔文帮助他起草就职演说词时，强调宗教改革是大势所趋，被法国王室认为是异端。

[14] 威廉·法洛尔，法国宗教改革家，生于加普。1509年在巴黎大学学习，后任多种神职，为逃避当时对宗教改革者的迫害，前往瑞士，1532年赴日内瓦。

[15] 但以理，《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著名先知。

[16] 尼布甲尼撒（约前630年—前561年），巴比伦国王，攻占并焚烧了耶路撒冷，捉住了但以理。

[17] 萨沃依，萨沃依家族是意大利的一个皇族，1416年在罗马皇帝的支持下首次获得公爵领地。1536年，撒萨沃伊公爵对日内瓦的统治权被终止，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接管了萨沃伊家族的全部领地。

[18] 阿珥罗卜若革斯人，古代高卢凯尔特人部落。生活在今天法国、瑞士的边境，包括日内瓦。

[19] 莱蒙湖，即日内瓦湖。欧洲最大的湖泊，面积约583平方公里，横跨瑞士—法国边境一带。

[20] 以西结，以色列先知。《圣经·旧约》中有一卷《以西结书》，共四十八章，传为先知以西结所作。

[21] 普鲁士，位于北欧，1701年起成为王国，1871年成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22] 主日学校，基督教教会最初为了向儿童灌输宗教思想，在星期天开办的儿童班，后来对象则扩大到各年龄人士。

[23] 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1572年8约23日从巴黎开始的屠杀法兰西胡格诺派教徒人士的惨案，发生于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前夜，故名。

[24] 塞尔维特（1511—1533），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出生于西班牙北部纳瓦尔的都城。

[25] 图卢兹，法国南部城市。

[26] 博洛尼亚，意大利城市。

[27] 丁古斯，原指一种叫不出名字或一时忘了名称的东西，用在此有诙谐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