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动**变革总会制造出一些奇怪的同盟者。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堂而皇之地印在一本受人尊敬，并可供一家老小阅读欣赏的书上；但是若在公共场所谈及拉伯雷[1]，则被认为是有伤大雅。确实，这个人很危险，以至于国家都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天真的儿童触及他的那些“邪恶”的作品，在很多国家里，他的书只能从胆量更高的书贩那儿得到。

当然，这还只是那些骗人的官僚，利用恐怖统治强加于我们的许多荒唐事情中的一件。

首先，拉伯雷的书对二十世纪的普通民众来说，就像《七个尖角的阁楼》和《弃儿汤姆·琼斯》一样枯燥无味。很少有人能读完冗长繁琐的第一章。

其次，他的作品中也并没有什么寓意和启发性。拉伯雷用的词汇在当时很通俗，如今却不常用了。然而，在那一片碧蓝的田园时代，那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靠土地为生的年代，因此“铁锹”（Spade）就是“铁锹”，母狗（Lady-dog）也不会被理解为“贵夫人的狗”。[2]

不过，人们目前针对这位出色的外科大夫的著作的反对意见，不仅仅限于反对他那丰富但有些过于直率的用词，而是比这深刻得多。这是因为，许多杰出人物对于那些对生活拒绝持绝望态度的人的观点感到无比恐惧。

在我看来，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对生活说“是”的人，另一种则是对生活说“不”的人。前一种人接受生活，勇敢地和生活争斗，并充分利用命运所赐予的一切。

后一种人也接受生活（他们又怎能不接受呢？），但是对命运的赐予嗤之以鼻、抱怨不休。就好比一个小孩本想要木偶玩具或小火车，结果却得到了一个小弟弟。

一方面，“是”派的同胞们，很乐意接受那些郁郁寡欢的邻居对自己的评价，并注意处处宽容忍让他们，即使“不”派将悲伤的情绪弥漫整个大地，或者因对生活感到失望而到处修建起可怕的纪念碑，等等举动，“是”派的人也不会去阻拦。另一方面，“不”派的伙伴却极少向“是”派的人给予和前者相同的待遇和情怀。

事实上，如果可能的话，一旦有机会，“不”派便会立即把“是”派从这个星球上清除干净。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不”派为了满足他们灵魂深处的嫉妒之心，便会无休止地迫害那些主张“世界是属于生者的而不是属于死者”的人。

拉伯雷大夫属于第一种人，他的病人，或者他的思想，从未向往过墓地。当时这无疑是件憾事。但是，似乎人们也不可能都去做掘墓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一些像波罗尼厄斯[3]这样饶舌的人物；不然的话，如果世界上到处都是哈姆雷特式的人物，那该有多恐怖。

至于拉伯雷的生平，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之处。由他的朋友撰写的关于他生平的著作里，有些许情节被遗漏了，但可以在他敌人撰写的大量作品里找到，因此，我们可以对他一生的经历有一个相当准确地了解。

拉伯雷所处的时代是紧随伊拉斯谟之后的一代，但他生活的世界仍被僧侣、修女、执事和各种类型的托钵僧们把持。他出生在法国芝农，父亲不是药剂师就是醑剂商（十五世纪这两种职业并不相同），家境富裕，因此有足够的钱供儿子在好的学校念书。在那里，年轻的弗朗索瓦结识了杜贝拉·兰格家族的后裔。那个家族在当地颇有些名气，那些男孩子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具备写作的天赋，偶尔也能打仗。他们“老于世故”——这个词常常被曲解，我这里取其褒意。他们是国王的忠诚侍从，担任很多社会要职，而仅一个头衔便可以把他们打入众多责任和义务、但极缺乏乐趣的生活。他们有的成为主教，有的成为红衣主教，有的则是大使；他们翻译古典文字作品，编撰炮兵、步兵训练手册，出色地完成了贵族应做的许多事务。在那个时代，一个贵族头衔带来的不是充满乐趣的快乐生活，而是无尽无休的责任和义务。

从杜贝拉家族后来对拉伯雷的友谊可以看出，拉伯雷并不只是一个陪他们饮酒作乐的有趣的食客。在他人生遭遇坎坷与挫折之时，总能得到他那旧时同窗的帮助和支持。不管何时他和他的上司产生矛盾，发生了纠纷，杜贝拉家族古堡的大门都会向他敞开，为他排忧解难；假如偶尔在法兰西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对这个年轻执着的道德学家什么不利的情况，便总会有一个杜贝拉家族的人恰好奉命出国，并急需一位既懂点医术又有拉丁文造诣的学者做秘书。

这个细节不容忽视。不只一次，我们这位博学大夫的生涯似乎就要在不幸中突然终结，而他那颇具影响力的老朋友的势力干预，又将他从索邦神学院的愤怒中或加尔文主义者的怒火中解救出来。那些加尔文主义者对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本来他们已经把他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但是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情地嘲讽加尔文派大师偏执的宗教热情，认为他狂热、偏见、残忍，和他在枫蒂南和马耶萨斯那些三杯酒下肚就将神圣和圣洁什么的完全抛在脑后的同僚没有什么两样。

两个敌人中，索邦神学院当然更具危险性。加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斥责，但一超出细小而狭长的疆界，他的雷霆之怒就会像爆竹一样，没有什么威力了。

而索邦神学院就不同了。它和牛津大学一道，顽固而坚定地支持正统派和“旧的学说”，一旦有人胆敢挑战或质疑它的权威，它绝不会对这些人手下留情，并且，法兰西国王和他的刽子手也会心照不宣地予以鼎力合作。

唉！拉伯雷一毕业，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喜欢喝上等的美酒，也不是他喜欢讲那些僧侣同伴的有趣故事。他所做的事情比这些更加糟糕，那就是他无可救药地迷上了邪恶的希腊文。

这消息一传到他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长那里，上司便做出了搜查他住所的决定。在他的住所，他们发现了许多的违禁书籍，其中包括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还有一本希罗多德[4]的书。

这可真是个可怕的发现。虽然他的那些朋友权大势强，但也是费尽周折，多方活动，才使他得以解脱困境，逃过一劫。

在教会发展史中，这一阶段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奇妙的阶段。

起初，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修道院是社会文明的先行者，僧侣和修女在促进教会利益方面付出了无法估量的努力。不止一位教皇曾预料到，如果一个修道院的势力发展得太过强大，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和以往一样，明明所有人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最终却还是什么也没有做，迟迟不见有所行动，其结果就是任其越发壮大。

在新教徒中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天主教会是个稳定的组织，该组织由少数傲慢的贵族平稳地、自然而然地把持着，内部不应该有任何动乱；而其他所有由普通平民组成的组织则必然与内讧如影随形。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也许正如前面提到的一个原因，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有可能是因对某一个词的错误解读而造成的。

在一个热衷于民主理想的世界，很容易就会被一个“一贯正确的人”的观点给吓唬住了。

因此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流行的观点和说法，“一个庞大的组织，假如只是一个人说了算，而其他所有人只需跪下来高喊‘阿门’表示服从，那么管理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对一个在新教国家长大的人来说，要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形成一个正确、公正、全面的理解和认识，那真是难上加难。然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像美国的宪法修定案一样，少之又少。

此外，重大决策的形成，总是要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而做出决定之前的最后那场争论，常常会动摇教会的稳定。因此，通过这样的程序而产生的决议或宣言是“一贯正确”的，正如同我们的宪法修正案也“一贯正确”一样，因为它们是“最终”的决议，一旦明确地写进了国家的最高法律之中，那么其他任何争执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一切都到此结束。

如果有人声称，要统治管理美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发生了什么紧急状况，所有的人都会坚定地站在宪法的一边，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这无异于就是在说，既然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有关信仰的重大问题上，都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那么，他们一定是一群温驯的羔羊，心甘情愿地把拥有自己独特想法的权利都放弃了。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居住在拉特兰教堂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就大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只要对最近一千五百年来的历史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主张宗教改革的人，常常会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映，罗马当权者对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5]满怀仇恨谴责的那些罪恶似乎全然不知晓。由于他们过于追求美好的事业，其实他们自己才真正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者看问题有失公正，不能处理好他们对美好事业的热情。

这些人，如阿德里安六世[6]和克雷芒七世[7]，很清楚他们的教会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致命的问题。不过，能够指出丹麦王国里腐败堕落的现状是一回事，而能改正弊病挽救局面则是另一回事，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最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个不幸的王子（指哈姆雷特）是美好幻觉最后的一个受害者，他以为靠一个正直诚实之人的无私的努力，那几百年的错误统治便会在一夜间得到纠正。

也有许多聪明的俄国人知道，统治他们帝国的旧式官僚机构已经腐败不堪，效率低下，对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已经构成巨大的威胁。

他们也曾做出了如暴风雨般巨大的努力，推行改革，到最后依然是以失败告终。

那些曾经也有那么一刻思考过这个问题的美国人，又有多少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若是建立民主式的政体而不是代议式的政体（正如共和政体的创立者们所向往的那样），最终会导致社会陷入一系列的混乱啊！

可是，即使看到这一点，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这些问题最终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已经变得极其复杂了，除非经历一场社会大动乱，不然是很难得到解决的。然而这种社会大动乱是极为可怕的事情，大多数人都力求避免其发生。这些人认为，与其走极端，不如对陈旧的和衰老的机器（体制）做一番修补，并祈祷奇迹发生，让它再次运转起来。

由许多宗教教派建立和维持的专横的宗教以及社会专制制度，是中世纪末期最臭名昭著的罪恶。

历史无数次地显示出“树倒猢狲散”（主帅一跑，军队也跟着主帅一起逃跑）的局面。说的更直白一些，这种形势已经完全脱离了教皇的掌控。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稳住自身阵脚，改善加强组织内部的管理，同时尽力阻止像那些托钵僧（他们共同的敌人）遇到的那样糟糕厄运的到来。

伊拉斯谟就是频频受到教皇保护的学者之一。不管是鲁汶刮起狂风暴雨还是多明我教会暴跳如雷，罗马总是不加理会，并指着这个无视命令的人无奈地表示：“由着这个老头子去吧！”

经过上述的介绍，我们对下面叙述的情况便不会感到惊讶：头脑敏捷但桀骜不驯的拉伯雷，经常在他的上司要降罪于他的关键时候，总是能得到罗马教廷的帮助；并且，当他的研究工作接连不断受到干扰而无法进行下去，生活也不堪忍受的时候，他也总能顺利地得到教廷的许可而离开修道院。

因此，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掸去脚上马尔塞斯的尘土，转而前往蒙彼利埃[8]和里昂学习医学课程。

他的确才智、能力非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个昔日本笃会[9]的独身僧人就成为里昂市医院的内科主治医生。不过，在他获得这些荣誉以及头衔之后，他那不安分的灵魂便又开始寻找新的乐园栖息地。他没有扔下药粉和药片，但是除去学习解剖学（这绝对是一项新的研究学科，其危险程度与研究希腊文不相上下）之外，他还开始摆弄起了文学。

位于罗纳河峡谷中心地带的里昂市，对致力于纯文学的人是个理想的城市。而且毗邻意大利。只需轻快地走上几天，就可以到达普罗旺斯。在那里，虽然特鲁巴杜尔[10]的古代乐园在宗教裁判所的手中化为狼藉，但是那伟大古老的文学传统还没有完全丧失。而且，里昂的印刷技术也以质量上乘而远近闻名；书店里，各种最新出版的书籍、刊物应有尽有。

当地一个叫塞巴斯蒂安·格里弗斯的大印刷商，他要找人编辑中世纪经典作品文集，理所当然地想起了这个新来的、被称为学者的医生。他雇用了拉伯雷为他做这项工作。拉伯雷先是整理了盖仑[11]和希波克拉底[12]那博大精深的医学论文和著述，紧接着又整理历书和注释的集子。正是从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开端中，产生出了这部奇特的大卷本，它使编辑者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名作家。

拉伯雷追求新奇事物的这种天赋，不仅使他成为著名的执业医生，还成为成功的小说家。他做了许多以前少有人敢做的事情，开始用普通大众的语言写作。他打破了千年的旧传统，因为传统的写作条例规定，有学之士写书必须用那些普通民众看不懂的文字。而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用法语写作，并且还用的是1532年那个时间民间通用的、不加任何修饰的地方话。

关于拉伯雷脑海里何时何地，如何构思出他那两个心爱的主人公——巨人卡冈杜亚和庞大固埃，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倒是很愿意把这个问题留给那些研究文学的专家们去探讨。说不定，这两人是异教的神灵，凭借本性，经受住了一千五百年来基督教的迫害和鄙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拉伯雷是在一阵令人狂喜的灵感中发现这两个人物的。

无论如何，不管是什么促使拉伯雷写这两个人物，他都给各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可能再获得比“他的作品大大增多了人们的笑声”更高的赞誉了。然而，他的作品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庸俗的所谓“趣味书”；它有其严肃深刻的一面，通过对人物的讽刺描写，为宽容事业打出了勇敢的一记重拳。这些人物是宗教恐怖统治的罪魁祸首，而正是这种恐怖统治造成了十六世纪上半叶不计其数的苦难。

拉伯雷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他避免用直白的语言进行攻击性的评论，这样会给自己招惹麻烦。他秉持的原则是：监狱外面一个活泼的幽默家，胜过监牢里面一打子脸色阴沉的改革者。因而，他避免了过分表露他那极不正统的观点。

但是，他的敌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意图。索邦神学院很明确地斥责了他的书，巴黎的国会也把他的书列入了黑名单。没收并烧毁一切在其管辖范围内所能找到的任何一本他写的书。但是，尽管刽子手们迫不及待地要销毁这些书（他们是当时官方指派的有权销毁书籍的人），拉伯雷的这本《巨人传》仍然是畅销的经典作品。差不多四百年以来，它不断地给那些能够从善意的幽默和讽刺的智慧的作品中汲取乐趣的人们以启发；并且还总是让那些认为“真理女神嘴边一旦挂出一丝微笑，就不再是个好女人”的人感到烦恼不安。

至于作者本人，他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被看作“一本书而闻名天下”的人。他的朋友杜贝拉家族自始至终都对他非常忠诚。不过，拉伯雷一生都很谨慎，虽然他的“十恶不赦”的作品是在这些权贵朋友的“特别关照下”才得以发表，但是他从来都是和他们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

拉伯雷冒险去了一次罗马，在那里，他非但没有遇到任何麻烦，相反却受到了热忱的欢迎。公元1550年，他回到法国，住在默顿，三年后离开人世。

然而，我们无法准确衡量这样一个人到底给世界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他毕竟是个人，不是电流，也不是一桶汽油。

有人说他仅仅是在摧毁。

也许是这样的吧。

可是，在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年代里，正是人们大声疾呼迫切需要有一支能摧毁旧的社会的队伍的时候，也恰恰需要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来领导。

他们打算建立起新的大厦来取代旧的，但是这些新的大厦和旧的一样丑陋不堪、龌龊难看，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不管怎样，那是下一代人的过错。

他们才是该受到责备的。

他们本来有机会重起炉灶、改弦易辙，要知道这样的机会不是经常会出现的。

然而，他们却错失了这个良机；愿上帝宽恕他们吧。

[1] 拉伯雷，（约1493年—1553年），法国作家，以辛辣讽刺的作品著称。

[2] 英文中“spade”这个词还有扑克牌“黑桃”的意思，“lady-dog”则既有“母狗”也有“贵妇狗”之意。

[3] 波罗尼厄斯，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是一个多嘴的大臣，一个乐天派。

[4] 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年—前42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学之父。

[5] 茨温利（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

[6] 阿德里安六世（1459—1523），1522—1523年为教皇，是唯一当选为教皇的荷兰人。

[7] 克雷芒七世，瑞士籍伪教皇，1378—1394年在位。为历时四十年的西方教会大分裂时期的第一代伪教皇。

[8] 蒙彼利埃，法国南部城市。

[9] 本笃会，亦称本尼狄克派，是天主教隐修会之一。

[10] 特鲁巴杜尔（Troubadours，或译行吟诗人）。普罗旺斯诗人称为特鲁巴杜尔。骑士抒情诗俗称“普罗旺斯抒情诗”，主题多是讴歌骑士之爱。

[11] 盖仑，公元二世纪古罗马名医。他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提出的关于人类气质类型的理论。

[12]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年—约前377年），古希腊著名医生，被尊为“医学之父”。